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怀宏

　　近日，接连读到徐友渔文《别把祭孔活动变成“国祭”》（9月27日《新京报》）和鄢烈山文《谁要玩祭孔，就让他们玩去》（9月28日《新京报》），我同意他们的一些分析和批评，我也相信，与祭者多有不懂其礼仪者，更勿论其精神，这种仪式后面可能羼入了商业的动机或政治的考虑。我不喜看到儒学过分的政治化、商业化、仪式化以至庸俗化，而认为儒学新生的主要希望是在民间，是出现越来越多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信仰者，而与权力或市场结盟则反易损害自身。

　　但是，读完他们的批评和讥弹文字，我心里还是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因为我觉得文中透露出缺少足够的、对于我们自己历史的温情和敬意。钱穆在抗战中撰《国史大纲》，他在书前写道：一个在知识平均水平线之上的人，应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我们现在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孔子也属于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人格象征和标识符号。

　　孔子思想的确是支配性地影响了中国汉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而且，他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人格和精神代表，故20世纪的反传统也始终是与反孔相伴而行。如唐君毅所言，孔子的伟大还是一种层累的伟大，是不断有推崇孔子的人如朱子、阳明将自己卓异的人格加入其中，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德业比霸业更伟大，难道我们愿意让一个政治人物来替换孔子，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或人们感怀追祭的对象？

　　不过，我首先来谈谈“祭孔”在今天是否具有危险或不适宜性。我觉得友渔文可能高估了这次祭孔活动的地位和性质，它还远非是“举国同庆、全民公祭”，甚至有多少国人知道祭孔这件事都是一个疑问。可能有些地方政府比较热心，也有一些官员参加仪式，但还谈不上是“国祭”，至于“独尊儒术”则更谈不上。还有一个判断是看这种祭祀是否有强制的因素，是否运用了政治权力要国人必须参加或观看仪式，规定国人从此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或有关文件，但显然是没有这种强制。而央视直播也没有什么奇怪，央视直播过多少各种类型的节目？

　　而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今人为什么还要视“尊孔”为洪水猛兽？儒学早已与政治体制脱钩，又经过反复批判，尤其以“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为高峰。儒学及其影响下的民俗，其实恰恰是在中国大陆被破坏得最为彻底，反倒在港台乃至韩国等地保留较多。经过这样的百年摧残，儒门早已淡泊、儒学花果飘零，稍有一点恢复，视作“死灰复燃”可也，视作“劫后重生”可也，但远谈不上是“全面复辟”。而现在的一些祭孔仪式和活动，也可说是对多年来孔子思想和形象一直被压制和批判的稍稍反弹，纵有被利用之嫌，或其中人有激越之语或过高期望，是否就值得大动干戈、讨之伐之？我虽不会热心参与有些仪式，但也乐观其成。总之，这种祭孔活动离“国祭”还差得很远，孔教更非“国教”，今天也并非一个倾向“政教合一”的时代，退一万步说，倘若孔子之道真的作为“国教”，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它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如果说儒家主张的纲常是赞成等级制，那么，人类诸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都生活在公开的等级制下，而古代西方即便是在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也还同时存在着奴隶制，并且是将妇女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我们并没有见西方人激烈地否定和批判古希腊，更别说成为一个百年不衰的运动，相反，西方进入近现代倒是以对古希腊的“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里如此激烈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否定自己的祖先。而在西方以外的后发国家中，像韩国、日本也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激烈地反传统，而它们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就比中国更坎坷。具体到人物，西方哲人并不因柏拉图主张等级制就否定或轻慢他的哲学，且多为其“注脚”；今天的美国人也不因华盛顿、杰弗逊等也是奴隶主就不尊他们为“国父”。

　　历史就当以历史识之。而且，我们不仅要看到制度，还要看到制度后面的精神。

　　科学、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大敌是什么？倒有可能是极端的反传统者。我并不认为从儒学能直接开出上述价值原则，但我认为儒学完全可以和它们相容，甚至对这些核心的价值给予某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它就像是罗尔斯所说的那种不必在其上建立政治共识、但却是一种包含了人生哲学和宗教意蕴的合理的“广泛理论”。

　　而它除了可用来支持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它也可以被人们信仰，信仰者是可以由此引出一种有德有思乃至有诗意的生活的。如果说儒学历史上也曾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相当宽容的意识形态。儒学在历史上被“独尊”之后，其实也还是容有释、道等学说和信仰发展的颇大空间，在中国历史上也极少见大规模的源于宗教信仰的流血冲突和迫害。所以，为以上目标奋斗的人今天不仅不应该再反对儒学，再反对孔子，而是应该与之携手。

　　简言之，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就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而非别国的历史。

　　我们不是凭空诞生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生命流之中。

　　我们和孔子等诸多先人已经有了一种历史的亲缘，我们的血管里也跳动着他们的血液。而孔子之道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有温情、有敬意、重追思和感怀的智慧，是与我们亲近、切己的智慧。它重视亲情、主张慈孝、揭提恻隐之心、提倡忠恕之道、致意中和思想。它尊重祖先，尊重历史、敬天亲人、慎终追远。人类早期的几大文明，迄今或是湮没、或是换人，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不能不说其功厥伟。而如果今天的中国不想往暴戾和失敬的社会走，而要向有温情和敬意的社会走，还正有赖于孔子之道多多。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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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中国让世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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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勃兴”自有逻辑文化霸权应予避免

　　9月28日，全球首次同祭孔子，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褒扬、批判者皆有之。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彻底解构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孔教及其传统价值体系。此后，无论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层面，孔子的学说，保守主义的儒教也罢，立意开放的新儒学也罢，无论经多少有志者的奔走呼喊，或文化大师的重注修正，都难以在主流社会中有主导性的影响。那种借“祭孔”来复兴儒教的企图，以及对这种企图的担忧，笔者认为，前者不切实际，后者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打住，而忽略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为什么“祭孔”的活动现在开始“勃兴”，并显现国际化的趋势？为什么在现代化背景下呼吁“重拾孔子主义的价值观”会得到广泛的呼应？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但不妨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其一，孔子不等于孔教、儒教，甚至不等于儒学，尽管在英文中，这些都被翻译成孔子主义（Confucian ism）。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经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孔，其实是反对以纲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反对的是忠、孝、贞为主德的封建道德系统。包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陈独秀等，对孔子本人都是非常推崇的。因此，祭孔活动，刨除意识形态的考虑，从祭奠文化名人的角度出发，获得民间甚至官方的广泛支持，是合乎逻辑的。

　　其二，对孔子主创的儒学，要辩证地分析，其中由后世大儒逐渐建构并不断充实的纲常理论当然为害极大，但是，必须看到，这些思想在现代化背景下已经被从中剔除，根本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生长机会。而孔子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关于文化教育的思想，却仍然对解决现时代的相关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些还可以直接拿来做指导。现在我们说孔子主义，说儒学，不再谈纲常，不多谈忠孝，儒学如果有核心，一般都认为还是在“中庸”，在“和”，这反映在现代化狂飙突进的过程中价值冲突的爆发。人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些根据、一些解决办法，讲求和谐的孔子，正合所需。

　　其三，孔子学说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还受到一定的推崇，是因为其中的伦理思想包含有普世道德的因素。儒学的一个本质性特点，在于超越。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爱，这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壁垒，达成大同的重要路径。有什么“比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为动人的和平呼吁呢？作为反孔急先锋的陈独秀，看出了这个实质：“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惟期期以为孔道为害中国者，乃在以周代礼教齐家治国平天下，且以为天经地义，强人人之同然，否则为名教罪人”。打倒孔家店，是要破除孔子学说一家独大的统治地位。而其中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底线伦理原则，与其说是Confu cianism的复兴，不如说它根本永垂不朽。

　　正如孔子所主张，我们应该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胸怀，并始终将这种伦理原则加以贯彻。对待“祭孔”，单纯以文化活动视之，可矣！尊重多重文化选择，重视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这本身就是现代公民社会重要的基础价值观。基于这个逻辑原点，我们就不难达成共识———对那种独尊任何一家，而贬低、排斥其他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复兴，是要竭力避免的，包括对孔教的复兴的看法，也是如此。

　　□李隼（北京伦理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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