本报组织的有关中青年科研人员“过劳死”问题的座谈会在科教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存在于社会大背景下的精英群体，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健康状况事实上不止于健康问题，它折射的东西还有很多，既包括整个社会转型期的，也包括政策的、体制的和机制的。单就记者目光所及，看到的是中青年科学家群体肩上的四副“重担”。

　　在中国短短几十年科技发展里程中，科学家“英年早逝”现象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如果第一次以蒋筑英为代表，第二次大概可以以不久前清华大学两名青年教师的先后辞世为标志。如果蒋筑英早逝可以被看成科学家为推动科技本身发展而作出的牺牲，那么，这一代科学家在科技之外，还可能不得不为全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各种努力。目前中国科技界精英至少肩挑“四担”：探求科学内在本质、担负国家战略责任、管理组织同行以及家庭责任。这些背负集于一身，且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懈怠。这一切，是中国社会转型不期然中悄悄降落于他们身上的任务。他们身不由己，没有退路。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倒下，多数人或重或轻出现找不到病因的症状，不多的人表面尚且健康。

　　为推进科学，打时间差。如果人们有机会去某科研机构，不难发现，在这家科研机构中早去晚归的人很多。一般就科研机构的领导而言，每一天的日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被排得满满的。这些日程的安排基本属于日常会议或事务处理，大多与科研的具体工作不很紧密。但这些科研单位的领导，多出自纯粹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难以也不可能舍下自己的研究课题，怎么办？“打时间差”。

　　因此，“打时间差”是如今科研单位管理者普遍的行为。怎么打时间差呢？

　　资环领域的一位研究所所长介绍，每天上午8点～11点半，所里的人有事会敲他办公室的门，谈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问题。在此后的1个半小时，他吃饭后，便静心思考或处理自己的科研课题；下午5点后，亦是他自己的“自由”时间。当问及他身体状况时，他说，每年体检各项指标均不错，但从周一到周五，他只能依靠安眠药入睡。否则，第二天可能难以支撑工作。

　　记者见到，另一位所长每天早晨7点到办公室，因为8点半后，他可能需要忙于接待外宾等一些事务，但这之前的一个半小时，他是“自由的”，可以考虑实验中的问题。

　　还有一些所长或书记，多利用晚上开展科研业务，周六、周日更不用说是难得的“自由”时间。

　　为国家和社会，默默奉献。人们知道，中国社会进入转型以来，科技界不仅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要想办法解决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国家需要开展各种问题的战略研究，有科学自身的，也有社会性的。各个专业领域中展露过头角的中青年科学家，会经常被有关部门抽调去研究或研讨诸多问题。

　　如世界性能源危机，中国该怎么应对？能源领域的中青年科学家，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可谓责无旁贷。他们怎么能只考虑自己的科研进展呢？怎能仅考虑本研究所的发展？他们必须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为国家出谋划策。在从事这类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留名，更不可能向有关部门索取报酬，而往往需要下大工夫。他们深知，这涉及全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危，必须奉献自己的才智。

　　再如，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试点各单位除了承担国家的各种科研任务之外，还需尝试其他支撑服务体系的社会化，这里各种人际关系、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合情合理的改革之路，是需要他们大胆尝试且必须谨慎小心的。而处理这类问题，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则可能会背上恶名。关键是他们不能不花费时间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为家庭，虽然可以要求“理解万岁”，但家庭的责任是无法逃避的。如果孩子需要找学校上学，不论父亲或母亲，不可能不去努力。有位不久前从英国回来的科学家，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苦苦跑了几个月。

　　还有位年轻院士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最遗憾的是我妻子为我生孩子时，我不在她身边，在国外。”

　　另有很多研究人员说，“孩子对他意见最大，‘你只顾自己的工作，从来不管我。你是最自私的’。”

　　所以，往往工作上取得很好业绩的人，不一定是个好丈夫或好儿子或好父亲。

　　然而，最糟糕的是，中青年科学家虽然非常年轻，但身体状况却出现老年人的症状。据最新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地区，平均死亡年龄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53岁。显然，“四重担”已压得他们难以喘过气来，除了透支身体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