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思潮。克鲁格曼讲，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为零，中国却能够达到7%；许多海外经济学家不相信能够超过4%。最为系统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omas G. Rawski），列举就业，收入，投资，农业，航空等数字，证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实，主要根据是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率不一致，1997-2000年期间，中国GDP累计增长24.7%，但同期能源消耗只增长了12.8%。特别在1998年，能源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竟然比前一年和后一年都差出4个百分点，1998年能源消耗降低6。8%，经济增长7。8%是不可能的。他认为1998年GDP增长率，2.2%是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1999年为2-2.5%，2000年为2-3%。

　　中国经济学家纷纷指出罗斯基的错误。如张曙光指出，罗斯基推算的基本前提是：能源数字是准确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严格匹配，高度相关。但这个假定不能成立。能源消耗系数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这两点在中国有明显变化。工业和农业增加值有高估，但服务业增加值明显低估。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落后地区往往虚夸，而发达地区有的却有瞒报。

　　周天勇在2002。6。15。中国经济时报指出：由于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战略性重组，对高消耗能源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向轻型化转变，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增长，农村闲置劳动力转移和利用，实行集中供暖供气，调整生产和生活的能源消费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向低消耗，中高增长率特征的转型，GDP产出的能源消费系数持续下降。1997---2000年期间，能源消耗下降了，但是耗能工业的产量如电力，冶金，建材，化工，农业生产资料，耗电量大的机床，硫酸，乙烯，汽车，家用电器等，产量都在增长。赵晓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城镇居民收入，银行存款，出口和国债项目都有真实的增长，因此总体经济增长率达到7%以上是可信的。

　　以上分析虽有道理，但未必能够使罗斯基服气，因为没有能够解释1998年的情况。我可以提供两个情况解释1998年的能源消耗大幅度下降。第一，国有企业煤炭大量积压，国家为了保护国有煤矿和环境资源，在1998年严令地方举办的小煤矿停产，实际上后几年地方小煤炭有所恢复，但是在1998年的确大量停产了，如果真有继续生产的，也绝对不会上报。企业所消耗的煤炭是以前的库存和没有上报的“瞒产”。第二，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地下经济的泛滥，在1998年有一个增量。这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国内的出口和内需，某些地方政府放松了对地下经济如“三陪”的控制。据我估计，1998年以来从事“三陪”的人员大约有500万，每年小费收入可能达到5000亿人民币的规模，这部分货币支付没有进入政府正式统计。1998年GDP是78345亿人民币，其中第一产业14552亿，第二产业38619亿，第三产业25174亿。这部分地下经济占到第三产业总产值的20%，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6。38%。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收入所拉动的消费却计入了正式统计，而且拉动消费链条相当长，从租房，出租车，高档服装和化妆品，到手机，“三陪小姐”们是全副武装。如果有一半消费，乘数为4，拉动的总消费就是10000亿人民币，占1998年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29152亿人民币的34%，占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76%。

　　再看增量。假设1998年许多地区放宽了政策（不知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否将其列入“制度创新”之类？），以“三陪”为中心的地下经济有比较大的增量，比如比上年增加30%，即小费部分增加了30%，假设为1000亿。假设边际消费倾向是0。5，即500亿进入当年消费增量，乘数为4即2000亿。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额也不过2900亿，国内GDP增长额也不过6110亿！就增量而言，1998年的经济增长有相当部分竟然来自地下经济。

　　在5000亿小费中，假设有50%是企业报销的，即有2500亿元，可以视为交易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于企业的亏损额。就是说，生产企业亏损之所以没有影响经济增长率，部分原因是因为“服务业”的增长，而这部分服务业，当然是节省能源的。

　　从总量上讲，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虚夸不大，但决不证明在结构和性质上没有问题。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恶化，生产企业不景气，农民收入很少提高，两极分化不断扩大，所谓“服务业”加速发展，除去新经济等健康部分以外，也存在非常不健康的“地下经济”，这是由暴富阶层和权力腐败所带动起来的奢侈腐朽性消费。如果我们考虑到1998年的以后的经济增长，还包括大牛市，发彩票等金融手段，有人称之为“办赌场”。再加上借内债，并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外资进入。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措施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样“增长”与真正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毕竟不能同日而语。迷信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简单地把服务业的发展称为“历史进步”，忽视其背后的腐朽性地下经济成分；把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称为“金融深化”，忽视其表面上的泡沫经济成分，把它们创造的GDP与生产科技部门，国防战略产业等量齐观，甚至凌驾于它们之上，是一种误导。同样的GDP，其实质性意义不一样。妓女的小费，即使创造高得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也不能与航空航天业所代表的综合国力相提并论。

　　罗斯基的计算虽然有误，但是他的怀疑有根据。罗斯基在美国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对于中国以前的成就一直高度肯定，但是对1998年以来的高增长率有怀疑，这和我们“非主流”相近，不能简单归为“中国崩溃论的反华大合唱”之列。1998年以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帕累托最优”被打破，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我们认为应该进行战略调整，以避免出现重大危机。主流派却认为，1998年以来中国在体制改革，与国际接轨方面有重大进展，他们不愿意承认经济增长速度背后掩盖的重大问题，在澄清罗斯基数字时，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纠正罗斯基的数字错误但是肯定他的怀疑态度，以更加准确的数字和事实，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背后掩盖的，比罗斯基质疑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出实证性的科学判断。

　　二．GDP指标的重大缺陷及其修正

　　罗斯基的数字分析没有抓住中国统计数字失真的要害。要害是什么？是在经济增长中，没有扣除人为造成的灾害和环境污染损失，我曾经当面对罗斯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说美国也不计算。我认为即使全世界都不计算，中国也必须计算。

　　1981年，罗马俱乐部在《关於财富和福利的对话》一书中提出：

　　“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地球）才能实现；而筹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一面创造财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业，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

　　我们在22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揭露：“大跃进”直接经济损失

　　1 200亿，“文革”十年经济损失5 000亿，“三线建设”损失6 000亿。但是，有哪一次战乱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和平日子里一年所支付的生态代价？谁敢大言不惭说这是历史规律决定的，是现代化难以避免的代价？

　　修改目前GDP统计指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惯例”。

　　第一，现行宏观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资源与环境在生产过程中的破坏、投入和消耗。它的理论假设前提是：自然资源无限，无价格，环境污染无须治理。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资源稀缺，实际上是指人的时间稀缺，所谓提高效率有效分配资源，是指有效分配人的时间。经济学从来没有假定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因为它把空气和水（即自然资源）称为“无限无价”。这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实际客观环境是一致的，一方面国内人口和生产规模小，一方面通过强权殖民，掠夺全世界的资源。

　　第二，当人类生产活动严重危害环境，并且产生能源危机以后，经济学并没有修改其“资源稀缺”的假设前提，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把资源从无价格变成有价格。这说明资源稀缺假设，的确不是指自然资源，所以无须做大的修正；当自然资源真正变成稀缺的时候，不但不把资源的使用，和破坏环境以后不得不花费的治理费用，从人类生产活动的统计中扣掉，反而把它进一步加进去，造成虚假的经济增长。这是极为荒谬的，它告诉我们：得病吧再治病，污染吧再治理，灾害吧再建设，只要能创造GDP。

　　第三，当人类追求产值和利润的欲望，发展到不顾环境和资源的程度时，必然同时危害人类自身。经济学和所有人文社会自然科学，都有伦理的底线，这就是：它是为人类谋利益求发展的，而不是损害或者毁灭人类自身的。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区别损害人类和有利于人类。比如提倡高消费，奢侈消费和浪费，吃胖了再减肥，得了糖尿病再治糖尿病，都可以加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绝对不会再有简朴，节欲，克制，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不是因为它对人类没有好处，是因为它对增加GDP没有好处，对资本的扩张没有好处。

　　第四，经济增长背后是什么？是政治家的丰功伟绩，是资本家的利润，少数人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而环境破坏的恶果却要由大多数人承担。如果水资源被破坏，使用市场经济涨价的办法，那么，富人和特权阶层可以用矿泉水洗澡，而穷人却要饮用污染的水。GDP统计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计入经济增长，违背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前提，当然就不能反映经济的公平性。

　　第五，经济统计指标是为全部社会活动指引方向的，GDP的误导，掩盖了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公平性，先是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一起动手毁灭环境。发达国家仍旧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生活，他们所谓的环境保护，只不过是把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则拾他们牙慧。现在是穷人，穷国在毁灭自己的环境，同时也就毁灭了全球环境，这是对发达国家以资本运动秩序，和西方价值观念毁灭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负面惩罚。

　　自70年代起，国际社会已经把资源与环境的价值核算提上议事日程。

　　第一个试图打破GDP荒谬性的，是1972年由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的净经济福利指标，主张把都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掉。加入被忽略的经济活动，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他们将GDP分成好的及环的，好的减掉坏的是社会净经济福利。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列出每项污染的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编列改善经费，改善经费从国民所得中扣除。虽然GDP年增长8.5%，扣掉污染改善成本后只有5.8%。

　　对自然资源耗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研究，是美国罗伯特·卢佩托在1989年发表的净国内生产毛额。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印尼为例，虽然印尼从1971至1984年间，GDP每年增长7.1%，若扣掉出口木材和石油的耗损成本，只有4%。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由美国戴利与科布1989年提出，英国、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已用来计算国家进步状况。它计算财富分配状况，分配在不平均标准之外要扣分；它计算社会成本，例失业率、犯罪率；它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算为对经济的贡献。1950---1996年，澳大利亚人均GDP从9000澳元增长至23000元。以新指标衡量，1996年只剩16000元。

　　199O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力发展指标＂。沙特阿拉伯国民所得1997年世界排名第41，在人力发展指标中为75。加拿大人均年国民所得世界第八，但人力发展世界第一。

　　联合国在1995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重新定义增长与发展。发展是指一个社会在制度、管理、生活品质、财富分配等“品质”上的进步，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来源於过时的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严重後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而最新成果是“生态经济学”提出的绿色GDP概念，将经济增长导致的灾害，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从GDP中扣除。

　　在中国，追求GDP增长，忽视甚至掩盖环境问题，显然比世界大多数国家更加严重。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权力资本阶层，当然不会真正关心环境问题。他们是一群有美国绿卡，有乡村别墅的人。各级政府的主要活动，仍旧是提高GDP增长率。为他们服务的主流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和制度决定论，已形成话语霸权，压抑许多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比如张祥平，把经济学的基本图表从一个象限扩大到4个象限，增加了“负数”部分，他的著作《制度对话》已经列入我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由石油出版社出版。另外一本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感谢这位以笔名出书的易正先生，他在美国努力3年，搜集大量的中国出版物，以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了计算，这是迄今所有研究中国环境资源的著作中，资料最为翔实，估计损失最大的一本书。我在下面主要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三．中国：生态损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惊人的推算

　　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中国作为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险之路”，另一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易正先生的计算的数字更大：

　　第一，森林。中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而森林面积仅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森林覆被率14%，世界平均为30%。森林资源消耗加速；八十年代年均消耗蓄积量3.44亿立方米，比七十年代初年均1.96亿立方米增加75%。

　　第二，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面积40%。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每年有100多亿吨沃土付诸东流，相当於流失1000万亩耕地上的30厘米厚耕作层，其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於全国化肥的年产量，而有机质的损失则永难弥补。

　　水土流失的另一大危害是河床抬高，水患频繁。淤积使通航里程，水库库容，湖泊面积都减少一半。1/2的人口、1/3的耕地和70%的产值处於江河的洪水位之下，七大水系成为悬河——高悬於中华民族头顶上的七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三，荒漠化。

　　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27.3%。18个省471个县，近4亿人口处於荒漠化威胁之中。新疆166万平方公里只有不足10万平方公里人类可以居住。甘肃和宁夏，荒漠化占总面积的1/3。东北科尔沁沙漠已越过内蒙古辽宁省界，以年均30米的速度向沈阳挺进。河南东北部、北京，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出现了2 350万亩的荒漠化土地。西藏荒漠化土地1 860平方公里，连两广和海南岛，也开始了荒漠化进程。“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林，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从5 680万亩被砍掉砍70%，3 000多万亩红柳也被铲除。

　　960万平方公里家园，减去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38.2%）；彻底荒漠化国土（沙漠、戈壁）和不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国土（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约30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33%），剩下300万平方公里（占28.8%）。与五十年代相比：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约一番半，50年内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5。

　　第四，地质灾害40年60000次。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地质灾害正在由自然动力型向人为动力型发展，人类工程活动强度越来越大，足以改变现代地壳运动的自然进程。地质灾害从西北到东南，从内陆到沿海发展，在东部沿海，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地区最重。中国地质灾害的分布，主要与经济开发强度相关，与地质构造关联甚少。生存空间越紧缩，越加大开发强度——越加大开发强度，生存空间越紧缩。

　　第五，耕地流失。

　　50年代中国耕地16亿亩，人均2.7亩；90年代20亿亩，人均1.6亩。

　　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60%耕地缺乏灌溉水源，40%退化，30%水土流失，中低产田占78%，复种指数147%，长江以南高达180～250%，全部耕地超强度使用，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後备耕地严重不足。

　　1957年到198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亿亩，净减少2.3亿亩。其中，每年：城镇扩张侵占耕地4500万亩，乡镇企业占用耕地1 000万亩，非农建设耕地800万亩，水土流失600万亩，农民建房占用500万亩，开发区占用300万亩，沙化200万亩。半个世纪流失耕地20亿亩，又开垦了耕地24亿亩，但开荒，是以破坏林地、草地为代价的。

　　第六，草地退化。

　　中国可利用草地约33.6亿亩，退化面积达85%，严重退化年均3 000万亩。

　　与五十年代相比，草原生产力下降30～50%，等於减产年2 000亿元。按草原承载算，中国是美国的1/3，浪费草地22.4亿亩，折合1.34万亿元。加上产草量下降0.20万亿，年损失草原资源1.54万亿。

　　第七，水资源危机。

　　中国的水资源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人均占有量2 200立方米，相当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5，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实际供水总量5 200亿立方米，人均440立方米，国际水资源警戒线是1 000立方米，农业用水4 000多亿立方米，亩均水资源200立方米。“账面”水资源量与实际用水量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分布失衡，北方16省，人均水资源300立方米，比以色列（370立方米）还乾旱。江河枯洪比极大，河川径流量年际之间变化很，可出现连续多水年和少水年。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亩均水资源，可能仅150立方米，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可以和极度乾旱的西海固相比，那一带的水窖，两窖半蓄水量就是150立方米。目前技术条件下的最低需水量，种水稻每亩为280～300立方米，种小麦每亩为220～280立方米。

　　中国90年代受旱面积4亿亩，比50年代增加1.5倍，600多个城市有300个缺水，这些城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废水量70年代3 000万吨，90年代中期超亿吨，80%以上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90%以上的城市水环境恶化；地下水严重超采，100多个城市地下水位下降，50多个城市地面下降；水资源浪费，农业灌溉水利用率只有30%。

　　更加严重的是：中国的水循环似乎出了问题：100年以来，从西北到华北，一系列湖泊干涸，黄河淮河从泛滥变为断流，随即是淤积和荒漠化。地下水位下降，泉水不再涌出。

　　第七，江河湖库干涸。

　　水库8.5万座，占世界水库总数的1/2，因淤积减少了1/3。

　　湖泊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2800个，1 000平方公里以上的13个，估计近半世纪以来，围垦加淤积，损失湖泊淡水储量50%，1 000亿立方米以上。

　　长江中下游湖泊面积从50年代2.2万平方公里剧减到80年代的1.2万平方公里，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从1 066个减少为325个，水面缩小3/4。“八百里洞庭”退化为几个支离破碎的小湖泊，萎缩40%，50年以后将从版图上消失。鄱阳湖垦掉一半，每年湖底淤高3厘米。太湖出口河道84条剩下10来条，平均水深不足1.9米，100年将变为一片沼泽。青海湖是最大咸水湖，水位下降3.2米。博斯腾湖是最大内陆淡水湖，水位下降了2米，野生芦苇湿地减少一半，芦苇产量也下降了一半。罗布泊於1972年消失。居延海曾是河西走廊最大内陆河，

　　维系一条数百公里的绿色走廊，现已消失，两岸绿洲向荒漠演化。玛纳斯湖由于石河子大规模的开垦建设，只剩下一个巨大的乾湖盆。准噶尔盆地的艾比湖和乌伦古湖，将步玛纳斯湖彻底乾涸。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和整个新疆的乾河床有160条。华北第一大湖白洋淀40年代面积1 000平方公里，流域面积3万平方公里，接近於台湾，80代以来水资源超量使用，地下水超采31%，只要连续乾旱二、三年，白洋淀就可能乾涸。

　　第八，气候灾变。

　　温室效应逐渐加剧，过去两万年间，地球温度只上升5度。现在的速度增加了100倍。中国北部气温在30年内上升了0.3～1摄氏度，是目前世界平均速度的2倍；如果20---50年内再上升2摄氏度，又是中国速度的3倍。中国把地球史万年计的漫长自然过程，人为地缩短到50---100年之内。

　　气温几度变化意味着什么？一万年前气温升高3---7度，引起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130米，把连在一起的大陆分隔成今天格局。短期内如果升高2～3米，全球大部分工业和水稻产区，就在海拔不足3米的沿海地区，将被淹没，许多岛国将消失，许多国家以海堤困守海平面以下低地，全球民族大迁徙。对於生态极度脆弱，国土承载力已达极限的中国，几度气温之变足以构成对基本生存的根本性挑战。中纬度地区地表蒸发量增加20%，乾旱加剧，对於中国北中西部乾旱、地区是沉重打击，使3.4亿亩耕地沦为荒漠。如果气温上升2摄氏度并持续10---20年，中国将有40～50%永冻土消融，作为万河之源的西部高原冰雪大量融化，许多河流面临枯竭，首先是西北内陆河。西北地区绿洲消失，变为寸草不生的弃地。过去30年左右，西北平均气温升高0.2～0.4摄氏度，1990～1997年，长江黄河源头地区气温上升0.8摄氏度，冰川加速消融，20年中後退10公里。

　　中国的森林水库毁得差不多了，自然水库（湖泊）和人工水库淤掉一半了，气候灾变又开始毁灭固态水库（冰川）-----最後的淡水储备。如果海平面上升淹没我国最繁荣的沿海地区，不知道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那里？

　　第九，水旱灾害频率加快

　　中国2200年以来发生1 600次大水灾，1 300次大旱灾，灾害频率不断加快，平均每年灾害，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1949年以来，每年旱灾7.7次，涝灾5.8次。清末----1990年80年，水旱灾害从3.8次增加到13.5次，其增长速度为年均8。2%。70年代每10年一个重灾年，90年代每3---5年一个重灾年，水旱灾害逐年加剧：1991年18个省市遭受本世纪来最大洪灾，损失779亿元。1992--1993年大旱。1994年中国南北涝中间旱，灾害总面积5.33亿亩。1995年华南地区本世纪最严重水患。1996年西部雪灾，北旱南涝，直接经济损失近3千亿。1997年是1949年以来少有重旱年，受灾人口3亿。1998年西部特大雪灾，北南大旱，然後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超历史纪录特大洪水，3.8亿人受灾，死亡4610人，经济损失3千亿元。灾害频率的加快，显然是由于人为开发强度加快所致。

　　第十，污染加剧

　　中国废污水排放总量占世界10%，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单位产值废污水排放量为世界3倍。增长率7.7%，每10年翻一番。每增加相同的社会产值，中国增加的水污染量是发达国家的4倍。国土污水负荷量为世界的16.5倍。80%以上废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江河湖库普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河段，流经城市78%的河段，即使按照中国不严格的标准，也无法饮用。700条河流，符合饮用水标准（一、二类）的河段只有32.2%，丧失任何使用价值的河水占10.6%。严重污染的河流长度，从1984年的21.8%上升到90年代的46.5%。

　　城市地下水污染50%，32个特大城市71个水源地中，有30个达不到2类水饮用水标准。全国24%的人口（近3亿）在饮用水质不良的水（其中0.7亿人饮用高氟水，0.3亿人饮用高硝酸盐水，1.1亿人饮用高硬度水）；79%的人口（9.6亿）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7亿人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1.7亿人饮用有机污染水）。造成严重水污染的直接原因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乡镇工业排污量迅速增长，关闭企业的结果就是农村基础政权负债2000亿，农民就业和收入下降，对此国家没有给予任何补偿。

　　第十一，大气污染

　　中国是全世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总悬浮颗粒物，大多数城市年均值300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90微克。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由于机动车辆数量激增，氮氧化物平均浓度46微克/立方米，已经超过二氧化硫。因大气污染致死人数年均36万以上，各类污染直接经济损失年均540亿美元；其中大气污染330亿，其次是煤炭、水和酸雨，分别为10亿、4亿和5亿美圆。

　　称为“硫酸沉降”的酸雨区高速蔓延，范围占国土面积的40%，约380万平方公里，而且集中在东南地区。二氧化硫排放如果不严加控制，土壤几十年後严重酸化，南方将变成不毛之地。

　　第十二，垃圾围城。

　　中国400多座城市的2/3已陷入垃圾的重重包围之中。垃圾围城象征着资源挥霍。垃圾的大量产生是由於资源不充分利用，中国长期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工艺、技术和设备落後，导致固体废物产生量极大。

　　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暴露出极为薄弱的社会公德。北京从1993年实行垃圾袋装化，有些房管部门怕垃圾袋破裂污染电梯，禁止居民乘电梯倒垃圾，於是，有人从楼上往下扔，有人贪小便宜，把垃圾倒了，把垃圾袋拿回去再次利用。中国目前最长的大瑶山隧道，全长14公里，每天过往客车31对，客车上违章向隧道里排放果皮、杂物、污水、剩菜剩饭及粪尿，使隧道里垃圾遍地，空气恶臭，设备腐蚀，鼠害肆虐。隧道铁路道床上有鼠洞2 000多个，多处道床被掏空，枕木断裂，钢轨松动。铁路派75名工人专扫垃圾，每月清除250立方米。大量垃圾倒入河流，90年代河流每年输送垃圾1～1.5亿吨，占垃圾总量20%。

　　第十三，近海污染

　　中国全部海域受到严重污染，有些海水变黑发臭，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无机磷和石油类，超标严重。每年排放入海的污水总量87亿吨，渤海受纳28亿吨。1996年中国废污水排放总量45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300亿吨，生活污水150亿吨，如果1/2入海就是225亿吨，年入海垃圾总量2500万吨。海洋生物资源大量灭绝。

　　第十四，物种灭绝。

　　中国拥有鸟类1 180多种、兽类500多种、爬行类320多种、鱼类2 000多种，占世界野生动物种类的10%。目前濒临生存危机的脊椎动物已有398种，高等植物1 069种。已灭绝的有：野马、高鼻羚羊、白臀叶猴、豚鹿、新疆虎、麋鹿、赤颈鹤、白掌长臂猿。濒於灭绝的有：大熊猫、金丝猴、东北虎、华南虎、丹顶鹤、长臂猿、白鳍豚、雪豹、云豹、大象、白唇鹿(相关,行情)、野驴、中华鲟、白马鸡、藏羚羊、黑颈鹤等100种。急剧减少的动物还有黄羊、野牦牛、鹅喉羚、原羚、赛加羚羊、河狸、雪鸡。中国每年猎杀野生动物数量世界第一，是世界总和的数十倍或数倍。中国人有了钱，就吃遍山珍海味，结果吃尽了老鼠的天敌，促使老鼠大肆繁殖。估计中国有40亿只老鼠，每年吃掉的粮食，相当与增产的那部分。

　　第十五，矿物资源枯竭

　　45种主要矿产的人均产量，中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贫矿多，富矿少，开采难度较大。盲目开采和破坏浪费，有色金属资源迅速减少，钨、锑、锡等重要矿产资源将耗尽。

　　中国矿产资源利用率低。国有煤矿的资源利用率50%，县级煤矿20～30%，以下小煤矿低於20%，大量可用资源永远弃於地下，资源平均回收率仅30%。

　　矿产资源每年流失1亿元。

　　中国资源消耗量极高，194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1952年到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了8.6倍，能源消耗增长14.9倍，有色金属消费量增长了23倍，铁矿石消费量增长了24倍。社会总产品物耗率，1952年42%，1987年56%，1990年62.6%。

　　产品平均抽样合格率一般在70%，1998年第一季度下降为65.9%。废金属回收率为45%，废纸回收率为35%，废橡胶回收率为31%。产业固体废物的大量堆存，就是资源超量投入的缩影。中国90年代初期与发达国家80年代初期的相比，每百美元产值产生的固体废物高出十倍甚至几十倍。

　　第十六，能源危机迫在眉睫。

　　中国能源人均可采储量极小，地理分布不均匀，需求量长期大於生产量，单位产值能耗极高。煤炭地质储量占世界总量12%，居第3位，但人均可采储量为101吨，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6%。水能资源6.8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可开发量为3.7亿千瓦，人均可开发水电量为1955千瓦小时，为世界平均值的81%。

　　油气资源极为贫乏，人均占有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世界1/2，前苏联1/7，美国1/10。5年以后，中国石油将有50%依赖进口。　　

　　四.   中国资源环境破坏总量评估

　　地球生态系统每年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折算为货币33万亿美元。海洋生态系统包括公海、海湾、海岸、海草海藻、珊瑚礁、大陆架；陆地生态系统包括热带森林、温带森林、草原牧场、近岸红树林、沼泽湿地、洪泛平原、湖泊江河等。两大系统所提供的生态价值，海洋七成陆地三成。

　　以生态价值总量排名为，公海，草原牧场，温带森林、大陆架、热带森林、湿地、海草海藻、湖泊河流、海湾、洪泛平原、红树林、珊瑚礁。以每公顷面积提供的价值排名，海湾第一（22 832美元/每年），然後依次为洪泛平原（19 580）、海草海藻（19 002）、红树林（9 990）、湖泊河流（8 498）、珊瑚礁（6 075）、热带森林（2 007）、大陆架（1 610）、温带森林（302）、公海（252）、草原牧场（232）。

　　如果地球生态价值已经充分利用，应全部计入成本；而成本等於产值，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没有盈利的经济活动。但目前地球承载力尚未达到极限，未充分利用的生态价值不计入成本，所以世界经济体系产出高於成本。

　　但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3倍；人均资源是1/2；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量为3倍；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为数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之数倍，每年利用资源环境价值应在国民生产总值数倍以上。

　　1.森林损失。

　　福建省森林之生态效益（涵养水源、防止泥沙及养份流失、提高土壤肥力、削减洪峰、防止水库淤积、减免旱灾、提高作物产量、释放氧气）为100亿元，经济效益（林业、采集狩猎、茶桑水果、花卉、造纸及纸浆、森工）为30.3亿元，社会效益（增加就业、保健休憩）为19亿元。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之比为1:4；而林业（8.29亿元）与社会、生态效益（119.384亿元）之比为1:14。就是说，伐木所得1元国内生产总值，造成14元的生态损失。全国木材年赤字2.3亿立方米，年砍伐量3.4亿立方米，每立方米1 000元，就是0.34万亿。福建的森林覆盖率为23%，高出生态失衡点23个百分点，中国平均森林覆盖率低於生态平衡点10个百分点，因此，在中国全部砍树的价值，都会造成14倍的生态损失，而不限于木材的赤字部分。按照14倍损失乘以0。34亿元，中国森林综合效益年损失4.76万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甚至美国最基本的区别：它们砍一棵树可以纯创造100元GDP，中国却要做“复式记帐”：100元的正数（砍树生产），1400元的负数（生态损失），如果是在西北砍胡扬，那么这个负值至少要扩大100倍。

　　2.水资源损失。

　　半个世纪以来，围垦加淤积，每年损失淡水储量800亿立方米；水库库容减少损失淡水容量2000亿立方米，每立方米5元；直接经济损失1。4万亿，灌溉方式落后浪费1万亿，减产损失7 500亿，超采地下水损失6650亿，年水资源经济与生态价值损失3.81万亿元。

　　3．耕地损失。

　　城镇扩张侵占4 500万亩，乡镇企业占用1 000万亩，非农建设占用800万亩，水土流失损失600万亩，农民建房占用500万亩，各类开发区占用300万亩，沙化200万亩，共7 900万亩。以每亩6.3万元计，各类建设用地5 600万亩，总价值3.5万亿，工业因素累计废弃的土地2亿多亩和因工农业污染累计破坏的土地3亿亩，年耕地损失人民币3.73万亿。

　　4．自然灾害。

　　人为因素而引发的生态恶化，使自然灾害急剧上升。直接经济损失为2 240亿、间接经济损失为20160亿，两者相加，因生态劣化而造成的以水旱为主的自然灾害，经济损失2.24万亿。

　　5．环境污染

　　世界银行估计：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大约8%的GNP，5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 000亿元。水污染，全国河流湖泊水面为2 600万公顷，每年每公顷提供生态价值8 498美元，共1 860亿美元，折人民币1。5万亿。河流湖泊承受的污染已经超过自净能力。2/3河段已属於3、4、5类水质，无法饮用。无论以水体生态赤字计算，还是以清污资金投入计算，总数都超过2。3万亿。空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与农药污染的损失1.72万亿和1.44万亿。共计5.46万亿。

　　总计，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7.48万亿元，而未计入成本的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破坏为：森林资源：4.76万亿；淡水资源：3.81万亿；土地资源：3.73万亿；草原资源：1.54万亿；自然灾害：2.24万亿；环境污染：5.46万亿。合计；21.54万亿。生态成本超过GDP两倍多。即使我们扣掉许多项目，说生态损失相当于GDP，应当不算夸张。这个基本判断带给我们什么结论？

　　第一，被统计指标掩盖的生态损失必须从GDP中减去，或者另行公布。这不仅符合国际最先进的思想和标准，更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超载）；人均自然资源大体是世界平均值的1/2（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单位产值之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量约为世界平均值的3倍（矿产资源超高投入）；资源投入在经济增长所占比例高居世界前列（资源浪费型经济）；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约为世界平均值的数倍；单位产值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平均高出10倍甚至几十倍，单位面积国土污水负荷量约为为世界平均数16.5倍（环境容量资源浪费性经济）；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之数倍（污染超速增长）；工人劳动效率是英国工人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经济效益低）；经济波动系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经济稳定性极差）。

　　如果世界经济体系基本上还是一个尚有盈余的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则是一个资源、环境成本超过产值的严重亏损的经济活动。生态负荷力已达到临界状态。

　　第二，现行所有措施都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的总体恶化。环境保护产业应该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1981年到1998年我国环境治污方面的投资3600亿，没有达到GDP的1％，最低要达到2％，情况才能好转。在普遍投资不振的情况下，投资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如使用清洁煤，改善锅炉，汽车发动机，效益最高，每花1元钱可以获得效益200元。

　　第三，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渐进的，但是有一个开始加速的临界点。历史上汉朝，唐朝，明朝，清朝都是在经济繁荣过程中破坏了环境，造成亡国的基础。

　　近代中国环境的灾难，除去人口膨胀以外，还有败于西方的因素。无论什么体制，都想加速发展经济，以西方的标准与之一争高下。大跃进的砍树，计划经济的强行开荒和廉价开采资源，市场经济下发生全民性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无不加剧生态灾难，打破了民族生存与环境限制之间极为脆弱的平衡。所谓“国家”包括土地，人民和政府三个要素，如果土地没有了，就什么也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