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天下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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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5-08-16
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集全国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企业界、社科界和管理界精英智慧之大成，体现了充分的开放性与全局视野，其对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值得抱以乐观的期待。
规划之重事关“国运”
从经济上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是“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何为“最佳”？即国家的科技投入要追求什么目标？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挑战是：从基于农耕文明的社会向基于工商文明的社会过渡。这个大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科技投入所应该瞄准的目标，那就是“国运”，即制约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
因此，我们的目标不能是“赶超”、“争气”之类，不能比照别人的水平、状态、趋势来决定我们的规划。一个方向是否值得投入、应有多大的强度，主要的判据是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有多大的影响，而不是将视野局限于科技界内部、局限于局部利益。中长期规划尤其需要整体视角，从整体利益出发安排资源分配，不能让局部利益的博弈来决定资源的整体分配格局。我们的目标更不能是“政绩”、“面子”、“形象工程”。在科学技术领域，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是毫无情面的。“形象工程”最后必定成为历史的耻辱柱。
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集全国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企业界、社科界和管理界精英智慧之大成，体现了充分的开放性与全局视野，其对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值得抱以乐观的期待。
判定方向的核心依据
判定科技发展方向的轻重缓急，最核心的依据是制约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取决于三个层面的因素：
其一，地理空间。
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这是中华民族的家园。如何有效地保卫它、保护它、开发它，如何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在此安居乐业，事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历史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多次被外来侵略打断，人民为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现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没有坚强的国防，经济再发达，不过是强者眼中的“鱼腩”。甲午海战时，我们的经济总量并不亚于日本，但仍被日本打败，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使我们重陆轻海，我们对海洋的控制能力，对海洋的利用能力，对海洋资源的开采能力远不能满足十几亿人口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在大陆上，我们的生态环境近百年来严重恶化，且有日益加剧的趋势，环境恶化意味着人类生存空间的紧缩。
由此，国防、环保、海洋领域引发了大量的科技问题，这是制定此次规划的一个重要背景。
其二，资源空间。
我们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度，除品种不多的资源外，我国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水、能源就是典型的例子。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不可能靠外部资源解决自己的生存发展问题，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主要依赖内部资源，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基本处境。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资源，对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制定规划时判定科技发展方向的又一核心依据。
其三，能力空间。
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将各国经济联在一起，在全球产业链中各国能占有的“生态龛”取决于各国的能力。现在，我们外贸依存度高达60%，而外资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进出口。在全球经济生态中，我们争取到的“生态龛”只是加工出口。在看似繁荣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挣的只是一点血汗钱，还要赔上我们的环境与资源。而且，一旦国际经济有点风吹草动，我们很容易成为别人的替罪羊和“泄洪区”。更危险的是，一旦外人对我进行勒索、遏制，我们几无回旋余地。
造成这种态势的根源有二：
首先是国民素质，我国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人口8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人口48%。于是，我们只能靠拼血汗、耗资源、毁环境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中维持自己的地位。
其次是创新能力，我们在大量行业缺乏核心技术，不得不依赖外人，事实已经证明：“以市场换技术”换来的只是依赖与从属地位。
因此，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社会创新能力，更是“中长期规划”的题中应有之意。
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作为“中长期规划”，广泛的视野和深厚的历史感无疑是最重要的。在“中长期规划”的历史尺度上，作为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有三：
其一，确定合理而清晰的发展方向。
重点是给出判断、比较轻重缓急的指标体系，而非确定具体的学科、技术乃至项目。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固有的不确定性、突变性，将“中长期规划”的侧重点放在具体的技术、项目上，着眼于中长期的资金分配计划，肯定会被历史的发展嘲弄。
其二，建立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机制。
根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3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我国公众达到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1.98%。而与之对比，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公众相信“求签”；
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碟仙或笔仙”。迷信的人远多于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人。
学生是最具科学素养的群体，但这个群体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5.6%，其他群体更是等而下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8.2%、专业技术人员为7.4%，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为5.4%，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为4.1%，生产工人、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为2.5%，家务劳动者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不足1%。
注意，“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者不到一成，而这些人是我国各层次事实上的带头人和决策者。看看全球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看看我们如此低下的国民科学素养，这种对比的背后是深刻的危机。想想当年义和团用血肉之躯对抗洋枪洋炮的历史吧!
因此，从中长期时间尺度看，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任务无疑是快速、大幅度提高国民基本科学素养。如果将资源集中于少数人自己喜爱的领域，在象牙塔里“赶超世界水平”，而对国民整体如此低下的科学素养听之任之，势必陷我中华民族于危险境地。
其三，培育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通过创新，掌握前沿科学理论，掌握核心技术，这是当今国际竞争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我们的社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在绝大多数领域核心技术要依赖外人。在反思创新能力问题时，人们往往关注于投资强度、领导重视、利益分配等方面。事实上，很多重大的创新并没有耗费太多的资金，而许多大举投入的方向却虎头蛇尾；很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技人员，并没有要求过分的利益，而一些头顶光环、掌控资源的人，却因了无贡献而成为人们腹诽的对象。
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植根于这个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机制。我们这个脱胎于大一统宗法制度的社会，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有很多是阻碍创新的。
官本位是阻碍创新的首要因素。“学在官府”、“工商食官”使学术研究和科技发明都依附于政府行政体系。而这一体系的首要价值观是照章办事、循规蹈矩。这与创新所要求的好奇、怀疑、冒险、试错、突破、流动正好相反。
家长制、权威主义、等级观念是阻碍创新的重要因素。创新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讲究“拿事实来”、“拿证据来”。而等级观念则认为一个人是否掌握真理，与其地位相关；而“批文”往往比“真理”更具权威。
西南联大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卓越的科技贡献，为中华民族培育了各学科的一代宗师，究其原因，官本位衰落、等级制淡化功不可没。正如王浩回忆的，那是一段“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官本位、等级制，与“理性经济人”名义下的基本道德瓦解，造就了邹承鲁院士痛斥的“七宗罪”，败坏了我们的学术风气。这些问题才是我们社会创新能力不足的症结所在。期待“中长期规划”正视这些症结，从机制着手，构建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形成求实、开放、宽容的氛围，培育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代科技人员。
[科学时报]
相关报道
王元、李惠国谈《纲要》的制定——牵动自主创新的战略主线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总体战略研究专题组副组长；李惠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从《1978年~1985年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开始的多次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被人们称为“老规划”。在《纲要》即将颁布之前，他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他们在强调科技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之外，谈到了此次中长期规划与历次规划的不同特点。
“科技发展具有突破性，但在本质上则体现出很强的连续性。从1956年我国开始制定并组织实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以来，加上这次制定并将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我国已制定了8次科技发展规划。这些规划尽管历史背景和体制条件不同，但表现出十分清晰的脉络，都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一些连续性安排。”王元说。
这次规划汲取了一定的历史经验教训,这是本次规划的亮点之一。李惠国表示，历史上往往是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两张皮，学术界往往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这样一个角度，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较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注意不够；而搞经济的往往只注意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因此，在我国很长时期存在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现象。此次特别充分汲取了这个经验教训，整个规划从战略研究开始，就特别强调一定要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实践需求相结合，从这种需求提出的综合性课题和任务出发，进行跨学科的攻关部署。要求对这种需求进行认真分析，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纲要》。可以说，这个《纲要》充分反映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
王元对李惠国所说的这一点做了仔细的阐释。
从现实需求看，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无论是克服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瓶颈制约，还是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以及解决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在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都要求我们能够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确立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战略思路。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面向未来提出明确的国家战略目标，制定指导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能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王元认为，如果要与历次规划相比较，首先，是本次规划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不同。与上世纪相比，发展基础、发展要求、发展环境和体制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最大的不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我国经济必须保持一个长期高速的增长状态，而且要使绝大多数的人口进入小康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同时，我国现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
比如，2003年，我国GDP占全球的4%，而实际上消耗了全球原煤产量的31%、钢铁的27%、水泥的40%，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石油等原材料依赖进口，资源对外依存度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运行，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来支撑、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转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型，是本次规划提出的战略主线，也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战略思想。
第二，本次中长期规划的组织过程也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与历次规划相比，战略研究涉及的领域最广、视野最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时间也最长。规划的战略研究特别强调要从国情、世界发展趋势和当代科技发展出发，对整个战略背景展开深入的研究。20个战略研究专题的提出也反映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把握，在相当多的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战略视角。比如在发展方面，关于城市化问题、服务业发展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都是在历次规划中没有作为专题或重点进行战略研究的。还有在体制与机制方面，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法律和政策体系，以及关于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问题等，也是在历次规划中没有系统研究过的。
第三，与历次规划另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这次参加战略研究的专家，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家、学者外，还组织了相当多跨学科研究，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专家、国际问题专家，包括哲学家等等都参与到各个战略专题小组中。
整个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实际跨过了三个五年计划。为保证规划纲要的实现，同时从指导方针、发展思路、重大任务和重点领域的研究等方面，为落实规划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
本次规划在整个发展思路上，明确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未来科技发展指导方针的核心思想；在发展的战略上，把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突出问题放在了优先位置；在发展政策上，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一条主线，并在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投入、扩大开放等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
这也是本次规划的亮点之一。
李惠国简单评点介绍说，“‘1978~1985年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正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1977年开始这项工作。1977年夏季先召开了基础自然科学规划会议，1977年11月至1978年1月召开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十年“文化大革命”，国家和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和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你们年轻人想象不到“文革”中科学技术事业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及广大科研人员遭受迫害的情景。在“基础研究无用论”、“要把研究所办成派出所”的谬论的指导下，大批研究所被解散，科研人员被赶下乡劳动改造。就连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受到批判。可以说，1977年编制规划时，科学技术事业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规划纲要提交到1983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讨论。规划纲要鼓舞和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李惠国认为这次规划战略研究是开放的，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集中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智慧。
此次科技发展规划，从过去以发展重点学科为主转向以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综合性任务和课题为主，充分体现了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重大专项和优先主题充分反映了当今科技融合、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时代特征。
此次规划纲要特别明确提出，把科技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个提法在以前的规划中还从未出现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高度重视，这对我国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科学技术的普及，就很难有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持续飞跃，因为高峰就建在高原之上。”李惠国表示。
规划还对科技的发展路径、创新方式、创新体系、发展部署、管理体制、国际合作都提出明确的要求，使16字的指导方针的贯彻落实更加具体化。
[科学时报]
科技计划面前的国家百态
科技计划的核心是预算或投入
科技计划（规划）是一国（或密切合作的多国）政府直接参与的、实现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目标的有力手段；是政府通过资金运用和政策调控，组织和协调各类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解决对国家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科技问题的重要措施。
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科技体制大约可分两种，一种为多元分散型，一种为集中协调型。美国、德国、日本等属于多元分散型，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属于集中协调型。多元分散型国家，政府一般没有国家层面的全部科技计划，但有重点领域或专业的科技计划；集中协调型国家，政府则经常会从国家层面根据不同阶段制定科技发展计划。
多元分散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政府方面自上而下对科学技术的一揽子、整体性规划是有限的。美国政府没有类似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但有一定规划性质的政府政策指导性文件，如克林顿时期的《科学与国家利益》和《技术与国家利益》两份政府报告。不过，一般内容不够具体、目标不够翔实、指标不够清晰，影响多于权威，指导性大于操作性。
德国政府一贯不搞全面、长远的科技发展规划，认为既不切实际，也很难做到，因为科技发展的速度往往难以预料，经常受到政府任期以及经济状况的限制。政府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导向，是通过实施重点领域或重点专业的科学规划来实现的。
与美国、德国相反，实行集中协调型科技体制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则热衷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试图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引导，来直接把握和控制本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和大方向。如印度科技发展的宏观性战略和计划，还包含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当中。印度从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专门增加了对科学技术的详尽规划，其他各个社会经济发展部门的科技计划往往以此为依据制定。
情况稍显特殊的是英国。英国的科技管理体制近年来有由分散型向集中型移位的趋势。在过去，英国长期实行分散型科技管理体制，多年不设科技部，国家不制定统一的科技政策和规划，政府各部的科技政策和规划由该部的首席科学顾问负责制定。近年来，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科技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政府科学技术办公室从1994年开始组织实施前瞻计划，由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与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企业界人士密切合作，确定对英国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科技领域，提出今后10年至20年对英国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技术、市场机会和应采取的对策。科学技术办公室、研究理事会、政府各部门并根据前瞻计划的结果，制定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优先领域以及今后大致的投资预算。
各国科技计划主要有5种类型。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总体战略，即对国家科技发展前景进行的顶层设计；二是预算计划，即政府每一财年对各科技相关领域的研发拨款；三是国家综合性科技发展计划；四是超部门科技计划；五是部门内科技计划（但不排除与其它部门共同实施）。
德国：
科学预算以及重点领域、重点专业的科研规划由联邦教研部负责制定。保证计划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相互独立。
联邦德国的政府财政制度采用5年滚动性计划方法。主管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联邦教育研究部，负责汇总德国政府的科学预算，然后交议会审议通过。
联邦教研部立足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每4年向议会提交一份德国科研形势报告（即联邦政府研究报告），介绍科技发展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各个科研重点领域的发展进程和目标，并提出下一届政府重点科研领域的发展规划。
联邦教研部制定重点领域或专业科研规划的程序是：首先，委托高层次科研咨询与协调机构以及相关的研究所进行世界科技现状的分析与发展趋势的预测，并提交专门的研究报告。其次，通过科研实力的预测和科技、经济指标体系的分析，确定下一步应该瞄准的目标。联邦教研部的各个专业处负责汇总上述科研预测，并收集科研项目管理单位反馈回来的各种信息。第三，与工业界和各类的研究学会、协会、联合会、重要的科研机构以及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对话，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迫切需求、研究合作前景以及市场信息等。第四，将科研咨询与协调机构以及专家委员会提供的咨询意见和建议，作为科技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重点领域或重点专业的科研规划。
英国：
英国的科技管理体制近年来有由分散型向集中型移位的趋势
2004年7月，英国财政部、贸工部和教育与技能部联合发布了10年尺度的中长期科学和创新投入计划——《英国2004-2014年科学与创新投资框架》。该框架制定了英国科学与创新的奋斗目标、英国科学未来10年的远景目标以及优先发展领域。
《框架》首次提出，将由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英国研究理事会、首相的战略资源办公室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首席科学顾问们一起建立一个单独的科学技术横向分析卓越中心，其实质就是将政府各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科技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
印度：
中央政府在科技发展战略或政策、计划的制定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采取民主的、双向交流的方式制定国家科技计划
宏观的中长期科技战略决策分别由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科技部做出。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负责国家科技政策和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它主要跟踪世界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最新进展，结合印度的情况，向总理提出国家宏观科技政策建议，还负责向总理就国家科学技术规划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科技部负责起草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对整个国家科技发展方向和战略做宏观设计。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者。
印度国家科技计划制定的具体程序是：根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制定科技政策与规划，确定五年内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制定各个五年计划中与科技有关的计划，各有关部门依据五年计划，制定部门科技计划。
政府在制定国家科技计划时，采取了民主的、双向交流的方式。
由政府部门下达范围广泛的政策指南，提供给在国家级研究所、实验室和科技部门工作的资深科学家进行审阅和交流；政府在认真听取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讨论，最终形成计划。这种科技计划编制方式，使处于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能积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保证了科技计划的制定能够切合实际。
日本：
重大科技政策、计划采取向综合科技会议提出咨询的方式进行，一般性科技计划由各部门的技术审议会议制定，各级科技审议机构和软科学研究机构协同发挥作用。
日本采取的是集中协调的科技管理体制。科学技术政策的决策机构是内阁和国会；科学技术的领导和咨询机构主要有科学技术委员会、文部科学省、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科学技术计划管理体制是由政府机构制定规划，依靠方针政策的指导和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干预进行计划管理。政府各科技主管部门采用向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或本部门技术会议咨询的方式，制定出本部门的科技发展计划。
日本政府的科技审议机构分为三种：一是隶属于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如综合科技会议、原子能委员会等；二是隶属于各省厅的科技审议机构；三是隶属于各科研机构的运营和管理委员会。其中，对日本政府的科技政策、规划及发展方向影响最大而且最具权威性的是综合科技会议。科学技术振兴的基本政策、重大科技计划、有关科技预算和人才等资源分配方针均采取向综合科技会议提出咨询的方式进行，而一般性的科技计划由各部门的技术审议会议制定。
例如，日本政府2001年9月出台的各领域推进战略，就是由总理大臣向综合科技会议提出咨询；2001年6月出台的“宇宙开发基本计划”则由文部科学省宇宙开发委员会制定。
美国：
美国科技计划的决策、管理与咨询机构相对分离,特别注意跨机构（部）计划的协调。
科技计划的决策机构是总统、国会和各部门；计划的咨询与评价有专门机构负责(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计划的牵头工作，国会审计办公室负责计划的审计，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协助总统对计划的评价，各有关部门负责计划中与本部门有关的项目评价)。科技计划的决策、管理与咨询机构相对分离，保证了计划制定、实施与评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一些跨机构的计划一般由国家科技委员会成立的由国家科技顾问牵头、合作各方首脑联合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制定政策，共商和协调研究优先领域和预算并确定战略规划；高级领导小组下设计划工作小组，负责制定计划、预算和具体的协调工作，避免部门间的重复研究。如美国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总体上由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全球变化研究分委员会(SGCR)负责组织各参与部门来进行管理，由内阁的气候变化科学和技术整合委员会负责项目的确定，而对每个研究项目又建立科学指导委员会，以制定研究项目的详细内容。
[科学时报]
制定《纲要》 看不见的组织过程
在13亿中国人中，仅极少部分人知道，更多人似乎不知道，我国正在紧张进行的、即将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是如何编制形成的。这项涉及当代中国发展方式和影响子孙生存与发展的政府重大行动，由科技部牵头组织编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任国务院《纲要》编制领导小组副组长。
公众视觉难以触及的组织工作
在国家向公众宣布要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前期，也就是“十六大”之后，2003年6月1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会议，标志着编制工作正式启动。在一周之后，即2003年6月18日科技部在其发展计划司设立了由11个部门组成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了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制度，确定了办公室下设各工作组的具体职责分工和人员安排。
事实上，科技部在更早时候就已着手了《纲要》的组织工作。即2003年4月，科技部曾向全国地市级以上单位发出了《关于推荐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咨询专家的函》，开始建立《纲要》咨询专家库。该文件要求，战略研究咨询专家包括科技、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并体现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
对专家的具体要求有3项：1.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内外科技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有较为深入的了解；2.在本人的研究领域或从事的工作方面造诣较深，具有宏观战略思维，能从国家的高度思考和提出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3.责任心强、具有敬业精神，有一定时间和精力参加宏观战略研究和咨询工作。
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科技部部署的负责《纲要》编制的人员组织过程。
公众从媒体上看到的是“参加研究的人员汇集了我国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企业界、社科界和管理界的一大批精英，研究队伍达到空前规模，骨干研究人员总数达到１０５０人，还有１０００名左右专家作为非骨干研究人员也参与了专题研究”。
此后，科技部向咨询专家们发出了《关于规划工作战略研究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入选专家如何与科技部保持联络和开展工作。
《通知》称：“根据有关部门的推荐，您已成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专家’。今后我们将会请您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战略研究和咨询工作。在汇集专家及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提出第一批拟开展的战略研究专题。专题名称已放在科技部规划网站的高级用户‘工作动态’栏中。请您尽快登录科技部网站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专栏（科技部网站：www.most.gov.cn），并注册成为普通用户，为使您升级成为高级用户，用户名请用实名，并在实名后加＊（如某某某＊），您将在您的电子邮箱中获得升级为高级用户的信息。
“为了全面启动研究工作，特就以下几个问题，征询您的意见。
“（1）请列出您所熟悉的专题。
“（2）请就所列出的您所熟悉的战略研究专题发表意见，并提出您认为该专题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3）请推荐您所熟悉的各战略专题负责人（每个专题1～3人），并说明简要情况和推荐理由。
“意见请在5月30日之前，通过科技部网站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专栏的‘发表意见’栏返回。”
《纲要》编制的程序基本分为三个步骤或三个时间段：2003年6月～2004年1月——《纲要》战略研究阶段；2004年1月～2004年6月——形成《纲要》草案，并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咨询；2004年7月～9月——送国务院审定。
于是，人们从媒体上可看到，《纲要》制定的战略研究已经启动，《纲要》制定已进入三院咨询阶段，《纲要》（草案）国务院原则通过审议等消息。
不完全是精英的事
从科技部的组织过程看，似乎让人感到《纲要》主要是由“咨询专家”们起草编制的，《纲要》的精髓出自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调查研究。而且由于《纲要》的制定按时间推进，为了让专家们不受干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媒体被允许采访，给予简单的《纲要》制定进展的信息披露。这种组织方式，让很多人产生误解，认为《纲要》的制定只是中国社会各界少数精英的事情。
事实上，科技部在组织咨询专家编写《纲要》的同时，还通过不同方式，广纳海内外意见和建议，尽可能使《纲要》的制定过程集思广益，真正做到民主。
按照国务院对规划办公室“公众参与工作整体部署方案”的批复，科技部规划办在组织专家编写的同时，还组织了如下工作，让公众了解、参与《纲要》的制定。
例如，组织媒体宣传。设立于科技部发展计划司的“规划办”，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以及《瞭望周刊》等几个主要报刊上开辟专栏，集中宣传报道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中央电视台将规划工作纳入宣传报道计划并启动实施。
开展公众调查。利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召开企业和高校座谈会和专家专访等形式，全面开展公众调查工作。分别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同企业界代表召开了３次座谈会。发放公众调查问卷３０００份，覆盖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南京、西安、成都等７个城市，回收问卷２５００份。公众调查信息及时通过编辑《公众意见调查信息快报》发送到各专题组和相关部门。
建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工作网站。在网站设立了《公众网坛》和《规划动态》栏目，将我国科技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在网站上公布，建立起规划工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界面。网站信息量已超过１０００万字，各类注册用户超过３０００人，访问量已超过４１万人次。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８００多条。
推进专题与企业的交流。规划办邀请宝钢、中石化、联想和华为等企业负责人，与２０个专题组的骨干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座谈；组织了相关专题组与中央大企业进行了座谈；协助有关专题对珠江三角洲的部分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个开放的规划过程
为了吸收全人类智慧，科技部还先后举办了《纲要》国际论坛，中美专家论我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英科技规划交流会等。
在这些论坛上，各国应邀人员纷纷为规划的制定出谋划策。英国圣安德罗斯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周午纵，介绍了英国宏观科技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做法。英国的科研管理主要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知识转移、科学普及等4个方面进行策划和绩效评价。他建议，制定规划应注意6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反映客观实际的国情报告为基础；二是以小康社会目标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三是重视基础研究，推动交叉学科和新学科发展；四是关注知识转移中的政府行为；五是重视关键领域，如国防、健康、农业等；六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并举。
日本参议员、前文部大臣及科技厅长官、东京大学前校长有马郎人从两个方面介绍了日本近几年科技发展的新进展。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国会和政府分别通过了科技发展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进一步突出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二是日本正在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成立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国立大学和国有研究机构也将进一步改革。
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前国务秘书托马斯，介绍了德国科技中长期发展情况。一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问题一直是德国科技发展的重点；二是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促进革命性的变化；三是有关教育的技术一直得到政府的关注；四是生命和信息科学正成为德国科技发展的重点；五是对于科技发展及产业化而言，最重要的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
因此，有人说，此次《纲要》的制定，汇集了全人类的智慧。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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