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农民工不来了,企业也只好走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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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07
近两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突然陷入了“民工荒”的泥潭，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遭遇“劳动力”资源相对紧缺瓶颈。
为应对“民工荒”带来的成本递增，作为世界知名制造业基地的“珠三角”不得不寻求突围：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及资金优势，通过产业转移打破人力资源制约。于是，泛珠
三角合作应运而生。
在已经开展了两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劳务输入地的广东与劳务输出地的湘赣云贵川围绕“民工荒”展开了积极的对话。
泛珠三角论坛上，“民工荒”成为中心话题
一直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农民工现在成了中国最火的经济区域合作过程中一个中心话题。
7月25日，成都，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粤湘赣云贵川等省的行政长官在主题演讲中，都提出了与相关省区“加强劳务合作”的希望。
四川省长张中伟谈到，四川将继续实施好“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促进劳务输出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为发达地区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湖南省长周伯华说，湖南将大力实施劳务开发战略，致力与沿海地区企业形成长期的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关系。
贵州省长石秀诗表示，积极加强与闽粤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的合作，搞好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组织引导，共同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
作为泛珠三角区域中主要的劳务输入地，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则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劳务合作作为区域合作重点项目之一，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黄华华所说的重要进展主要包括，签订了《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和《泛珠三角区域劳务合作联席会议章程》；举办了泛珠三角9省区劳务合作洽谈暨技术技能人才招聘会，并达成职业资格互认等共识。
这也许是农民工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与关注
围绕“民工荒”话题，作为接收地的经济发达省份与多个作为输出地的内陆省区行政长官们正襟危坐，商谈对策。这也许是自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来，农民工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与关注。
此前，农民工也只有在春节前讨薪时，靠采取过激行动来引起主流社会的一时关注。在这之后，很快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农民工成了中心话题，是因为他们制约了“世界工厂”的发展。
位于珠三角东部的东莞市号称“世界制造业名城”，年吸纳外来民工500万人以上。东莞从2003年开始遭遇缺工问题。据今年初东莞市政府的调查显示，2004年，东莞缺工的确切数字是30万左右，严重缺工的主要有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鞋等行业。为留住工人，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加薪成风，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定局。“农民工”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力明显放大。
而泛珠三角区域中内地各省区是珠三角制造业最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供应地，仅四川一省，就有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常年输往珠三角地区，占总数的三成以上。珠三角企业家的资本、技术资源离开了泛珠各省区廉价、优质的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套，将无竞争优势可言。
“民工荒”问题，能否在泛珠合作的框架内真正求得缓解或解决？我们拭目以待。
民工经济，不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
被称为“川军”的四川民工向来以吃苦耐劳而闻名全国。2004年，四川省共转移劳动力近1500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20余万人；劳务收入达到576亿元，增加102亿元。在四川，许多农业大县同时也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都必须按上级部门确定的指标完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以体现“政绩”。
但专家们指出，作为农业大省，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无可厚非，但民工经济并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在其背后，更蕴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商机。
目前，珠三角一些扛不住劳动力成本压力的企业，已在考虑将生产线和工厂迁移到成本较为低廉的内地，而在本土仅留下总部和研发、营销等环节。泛珠合作范围内的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省区，由此成为珠三角制造业实现升级转型、再造竞争力的广大腹地。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产业的迁移，但是已经出现了这种动向。一部分鞋厂开始将鞋面部分的加工转移到湖南、江西等省份，因为鞋面加工受劳动力的影响最大。去年，江西省信丰县实际引进内资15.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来自珠三角地区，在县工业园就业人数达到3万多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盛霖说，随着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梯度转移已经呈现加速态势，产业梯度转移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会成为新亮点。
■核心提示
农民工：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似乎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一旦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轻视他对中国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是一个拥有上亿“成员”的群体。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农民工是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群体：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同时又不像工人那样有着自己严密的组织，他们大多是小团体活动但又有自己的潜规则。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有必要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再认识。
近年来，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进城主要为打工贴补家用，这些新一代的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但与之不对称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永海透露，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
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必将给这些农民工的未来生活带来各种隐患。于是，与“民工荒”伴随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农民工维权意识普遍增强。
金堂县是四川省的劳务输出大县。县委副书记罗兴国评价说，广东等地出现的“民工荒”是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来的一个强烈“信号”，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也不断提高，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意识在逐步觉醒。
农民工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典型表现就是各地“农民工会”的成立。据了解，目前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会蓬勃发展，已经出现为了争取农民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不少准备外出务工农民的流向开始受到这类工会组织的影响。
[凯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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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外来人口是自私狭隘的决定
作者：曹林
最近深圳市正式宣布，将对外来入深人口施行“控制”政策，以遏制暂住人口过快增长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深圳官方称:在我国国内各大城市中，深圳市暂住人口规模最大、密度最高、流动最频繁。这些问题引发了就业、社保、治安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为此，深圳将建立起疏控结合、人性化的长效人口管理机制(7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以就业和入学政策安排的差别排斥部分外来人口，细致观察深圳的“长效人口管理机制”，其技术含量和理性程度确实比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的“人口准入制”和北京市人大“提高进京门槛”的建议高明得多——不过结果是相差无几的，就是限制了公民自由迁移的流动权，堵住了部分公民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机会。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像北京和深圳一样，为缓解资源紧张和福利摊薄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会选择“控制外来人口数量”这种管理成本最低、最方便的方式，可这种“管理成本最低”，是以堵住许多人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机会为代价的，损害了自由流动的法治原则和利益共享的发展原则，本质上是自私和狭隘的。
为防止这个非正义的原则成为城市管理常态的选择，防止城市一有问题就归咎到“外来人口膨胀”上，有必要以一种理性约束这种城市的自私——在笔者看来，这个理性最起码应包含三个层面。
其一，要具备“享受了优惠政策，就要善待与优惠政策俱来的外来人口”的城市理性。我们看今天许多大城市的辉煌，并非只源于这些城市的独立自强或得天独厚的地利，很多是源于上面给的优惠政策——比如深圳，如果没有当年中央给的特殊政策，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好的就业机会而去一个荒凉的边陲渔村；如果没有后来那许多优惠政策，深圳也不可能有如今的辉煌。那么，接受了优惠政策，就要善待与之俱来的外来人口——市场环境中，人不仅是逐利的，也是逐“优惠政策”寻求发展机会的。如果没有政策的差异，每个地方的发展差异根本不会太大，从而人口也不至于有大的流动。优惠政策属于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追逐优惠政策造就的发展机会——每个城市在向上要优惠政策时，应该有接受与这些政策俱来之一切的责任准备。优惠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而允许流动是消弭这种不平等的惟一途径。
其二，要充分地意识到:“限制外来人口”是所有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选择中最差的选项。解决教育、就业、社保、治安、环境等城市发展矛盾有许多途径，比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挖掘潜在资源、强化分配公平、开发新的空间等等，总之，要尽量追求“某些人状况得到改善，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状况变差”的“帕累托改善”状态。无疑，以此衡量与比较，“限制外来人口”是最差的选项，因为这排斥了外来人口。这种理性下，如果想推行“限制外来人口”，必须先回答这些问题:管理水平是否足够高？资源配置是否足够优化？是否除“限制”外别无选择了？日本东京的城市人口和问题比深圳多多了，何尝听说过东京要“限制外来人口”？
最后，还必须要有这样的理性:如果一个城市实在需要“限制外来人口”解决发展问题，应由中央进行调研后再出台政策。不错，城市在资源的分配上是有一定自治空间的，但毕竟“限制外来人口”是城市“为自利而排他”的一种选择:为本地人享受更多的福利，一个城市可能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排他——为防止城市的自私，这种涉及外来人口权益的决策应经由中央的“必要性”考察后才能出台，如此才能做到客观并“对外来人口伤害最小”。
[南方都市报]
巴人论评
以民为本 本固才能邦兴
我们常常自我感觉不错，认为只要天天学习“思想”“理论”，或搞出个什么别的翻新花样调调来，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最好表白了。然而，在我看来，唱调调只能唱一时，就像总是唱同一支歌、穿同一件衣服一样，人们识破了你那拿红绸子的手段，再用时就不灵便了。
人民对于长期那一套政治盅惑手段早已经耳熟心明了。当那些同样借助欺骗手段而忽视民工力量的经济区域里的企业在一时陶醉得到廉价劳动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在以后会因为对不起民工而倒闭。所以有招不到民工的窘境，完全是长期酷克民工的所作所为形成的。这也体现到，民工的稳定，对于一个地区的所有企业来讲，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了。
古人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天生互为利益的。食人者，人食之；利人者，人利之；欺人者，人欺之；爱民者，民爱之。
在对待民工方面，一些地区的执权者，他们眼里只有老板，而没有民工。甚至将民工流称为盲流。他们哪里知道地区经济的发展却往往正是这些“盲流”们拼命工作才发展起来的。哪里有民工潮，哪里的经济就很快发展起来。如果当年深圳没有内地许多民工的积聚，深圳的发展能有如此迅速吗？！然而，这些地区的管理者们对待民工的态度和政策简直和奴隶主一样视若无睹，毫不关心民工们的权益。最终至于一个地区形成忽视民工利益的区域性经济乖张。
曾经某些地区，一些黑心老板们将民工的加班时间定到20个小时以上，上班时间车间还加上大锁，入厕都需要争抢“黄马甲”，吃饭需要计算钟点，结果还好几个工厂因为火灾而活活烧死掉很多民工。这种奴隶主式管理不仅工资低下，而且纯粹是剥夺人权的霸权行为。就是在北京，许多建筑工地，民工干了活，也依然是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工薪克扣现象非常严重。
全国近两亿多的民工，执政党却总是看不到，连一个专门针对民工的人身权益保障条例也没有。天天吼调子，可轮到做事情就是看不见。两亿多民工，影响的是全国八亿多农民。为什么就看不见呢？说看不见么，可当年打游击征军粮却尽往农村里跑。等到依靠农民养大了，却完完全全看不到这些个穷地方了。
古人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兴。看看今天这种对待民工们的策略，实在是看不到有什么固本的好举止。号称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号称为人民谋福利，民工们却连基本的血汗钱都要不回，还能够算是平等吗？！民工们没有什么养老金一说，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可享，就是基本的居住权、健康权也都屡遭否定。大社会付出，小集团得利，社会基础还在一步一步地被掏空。
事实上，善与恶从来都是做出来的！就是腐败，也不是吼唱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执政党对待民工的态度，从全国大环境来讲，将直接决定其所能存在的时日。今天的民工远不是旧社会下一字不识的农民了，他们在艰难生存的缝隙中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在科技大发展的背景下懂得了更多的道理，那种还想依靠欺骗伎俩继续统治的路子显然绝对是走不下去了。
我要特别明确一下：只有光明正大起来，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共享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才可能化解长期忽视民工权益的社会危机。
[莫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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