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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教育医疗等三项改革是失败的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8-16
一、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是错误的。是否能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扩大他们的社会福利，是任何一项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改革的最终目的之一。过去，我们有医疗本，看病不花一分钱；住房每月只掏一两块钱；上学几乎全免，而上大学不但所有学杂住宿费全免，每月还可个领到十七八到二十多元的生活费，几乎等于带薪上学。这是毛泽东时代唯一给老百姓的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不能仅此就说那是一个好时代），本应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全国人民都受益，然而，这些已经到了老百姓手中的好处，却被所谓的改革人物收走了。有人说，提出三项改革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银行存款居高不下，想以此来刺激消费。要是真的是这样的改革目的话，我们一眼就看出它是错误的，并且事实证明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刺激消费的目的，因为中国的大量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他们不必要取出银行的存款来进行这三项消费，而迫切需要这三项消费的人绝大多数却在银行没有或很少有存款。如果用这种从老百姓身上割肉的办法来充实国库或堆积表面的繁荣，那么这种改革本身就是应该唾弃的。 二、不符合国际潮流和国际实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人民的基本福利是各个国家政府的一项最根本最有意义的任务，也是一种国际潮流，发达国家就不说了，据说，在许多我认为很穷的国家里，教育、医疗等人民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是免费的——就连最糟糕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北朝鲜也如此，而我们却想着法子以改革的名义从这些方面“取财”、“敛财”，这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和他们政府的做法相悖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三、不顾实际情况，逼人上梁山，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干部比较起来，占今天中国众多人口的工人、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还是很低，这里就拿干部来说吧，国家每月发给他的工资是多少，他平常的生活支出是多少，你完全可以算出来（有人早就细算过了，这里略），除去日常必须的花销，那么，他有没有能力支出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开销，如果他没有，那么他怎么维持自己的这些需要呢？贪污、受贿、勒索、偷、抢、骗这些不正当的手段，是不是就会被逼出来了呢？而医院和学校成了“宰你没商量”的地方，看着医生那双贪婪的而非人道主义的眼睛，看着许多女大学生变成了鸡，让人感医院和学校成了最可怕的地方。所以，目前社会风气的败坏，与这三项改革不无关系。 四、造成了许多悲残结果，事实证明它是失败的。我们老家的农民，有了病没钱看，就等着死——这是我实实在在感觉到和掌握到的事实——我的眼睛我的切身感受让我鄙视一切美丽的谎言，同时，我看到这几年各大媒体为某个穷家庭某个病人某个上不起大学的学生而呼吁社会损款的报道层出不穷，并且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不堪忍受生活负担而自杀的消息屡见不鲜。我有个朋友，儿子考上北京某名牌大学，每学期学费六千，一年一万二，加上住宿、吃饭、书本、往返路费和孩子平时的花销以及因此必须支出的一些“人情费”等，每年最少数也要二万五千元，这样算下来，这个孩子四年下来最少十万元。朋友和我都是给公家干事的，我不知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反正这个大学生我是供不起的。回想起来，我当年上师范大学，每学期国家给二十二元生活费，只须从家里拿三十元钱以做路费、书本费、平时的零花钱用，我家是农村的，我家那时非常贫穷，我们那里的农民至也相对很贫穷，我要是在碰到了今天的这种情况，肯定上不起大学了。连考了三年，当时我就下决心“如再考不上大学就自杀”（这种想法虽然很幼稚，极端错误，但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那么，做为一个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的农民娃考上了大学却不能上大学，按照逻辑和我的当时状态结果会样呢，大家是会想到的。我还有个同事，在家病了几年，单位发百分之六十工资，不仅买不起改革后的住房，连在大医院看病也只是到了非常必要时才不得不去（按标准他住院时可报销百分之八十，可是许多项目和用药不在报销之内，加上有九百元的门槛费，这样拉下来个人还是要掏百分之四十多，即每次住院个人最少要捣五千多元），平时他在省钱的地方——江湖医生那里看病，结果把自己拖垮了，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最后，他还给妻子留下了十多万元的经济负担。他因自己常年有病，生前经常感叹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只有生在外国（指西方发达国家）才会有救才会有福。”每当我听到他这句话，都会感到一阵阵心酸，但又感到很无奈，唉，有什么办法呢！ 五、对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的后代培养产生了严重响。穷的穷上加穷，许多孩子不上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得而复失，暂短的繁荣会凋落，不满会积聚，最后造成全体且全面的退化。 六、从理论上来说也是讲不通的，最近不是有人就说了吗，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进入市场，比如，教育、医疗。 希望当局一定要有“群众观点”，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真心实意的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尽快扭抟这种带有强烈长官意志的改革行为，不要再想着法子在这些应该加大投入地方来挣钱发展经济，要坚决把老百姓头顶的这 “三座大山”搬走，使中国人的脸上多少露出点真实的笑容来。 [凯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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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低极错误”？一言概之：坐而论道不如躬身实践。不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基层展开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陈凯星撰文说，中国的农民最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东南沿海的农民们把眼镜细拆到一个个螺丝，把鞋子细拆成一个个鞋钉。然后，一条街、一个村、一个镇、甚至一个县，就专心做这些螺丝、这些鞋钉。他们用精细拆分市场的办法，巧妙化解了经济总量不足的劣势，在每一局部市场上都做到了规模最大、成本最低，堪称破解世界经济难题的经典战例。他们不声不响地解决了经济学家们在各类论坛上引经据典地争论，但却没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在国人的眼里，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还不如农民？ 首先是经济学家群体形象的跌落，近年来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确实不那么令人恭维，有网友总结经济学家的著名“昏话”有：股市要破3000点；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中国人要购买两套房；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把公共财产视作无主之物、M BO元年以及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等等。 想必，这些经济学家一本正经地发表以上言论时，口气之坚决如“定理”，却没想到会被如此猛烈地“炮轰”，令广大网民和国民哂笑！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低极错误”？一言概之：坐而论道不如躬身实践。不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基层展开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农民则不同，他们时时为一家人的生计处心积虑地思考、惮精竭虑地劳作。农民式的精明在于，他们很实际，不会放过一丝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善于以身边成功人为榜样，总结身边失败者的教训。当一种市场机会出现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尝试，直至失败抑或成功，而一旦成功，会引来大批仿效和竞争者，从这个意上来说，在中国南方出现专业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并不奇怪。但这种简简单单的坚持的力量，就是探索，就是实践。 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学人，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 应当承认，中国有一批经济学者是不乏这种精神的。顾准是，薛暮桥也是。顾准最早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1959年，顾准被遣送河南劳动改造，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仍决心潜心研究10年，写下了大量笔记，价值难以估量，“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他的钻研精神，现今哪位经济学家能比？而薛暮桥，一生重视基层调查，眼光始终向下，其经济研究就从家乡的农村调查起步，并长期主办《中国农村》月刊。建国初期，他就是省部级高官，但1961年，他还到浙江农村蹲点调查，1978年和1985年，又分别到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实地调查研究。其眼光向下的作风，如今又有哪个经济学家能比？他们谁肯放下“尊贵”的身躯，沉淀到基层研究几年，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没有。我们听到的大多是某个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以及其身后的利益，热热闹闹的学术之争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利益调整。他们中一些人的本事在于，能够依据利益既得者的真实意思和下一步的利益图谋，创造出够哗然一时、令人炫目的理论来，M BO最终被叫停，似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有人说，如今的一些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的组合，他们是擅长在“家”里研究“经济学”的“思想者”，乐意做西方经济学的翻译机器和剪贴机，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移植到中国。他们常常陷入现象的争论，因“矛”和“盾” 都是舶来品，而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多是先有理论再有研究，而不是由基于实践的研究推出理论。譬如一个拿西方钢铁打造中国传统器皿的工匠。让他们打个中国花色的盆碗还可以，千万别奢望让他造航空飞机。一种刻薄而形象的说法是，让中国如今的经济学家拿诺贝尔奖，实在比让工匠造航天飞机还难。 称职的经济学家，应以精确的分析解释经济现象，以揭示经济规律为己任。但如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更喜欢用嘴来解释经济现象———西方的理论加上中国的嘴，就成了不走脑子的大嘴巴：没有不会说的，没有不能说的，没有不敢说的。不剔除这些劣根性，他们将永难真正走入世界经济学舞台的中心。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这样的一种“民意”与“见解”：就是农民拿了“诺贝尔”，也轮不上中国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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