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选举来看。1997年3月15日，已调离双峰的朱并非候选人，却在等额选举中当选为双峰县长。双峰县委、县政府的一些官员道出了双峰县县长选举发生变故的隐情：朱在双峰县长任上时，通过控制人事任免权，提拔了双峰大半中层干部。而县人大代表多是乡镇干部和局机关干部，各单位代表团的票也主要由一把手控制，朱通过策划组织旧部把他“接回”双峰。知情者透露，双峰人大代表自主选出县长曾引起娄底地委很大担心，害怕产生骨牌效应，欲加干预。一直支持朱的湖南两位双峰籍政界元老做了娄底地委工作。就是说，朱应求担任县长时并不是通过公平的选举选出来的，靠的不是人民的认可，而是上靠元老、下靠旧部，加上等额选举“就是定好了的”，一般不会失手这一中国政坛的潜规则，他就这样爬上了县长这一岗位。不是人民自己通过科学的选举机制真正选举出来的，当然就不需要对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把他推举出来的元老和旧部负责。而后来任命为县委书记，则连这样的“名不符实”的选举都是不需要的。

    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来来看。“朱应求从此肆无忌惮，俨然一个’双峰王'。”朱把他认为是原县委书记阵营或不听其招呼的官员逐一清洗。一位局长说，朱铁青着脸，在会上动辄威胁下属：“谁不听招呼，我就拆他的位子，摘他的帽子，砸他的饭碗！”。双峰上千官员对朱几乎是“百依百顺”。双峰县一位局长说：“在朱手下很难，不听话就要靠边。”朱应求的官职产生的方式同样可以发生在下级官员的身上，下属官员同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来决定，这就为管理与决策上的独裁打好了基础。没有人敢反对是因为害怕“清洗”，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应求成为地方的皇帝式的人物，具有必然性。“在朱手下很难”，而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书记手下工作的人不难，不是因为其他书记所在的地方民主机制健全，而是偶然地遇上了“愿意”讲民主的个人，这种清官式民主，依靠的不是制度制约，而是个人的道德自觉，是非常危险的、靠不住的。

    其实在朱应求从一开始，就是在封建式家族环境中发迹的。朱应求出身农家，贫困辍学。早年任村支书，后任乡镇党委书记。某领导的父亲在朱的辖区去世，朱披麻戴孝，忙前忙后，朱的忠诚、义气给诸多官员留下深刻印象。朱文化程度不高，至今县城还流传着这个“别字书记”的笑话。这样一位别字先生，如果不是处心积虑，善于玩弄权术，按照干部选拔的标准，他是不应当能够最终成为县委书记的，也许有人认为他能力很强，但是一个县，能够胜任县委书记这个岗位的人、象他一样有能力的肯定是有很多的，何况我们的干部是从全国范围选拔呢。美国有一个总统就指出：在美国，至少有500个能够胜任总统这个职位的人，不符合基本条件、未经民主选举的人担任领导职务，能力再强，也违背了民主规则。当年朱应求披麻戴孝的做法，只不过是做得比其他人更高明、更不知耻罢了，他深谙官场规则，其目的是为了向领导献孝心、表忠心。遗憾的是在封建遗毒深重的环境下，忠心和孝心确实为他赢得了领导的欢心，让他从一个伪善的腐败分子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之所以奉行“干爹”政治，原是有传统的，其本质是封建式家族政治。

    朱应求只是所有领导干部选举和管理体制的一个缩影，在任何一个县甚至于更高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中，产生朱应求式的家族统治的土壤却没有消灭。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家族统治才是偶然，出现了才是必然。党内和政府竞争、差额选举党政领导人，已经迫不及待，对这种实际上通过少数人产生领导人的做法的容忍，必然造成任人唯亲的腐朽政治模式。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识之士为中国的民主状况深感忧虑，在这样一种民主不健全的状况下，不仅使财富流向少数官员、黑社会老大手里，同时也必然使人民没有权利和自由，随时都担心朱应求式的领导的“一手遮天”下的侵犯，他的“勃然大怒”下，可以践踏人权、为所欲为。有了土皇帝，就必有任人宰割的臣民。从这个意义来说，民主不光是谋求社会公平、解决腐败问题的方式，更是实现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唯一手段。

    [凯迪网]

对县委书记不宜批发性提拔
批发性提官是典型的“官本”主义

    文/孙振军

    南方某省（广东）最近出台了一项规定：凡优秀县委书记连续任职满五年，可升为副厅级，其中还可挑选部分到省直部门任副职。那些没有被挑中的呢？显而 易见，可享受到副厅级待遇了。此举一出台，一个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的领导同志，很快以《赞成，真心赞成》为题，撰写了一篇为此举叫好的文章。该文高度评价这种作法是“全面推动县域经济的高招，固本强基的上策，稳定将心的善谋，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用人导向。”其论据是“中等的县，一百几十万人，方圆一两千平方公里，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大事小事突发事，事事连着县委书记，他处于核心位置，是矛盾的焦点，旋涡中心（见2005年10月18日《羊城晚报》）。”

    据悉，专门针对县委书记的提拔、重用目前已出台类似政策的，并非只有一省一地，而是还有多家，并呈相互攀比、效仿与蔓延之势。其理由也与“赞”文中所述大同小异。

    而我认为同，这些说辞都是片面的、牵强的、站不住脚的，这种做法，更是不严谨、不审慎、不科学的，是给“批发性”提拔县委书记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和一个冠冕堂皇的政策依据。

    先驳说辞。“赞”文称““中等的县，……事事连着市委书记”不错，说的也是实情。可是县长呢？难道县长就比县委书记责任小、工作轻、操心少、享受多吗？显然不是，党管干部、政抓具体，党管人、政管事。从某种意义讲　，县长不仅不会比县委书记少受累，甚至更辛苦。可是，县委书记“优秀”任满5年可提拔为副厅级，县长“优秀”任职5年怎么办呢？至于什么“县委书记也是常人，，到了四十五六岁的年龄，，后半段总得有个安排……”这就更令人不得其解了：县长不是常人吗？县长到了四十五六岁的年龄，就不需要有个“安排”、不需要有个“肯定”了？

    也许这种制度的设计者会这样回答：县长干得优秀，任职满5年，也可以提拔为县委书记或副厅级嘛。这就进了新的怪圈，乡镇常委书记辛苦不辛苦？该不该提拔？如果乡镇党委书记也辛苦，也该提拔，那么乡长呢？如果乡长也辛苦也该提拔，那么村支书、村委主任呢？照着这种逻辑，连续5年种好地、种好菜、种好烟、打好鱼、喂好猪、养好鳖、做好工、盖好房、挖好煤、修好路等千千万万最基层最一线的普通农民、工人，又该如何来“安排”与“肯定”呢？

    再说做法。我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与方针，从来都是优中选优，能上能下。这是我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是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公仆。尽管在现实生活与实际操作中做的并不完满，但起码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翻阅一下现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不难发现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是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原则。而现在少数地方专门针对县委书记另行出台一套选用办法，事实上是将同等职级的其他领导置于了一个被动的、不公平的尴尬处境。

    事实上，要“安排”、“肯定”四十五六岁的县委书记的工作，并非只有提拔为副厅级这一条路可循。几十年来，组织部门已经结累了不少的经验和办法。而“任职5年提拔”这种政策的推行，事实上意味着一个任期内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失误且满5年的县委书记，就可以心安理得、翘首以待地等着上级的提拔！一个大省区，有一百多个县；一个小省区，也要有好几十个县（含县级市、区等）。如此算来，任期同时满5年的县委书记就不只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这与批发性提拔干部何异？

    此外它还会再滋生另一个并非隐性的弊端：领导干部对县委书记一朝眼红耳热、趋之若俞、竟相追谋。同时。更不利于县委书记的流动。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干了四年多甚至是四年零11个月的县委书记，，即便是十分迫切的工作需要，哪个上级领导还愿意将其平级调走？如果这么做了，与断了人家的仕途与政治前程何异？因此我说这种做法也是极不科学的。

    县委书记确实不好干，但这并不能成为批发性提拔的理由。前不久轰动一时的安徽省18个县委书记贪官落马的新闻，说明这个职务同时也是“高危人群”。因此，对任何事物都不能只看这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所以对县委书记的提拔重用，还是遵循《条例》的原则办事为好，不能陷入“官本”和“官本位”的误区。
    2005年10月22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