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民族英雄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相会。那是1841年7月的一天，魏源诗云：“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当晚同宿一室，“与君相对榻，三度两翻苹”，看来都没睡着。此前一年，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曾指挥他的“翻译小组”编译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当晚，林则徐将书稿全部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接受嘱托，搜罗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一年后成书，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1851年，中国一艘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照例查检违禁品，翻出3部《海国图志》，经检查官审读，认定是禁书。据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这是“魏源《海国图志》初次传入日本的确切记录”，最终都被幕府官员和学者买去。此后几年，《海国图志》仍不断偷渡日本，计有15部，有的“被官方征用”，有的流入市场，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有历史学家极而言之：正是《海国图志》掀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

　　19世纪50年代初，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却仍然是停滞的封建国家，自1636年颁布“锁国令”，长达200年，除漂流海外的渔民，没人去过外国。惟有长崎一港，有限度地接受中国商船。这种孤立状态在1853年被美国佩里舰队打破，转年更兵临江户(东京)湾，逼迫日本屈服，两年后缔结《日美亲善条约》。以进入近代史的起点而论，中国战而降，日本不战而降，结果都是签订不平等条约，最终门户开放。

　　《海国图志》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它的祖国，此书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一个原因是：大清士大夫认为，鸦片战争并非败在技不如人，国力不如人，而是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被奸臣所害；只要林则徐复起，打败帝国主义不在话下。史学权威蒋廷黻先生说，为此“中国不思改革达20年之久”。《海国图志》东渡扶桑，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机缘，但书商深恐卖不出去，书款收不回来，这才让它远渡东洋，难说不是原因之一。

　　当年，地理专著一点都不专。著者介绍世界地理时，无不将忧国忧民之思融会书中，林则徐如此，魏源更是如此。《海国图志》主旨，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已是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思想，而如何造西洋炮、造西洋船，这样的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搜集到手，无不汇聚书中。可惜，这一切都被国人弃之如敝屣，而日本人却如获至宝，通过不断转译翻刻，使之成为日本朝野上下革新内政的“有用之书”。半个世纪后，梁启超先生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前辈们，“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这场维新活剧的主角之一，是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描述：此人热心洋学，曾自铸西洋炮，开办象山书院，融合东西学术。他在读到魏源的书后，感慨拍案：“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其弟子吉田松阴青出于蓝，“他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维新改革主张。他说：万国环绕，其势如此，若我茫然拱手立于其中，不能察之，实在危险得很。”他与老师商议，实地考察魏源《海国图志》中“万国情态形势，乃为规划经纬”，试图冲破锁国铁幕，偷渡海外求学。老师大力支持，弟子却偷渡失败，师生双双锒铛入狱。1859年，吉田松阴被日本政府处死，时年30岁。佐久间象山虽然获释，出狱后却被激进派所刺杀。

　　一部书不能改变国运。但《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际遇却发人深思。1863年，吉田松阴的弟子伊藤博文继承老师未竟遗志，偷渡英国留学。众所周知，他回国后成为明治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四任日本首相。甲午战争中，大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伊藤博文任期内。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撰《激荡的百年史》，认为日本总能在惊涛骇浪中稳操航舵，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人有“卓越的机智”，但“对于那些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这种机智决不会被赐予。”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