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月在QQ里说，巴金逝世了，我非常诧异。前几天还在看他的《再思录》，读他那感人至深的怀念亲友的文字，噩耗传来，让人扼腕叹息。上网看新闻，原来消息确实，据中新网的消息：中新网10月17日电
据新华网消息，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
巴金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就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躺在病床上不能够执笔了，也没有停止他的思考和写作。《再思录》里，他说道：“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快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从这乐观的文字里，我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子，和他脸上慈祥的笑容，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巴金是中国文坛里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一生著述九百多万字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的11月，他出生在文化古都——成都，到今天，他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在这一百年里，他体验了成功的欢欣，承受了屈辱的磨难，写了出了痛苦的忏悔，得到了平静的安宁。
“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我是可以来牺牲我底一切的。”巴金是一位理想主义战士，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写作。从发表《灭亡》开始，他使用了巴金这个笔名。《灭亡》也是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他在《灭亡》里，发出了让人振聋发聩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小说描写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腥红的血”的上海，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小说的主人公心胸是让人敬佩的，他说出了“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这样的话语，或许，这也正是巴金本人想说的话，假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了出来。小说主人公最后为“信仰”而英勇献身，再次表达了巴金是为信仰和理想而写作。巴金还借李静淑之口，道出了他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我们也可以看出，巴金一开始就是一位理想主义战士，他是位英雄。
“信仰是主，用死来证实信仰，用友情来鼓舞信仰。”巴金的很多作品，都在描写信仰。《家》、《新生》、《激流三部曲》等，作品的人物，为了追求光明，而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这的伟大的献身精神，正是信仰的支撑。周若水、吴仁民等一群热血青年，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来证实了信仰。巴金说，“爱一切人”，这里的“爱”，应该是指友情之爱，在晚年的巴金，他说他是靠友情的支撑活着，友情同时也支撑着他的信仰，因为他还没有停止思考，为了他的信仰，他必须坚持下去。
“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有着一种强烈的赎罪心理和拆毁的精神。他不在救赎老哦辈们的罪过，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灵魂的救赎，对不堪岁月里自己做过的事的直面和忏悔。一个人是否懦弱，就看他能否直面自己的历史。很多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他们做出了许多不仅仅是荒唐的事，但是现在他们不敢去面对，甚至一味的回避，这样的人就是懦弱的人。但巴金不是，他是勇敢的，一如他小说那些为信仰而勇敢献出生命的人一样，他勇敢地面对他的过去。他也曾一度迷失自己。在1957年，刚参加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后的巴金，一回到北京，就感觉到气氛不对，恰好这个时候，《文汇报》记者向他约稿，他“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他写了一些文章，也就躲过了一场劫难。文革这场劫难虽然暂时躲过去了，但是面对他的，就是灵魂上的劫难。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年的奴隶！”文革过后的巴金，无论他的精神还是写作，都是处在一种赎罪和忏悔的状态，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他动摇了，没有坚持真理，没有了自己的信仰。文革之后，他并没有因为历史情况的特殊就原谅自己，宽恕自己，他在拆毁，他在赎罪，他把自己罪恶的灵魂剖开来给别人看，给自己看，不惜把自己撕得粉碎，撕得血淋淋的。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他写文章批判了路翎，最后，他以《向路翎同志道歉》一文来请求世人和自己的原谅。读他的《随想录》，处处可以看见他忏悔的文字。
因为巴金的人生历程上，有过这样一段污迹，就有人说巴金算不得完人，算不得英雄，只能说他是个真诚的人。不是完人我赞同，没有哪个是完人，英雄也不是完人。我认为巴金不但个真诚的人，而且还是英雄——为理想和信仰而写作的英雄，直面自己的英雄。卢梭写《忏悔录》，他是英雄，奥古斯汀写《忏悔录》，他是英雄，巴金写《随想录》、《再思录》，他也是英雄，一个敢于否定自己过去的罪行，一个敢于把自己的丑恶揭露出来，豪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英雄！这一点上，当代文坛没有哪个作家比得上他，无论是王蒙还是贾平凹，他们都没有巴金这样的精神。评论家谢有顺说，一个民族是勇敢还是懦弱，就看这个民族是否敢于面对过去的历史。日本不敢面队二战中他们的罪行，所以日本是懦弱的民族，中国到现在也没有真正面对文革那场灾难，中国也是懦弱的。但是作为这个懦弱的国度里的个体——巴金，他敢于面对，他就是勇敢的，他就是英雄！
11月25日，又是巴金的生日。可是在今天，10月17日，他就匆匆地走了；他那句“我相信，我还会拿起笔”的话语，还在耳边回荡，然而，他却走了。沉痛之余，写上面的文字，以悼念我心目的英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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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灵魂的苦难和自由——纪念世纪老人巴金与世长辞
文/顺风
有的人走了，带着遗憾和内心的惭愧；有的人走了，带着迷惘和未知答案的问题；有的人走了，带着一半的清醒和一半的醉。巴金的一生，有人说留下了等身之著和不朽的文学丰碑，有人说留下了一个人用生命观望中国一个世纪的沧桑感悟，有人说留下的是谎言中的真实，也有人说留下了一部灵魂在苦难和自由中的挣扎史。
苦难是自由的伙伴，迷途中的人生一旦觉醒，精神上因为自责而陷入一场因为清醒而出现的苦难，最终转换成巴金重新追求精神自由的力量源泉。自由如此重要，晚年的巴金已经不屑于文字辞藻的华美精致，他只“讲真话”。时间一定会洗去《随想录》的平凡外衣，巴金的一生，在《随想录》中凝固，更在《随想录》中升华。
当巴老在50年后重返巴黎，他能够深刻的感悟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人类思想启蒙巨匠的自由灵魂，他更重新拾取年轻时在巴黎创作《灭亡》精神状态，50年前后的精神苦难来自不同的思想动因，但是又具有完全一样的人生意义，苦难让人清醒，苦难让人们出发，去寻找灵魂的自由。写作再次成为巴金的灵魂自由的羽翼，而《随想录》的平凡叙述中，又贯串了多么深沉的激愤和痛苦！
《随想录》并不仅仅是一个真诚的老人在晚年的道德之作，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巨人最后的艺术辉煌，更不仅仅是一个人生的简单总结，《随想录》本质上成为描述苦难和灵魂自由的一个死结，成为整个世纪中国的悲剧的最低音。
巴金与郭沫若、矛盾、费孝通、梁漱溟等学者达人们一样，在拨乱反正之前的20年，出现一段学术深研和创作思考生命的空白，灵魂遭遇桎梏，自由意识被一个巨大的催眠机器封死在真空，人的尊严、原则、道德成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的虚假道具，越是君子越做小人，巴金也不例外的陷入梦幻模糊中的道德扭曲。每思及此，一个苏醒后重温噩梦的老人，苦难和屈辱死死缠绕他的整个晚年生活。
要自由，只有直面苦难。沈从文可以说自己一生带着清白无怨无悔的离开，巴金却说着自己过去的丑陋一面，说着回忆自己噩梦的“真话”，《随想录》回旋着“我不丑陋谁丑陋”、“我不忏悔谁才忏悔”的主旋律，巴老在解剖自我的苦行中，得到了解剖全民族灵魂的丰硕回报。文革博物馆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刀，部分的割去民族血液中不光彩的过去，在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争取灵魂自由的一扇门。
对巴金而言，《随想录》不仅仅见证他的真诚，也不仅仅见证一个灵魂对自由的追求，更大的意义在于，《随想录》客观的见证了一段全民族灵魂失主的混沌和噩梦，他只是希望尽量的提醒大家，不要让噩梦重演。
晚年的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的愿望。一个敢于直接面对精神的苦难，敢于鲜血淋漓的解剖自我，把丑陋和赤裸身躯展示给读者的老人，他真的没有勇气面对生死、面对人生最后岁月的痛苦吗？对巴老而言，更大的生的痛苦源于精神不得自由，在《随想录》之后，更多人生意义、社会意义的难题困扰着一颗睿智通达的大脑，也许巴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呼吸对他的唯一意义，就是获得感受苦难的权利。苦难不是巴金的敌人，但是通过感受苦难，他的灵魂如何解脱？我想，死亡是一个最冰冷的答案，一个最真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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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巴老终于可以死了
文/赵 牧
（一） 为别人而活着的人
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插了好几年的巴老终于去世了。
这两三年，有关巴老的死讯，不下三四次了，虽然每次消息的来源都显得那么可靠，只有这一次算是彻底成真。
巴金先生曾经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了别人而活着”。
现在巴金终于再也不用为别人活着了。
想想巴金先生的一生，确实很像他自己笔下《家春秋》里那位忍辱负重的老大。
（二）“顺其自然”与“和谐社会”
十几年前，我在跟踪国际上的“安乐死”论战时曾想，中国人还是不要说什么“积极安乐死”吧，一个人能顺其自然地死（消极安乐死），就算有幸了。
在和谐说流行的今天，我忽生一想，不能顺其自然的死，对一个人来说能算和谐吗？
现代医术已经使人获得长期苟延残喘的可怕能力。因此，想要顺其自然地死，对有些人来讲也变得极为困难。
（三）一个不可思议的命题
“好死不如歹活”是人之常情；
“生不如死”也是常有的情景。
有句话讲：“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
后来有人把它改造成：“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非常精辟。
黎明告诉我，这话的版权属于他，我说我为此要向你致敬。
事实表明，“连活都不怕”这个听上去不可思议的命题竟是成立的。仔细想想古往今来确实有过太多的处于“生不如死”之境的人，确实不想活了，然而竟也顽强活了下去的。这背后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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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鲁迅之后的大文学家
巴金在中国文人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评论家，或接受记者采访，或撰文，或在会中表述。今天，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离世。但是，他们真切的话语留在记者的笔记本中。重读这些，见证一个伟大的形象
二十世纪的良心
曹禺：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
冯骥才：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它纯洁、正直、敏感，且具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灭时，他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紧皱眉头，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两个字：忏悔。他不饶恕文革，也不饶恕自己。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由于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的触摸到。这种良心是忠于生活和忠于文学的。它使我们相信生活，紧拥不弃：也信任文学，牢牢捏紧手中的笔。那就不必搭理那些乱嘈嘈的商品文字和花拳绣腿的文本游戏。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巴金的作品一直可以摸到这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的跳动着。
谭洛非、谭兴国：他用众多的长篇、中篇、短篇，以及散文、特写、杂文等建构了一部异彩纷呈的二十世纪人类心灵的发展史。那对美好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那自始至终充溢着的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使它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激发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同情和觉醒。在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座互相沟通、理解、团结的桥梁。正如巴金先生自己所说那样，“把人的心拉得更近了。”而它本身，也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一个时代的伟大代表
汪应果：他的生命己整个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这一生命与文学进程相重应的现象，本身就赋予巴金一生特殊的意义。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个时代的伟大的代表。
张民权：巴金终其一生都竭力站在正义、真理和人民一边，是那种努力重视“终极关怀”的作家。在巴金那里，有一种一般作家不易达到的高尚纯洁的道德力量。就是努力追求做人与为文统一的崇高境界。巴金这种富有高尚的人格在本世纪文学史上，对许多作家产生了影响。这些年还影响到整个文坛的习尚和风气。
张洁：巴老自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以来，始终是一个无畏的旧制度、旧势力的批判者。在这样一位长者面前，我应该时刻检点自己。任何游戏文学的念头，都应受到良知的谴责。
陈丹晨：他的宽大的胸怀、悲天悯人的精神，使他想到的是奉献，是付出，立志献身人民，为他们而写作，鞠躬尽瘁，九死不怕。他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我们民族能够进步向上，整个人类社会变得合乎理性，快乐而自由。他的文学之根深植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深植在广大读者的心底。同时，也庇荫和培养无数的文学后人和几代读者。
唐金海：巴金的精神：一个世纪以来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坚持不懈地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激烈持久地反对封建专制礼教；以自我灵魂为基础，毫不留情的忏悔和剖析。
曾敏之、刘以邑：先生从“五四”直到如今，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作了杰出贡献。您以文学大师的创作，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人格力量，对中国文坛，对反封建争取民主的人民事业赋予巨大的推动和影响。
林忠民：年轻时看《家》、《春》、《秋》，年老后就想看巴金、萧珊。所以不远千里来到上海。不必说话，只要看一眼，就心满意足了。就满足了我们几十年来向往的心情。
常青的文学大树
汪浙成：是常青的文学大树，在追求火与热的艰涩中伸展根须枝叶。我们在树下呼吸感悟，灵魂中也弥漫着爱。
陈丹晨：巴金和他的作品像一株饱经风雨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他的文学的根深植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深植在广大读者的心底，同时也荫庇和滋养着无数的文学后人和几代读者。
张光年：他的文学作品，为海内外广大读者所传诵。在20世纪的中国，他的作品启发、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我国青年，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雄心壮志。这些作品将在人类文化宝库中永被珍视，长放光辉。他一贯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他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艺术，真诚地对待读者。
冯牧：巴金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与世纪一起经历、跋涉过来的同龄人。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怀人类的命运。他在思想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建树，都体现了人民的呼号、愿望和心声，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和生活，进行深刻探索和思考的重要结晶。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陈荒煤：我的文学生涯是从巴金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开始的。巴金说，要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自己的灵魂。
叶辛：每次我到他那儿，他从不问我当了什么官，而问最近在写些什么，然后告知我要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是对年轻人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巴金始终是一种文化标志。
陈思和：90年代初，我与几位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合作，自筹资金推出系列丛书《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等。这个思想是从巴金三四十年代编辑《文学丛刊》中获得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在转型期间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学术空间。巴老不仅用他当年编丛刊的经验鼓励我们，还题写了“火凤凰”3个字。我把巴老的题字，用在丛书的扉页上。在一个新书订货会上，人们看到有巴金的亲笔题词，纷纷订购。原来，我们想能发行3000册就不错了，结果一次征订就超出了5000册。巴老的声望，可以倡导出一种读书的社会风气。
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冰心：巴金忧郁时，就是他最自然的时候。巴金充满了真诚，心是真诚的，话是真诚的。他不说假话，对祖国、对人民从不说假话。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萧乾：巴金是一个对人对己都很诚实的人，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总是把他的心血、悲欢尽情地倾泻在纸上。真话万岁!
王元化：学会讲话只要一二年就行了，学会讲真话却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我感到巴金既有一颗火热的心，又有一副冷静的头脑，所以能够用热烈的激情感染我们，用清醒的思想启迪我们。
汪曾祺：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我看这个血可以止住了，让别人去流吧。
刘心武：巴老，我要像您一样，一辈子说真话。
谌容：《随想录》150篇，似乎都是信手写来的散文，之所以称得上是文学精品和历史文献，就在于作者讲的全是真话。讲真话，说来容易，做来难。扪心自问，我们活了这么些日子，走了人生大半个旅程，说了多少假话啊。巴老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位中国文学的大师，回顾一生所作的剖白，读了令人心酸，也发人深思。巴老说自己写的不是“传世之作”，我以为确是“传世之作”，也只因为它是真话。
赵丽宏：他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没有真，就没有一切。他不是文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他对自己解剖之无情，在中国没有第二人。每件事，他都从自己身上寻找不足，他是一个真实的朴实的人。我从内心尊重他。
李辉：他的思想与生命同在。热情是火，痛苦是云，云与火的景象下，走着一个真实的人。
赵长天：原上海作协不团结。巴金能够团结所有派别的人。他们对巴金都很尊重，都能谈真心话。这是什么道理？是巴金的真惰，巴金的凝聚力。他有博大的胸怀，对人宽容，珍惜友情。
鲁迅之后的伟大文学家
王元化：如果说巴金晚年的散文与年轻时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对人生对世事的思考更深邃了，从而抓住了世事的真谛。古老的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传统资源，可以使它和现代化建设接轨。但是，也要提防死的支配着活的。鲁迅以他的讽刺揭示了这一点，巴金以他的热情揭示了这一点。无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热情，在文学风格上存在多少差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事非和热烈的爱憎。
柯灵：《随想录》充满了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榜样，巴金是又一个榜样。有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内心生活，是真作家假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线。
冯牧：巴金的《随想录》是一本大书。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
张洁：我轻易不用“伟大”这一字眼，因为它有点被人滥用了。滥用在一些远不像巴老那样应该得到它的人的身上。难道巴老不是鲁迅以来我们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作家么?
孙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鲁迅与巴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认为二者有着怎样的差异，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在鲁迅与巴金的身上,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某些共同的精神品德。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和人格,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范。
陈思和：像巴金这样的文化泰岳，任何褒贬都如风过峡谷，徒留呼啸声而已。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表，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晚年,巴金惟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事情,就是写作《随想录》。巴金所揭示的,不仅是他个人所走过的道路,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来的文人心态,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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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问题的提出
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我曾见到一份巴金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作家严文井的交代材料，虽因价格太贵没有买下原件，但我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巴金当年的情况了解一二。
这份交代为两页信纸，约八百字。标题为“材料”，另在抬头写着“关于严文井”。交代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严文井是儿童文学作家，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这份交代显然是严文井的“文革”档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国作协流失而出。可以断定这是当年外调严文井情况时，造反派组织特地派人到上海逼迫巴金所写。
巴金在这份交代中，主要谈他所了解的严文井在外事工作中的情况。不过，从字里行间看，巴金虽然免不了用“政治标准”、用“主席思想”来衡量严文井外事工作中的“错误”，但他的言词并不激烈，没有“无限上纲”，更没有恶意诬陷与诽谤。相反，我觉得，在造反派逼迫下不得不写交代时，他仍显得比较冷静，有一定的分寸把握。从内容看，他所交代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色彩并不严重、也“无伤大雅”的事情。
应该说，在革命风暴中，这样的交代并不会给当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责。
但，即便如此，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时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的重要贡献之一。
永远的梦，永远的痛
尽管“文革博物馆”的建立遥遥无期，甚至招致不同人的误解与批评，但对于巴金，这却是他晚年生命中从未淡忘的主题之一。
永远的梦，永远的痛。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在干校期间，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诵“最高指示”。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1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巴金。我发现，尽管九十三岁已过，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我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巴金做了介绍。自1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宣讲论文、讨论、甚至辩论，真正开始了一种学术与心灵的交流。听了这些介绍，巴金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讲这句话。我理解，正如他这些年反复强调的“讲真话”一样，他也希望对他的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不切实际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谈话中，我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写的交代。巴金的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老一直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而疾呼，他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我想，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我对巴老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思维的敏捷顿时表现出来。我又说：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我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时候你急起来可比我急得多。”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
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巴金与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甚至美化“文革”发起者的历史错误与罪责。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
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
草婴先生担任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在香港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很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一位方女士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图录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下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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