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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论评：中国农民与上访制度的博弈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12-12 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进步历来是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凡是哪个朝代对农民宽容一些、有利一些，那么，这个朝代就进步、繁荣和稳定；相反，就会走向没落和灭亡。 自中共建立政权五十多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也响当当了五十多年，可至今农民是没有资格参加国家政治，甚至是一个县的行政管理。农民们要真正有资格说上话，有资格投上县大员们的一票，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正是有如此不同寻常的政治制度，所以农民们有苦可诉的唯一途径就只有制度规定中的上访了。然而接待上访的人，大多玩儿的是形式主义，能解决问题的几乎是九牛一毛。所以说，拿西方人的眼界来评判，中国农民的生存尊严和价值都是很成问题 。 假如说，中国制度能够尊重人，平等到农民头上，农民们有冤情、有不平、有受到欺压的痛苦，那么不用上访就可以解决了。法院、检察、民主选举等等机制为什么就不能够发挥作用呢？！这就说明这些机构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和效能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作为一项制度本身来讲，上访制度实在是不科学也不得法的东西。但是，鉴于垄断统治的专断性，又不得不有缓冲社会冲突的机制，上访制度不过还是维护特权专制的一种产物。 当上访制度也变得成为一种形式时，农民们的关切就沦落为中国最下等人的事务了。上访的材料写得心酸辛苦，可到了要员们手中就是一张带墨点子的纸罢了。层层下转，个个批示“知道了”，这些资料走得比上访人回程还快，可是最终还是落到基层官员那里。地方官员们几折“刁民”的状子一上，将上访人找不到厕所在阴暗街角拉尿的事儿抖露上许多，那结果无非是各地官员们清清白白得很，天下只有“治”不完的“刁民”。由于中国农民太多，加之上访的效能不佳，自然“刁民”的数量也就分外占优了。 “刁民”们上访不能解决问题，就多次上访，多次上访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上层和下层相互“通融”起来，各地行政部门的大员们更是头疼又反感，他们就会拿这些“闹事儿”的农民“开刀”，“帽子”总是有的，中国不是有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么？司法之类就在这些方面显示威力了。据称有许多“专业上访户”是莫名其妙消失了的，或者监狱、或者车祸、或者医院等等。当然，在中国上访请命也没有不需要排除万难的。二是，更加激起群情民愤，于是有不怕死的反抗起来，甚至以死抗争，以血醒世，以肝胆狭义壮天下，此种情势自古就没有断绝过。这方面就不说了，抱炸药包错跑到政府部门或司法所在的事件听说也是有一些的。 农民们在政府官员们看来，大抵是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只有被“领导”的份子，他们十分“愚昧”，政府想怎么上个名儿“集资”，是能忍受就忍受，能捐出就捐出。甚至是卖粮、拉猪、牵牛、拆房等那种解放前土匪有过的做法，在红色革命意识和口号下，都是可以对准“抗租”“刁民”们合法使用的。当然，这样的事件，前些年是多一些，不过如今其他不平之事恐怕还是有，不然何来那么多人上访以达侥幸碰上“青天大老爷”的眷顾呢？按理，有不平，就应该让其求诉，司法的职能并不是让人求乞才能进得来的大门。旧社会县太爷审案子，擂一通鼓，乃至于持一个“冤”字就可以获得公正诉求。如今的法庭本可以通过调查取证来说明事理，然而解决农民诉求问题确实非常困难。以我狭隘的眼光来看，没有公正，不能主持正义，所有的行政、司法等等部门是无所谓效率和进步可言。 我对农民们的了解是比较深刻的。要说他们不想真正拥有自己的民主权利，不想在选举中投出自己硬挺的一票，那是假的。他们也非常渴望通过制度和投票来制衡那些专横跋扈的官员。在他们看来，即使缓待几年，但还是能够看到一个公正的结果，此也不失为一件令人大出一口恶气的痛快事。然而，中国的选举非常虚伪，等额选举是一大特色。这不仅表明“主义”有鬼，也表明执政的危机和信心的缺失；同时还表明是在继续特权专横执政，继续积淀欺压百姓的资据。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村委会的民主选会，有许多人将其选单上等额选举的人名字圈掉，而写上“秦始皇”“刘邦”“曹操”“秦桧”等等历史人物。但是，众目睽睽之下，唱票的又不能不唱，唱一个历史人物，人群就爆笑一阵。至今想起来，场面非常搞笑，但这就是中国基层最真实的民主选举。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农民不是不懂选举，不是不懂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不是不懂选举的意义，最为根本的是因为他们的选举权利被亵渎了，被架空了，选举不是老百姓真正满意和愿意参与的选举。选举就如同选“皇上”，完全在于“领导”巧妙“亲切关怀和安排”，选举是他，不选举也是他，选举谁不选举谁都无所谓。要说农民没有文化，他们会写出“秦始皇”“曹操”等等人物吗？！我看他们还是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一生中耳濡目染的机会总还是有的吧？！中国的现代民主，就如中国古代留存的一个笑话：“掩耳盗铃”。事实上，“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选举都是一个模式，一种体制。 假如中国基层体制中建立起了真正让农民有话可说、有话要说、有公民尊严的机制，那么，中国的进步就是集合有九亿群体基础的进步，一个大大的进步，一种历史跃进的进步。很可惜，这样的进步，农民们期待了五十多年，他们中父而子、子而孙，祖辈父辈代农民都已经在丢失权利中衰老而去，层层新生的一代代又继续在丢失权利中成长壮大，现今农民们依然生活在期待复归权利之妄想中。如今那些农民打工者，更是对选举看得淡薄，似也无计可施。农民们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被任何官员所看到、所在乎的。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也是官员们忌讳的实质所在！ 将历史上任何统治阶层相比较，我实在找不出执政党有什么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更加新奇的东西。除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算是“有点创造”以外，还能有什么值得后人“惊奇”的呢？！恐怕只有这个理论、那个思想什么的了，这是旧中国那么多皇帝都未能抒发出的如此多变故。继续翻新下去，恐怕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我们也只有日日学习这些东西而不会做事的份子了。但我越来越奇怪的是，这些年理论越发达，思想越深邃，解决中国农民的苦难就越是困难，反倒不如什么都没有而带给农民实惠来得爽便和安稳。 唉，可能还是游击战争对农民比较看重，因为它需要农民来养活；似乎现在是什么也不需要了，只是需要对农民棒喝！ [狗官霸夜半注毒杀我]
相关报道 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 将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只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中国整个宏观经济才有解决之道。要解决农民问题那就要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那将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不仅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将使中国步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农民第一次解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那么，今天则当属农民的第三次解放——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让农民获得解放，在新中国历史上，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还是中国共产党每次取得重大胜利、缓解剧烈矛盾、巩固政权的关键性举措。 1946年在解放区开始、1949年在全国完成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解放，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使农民从旧的经济秩序中获得了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奠定了今日农村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为此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次土地改革，被杜润生先生认为是“彻底推翻了乡村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 当中国实行不切实际的人民公社制度，让很多农民饿肚子的时候，新中国的优越性受到怀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有人称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它的深刻性比1949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杜润生说，包产到户“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他做了这样的对比，“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收入人均增长166%”。土地承包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城市国企改革奠定了基础，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 眼下，三农问题已经又处于一个转折关头。农民多年收入增长递减，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受资源和内需不足的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低，要使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发展，不仅要解决资源问题，更要解决内需问题。在城市中国，相对于城市人群的消费，现有的产能所形成的产品层次已经过剩，城市已经很难推动消费增长。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增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消费能力。 但是，现在的农民在土地上只能获得温饱的粮食，出外打工的薪水又少得可怜，为了孩子教育、自己的医疗和养老，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没有余钱消费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捆在土地上或在城市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农民怎么会有消费能力？只有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才有解决之道。 根据我国的宪法，“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现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从而使农民在城市里的劳动权利大打折扣；农民没有纳入社保，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丧失了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何在农民这里丧失或打折扣呢？ 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我革命一样，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将是整个中国政府和所有城市公民的一次自我革命。长时间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身份的不平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使得城市中心主义的潜意识在很多城市人心中根深蒂固，不管是进城的农民还是在乡下的农民，在某些城市的人看来，他们作为中国制度性的“贱民”阶层似乎理所当然。 但是，随着技术和通讯的发达，以前那种把农民捆绑在封闭农村的做法已经不可能了，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如果不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他们一旦遇到失业、疾病或年老的情况，就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要解决三农问题只有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不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这种尴尬状态，而是只要拥有一份工作和固定住所，就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居民。在现有情况下，如果农民要彻底进入城市，那就要废除现有的户籍制度，对每一个农民实行社保，同时，要让他们获得现有土地的完全产权，从土地的出卖、出租中获得初始资本。 给农民国民待遇，要从打破现有的僵化城乡结构开始，让城乡人员流动起来，使城市和乡村有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城市里的人不一定固化在城市里，乡村的人不一定固化在乡村，城乡的互动将产生新的经济刺激和活力，把中国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新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每一次解放都带来了双重效应，既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使中国社会从不太稳定的格局进入更稳定的状态，从低水平的发展步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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