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研究延长选举周期

    记者：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每隔两年就选一次院士，造成很大损耗，而且很多学者整天忙于参选和评选，院方是否有改良计划？

    沈国舫：院士们也反映，现在两年搞一次选举，时间太紧张。我们正在研究延长选举周期，比如3年选一次或者4年选一次。国外也有每年选一次的，比如澳大利亚，但是他们的选举办法没有我们这么复杂，选举后也不像我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问题是，如果要改成3年选一次，要和一系列的制度抵触。例如院领导是一年时间用在选举上，一年用在学术活动上，而每4年换一次届，这都是跟两年选一次配套的。如果改成4年选一次，院士们肯定欢迎，但是你也要想想那些想当院士的人的心情，有的已经66岁，再等4年就70岁，按规定就失去当候选人的资格了。

    现在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考虑。

    记者：为什么不考虑年轻一些的候选人？

    沈国舫：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进来，但是工程科技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我们的经验是，一个人成长为工程院院士，至少要经过20—

    25年的磨练：首先要参加研究工作，然后要参加大工程，接下去还要带领别人工作，而且要出成果，最后还要获奖并得到业内认可，这个过程下来，没有20—25年出不来。所以，大部分都是50多岁才能进入我们考虑的范围。

    而且，我个人觉得，从目前的情况下，过早当院士没有好处，他要面对很多应酬，对他的发展不利。

    资深院士年龄欲设75岁，但阻力很大

    记者：社会上对院士终身制的规定颇有微词，院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沈国舫：我们现在的制度规定，院士在80岁以后就自动转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新院士的选举，院方的活动也不要求他们一定参加，这实际上就是半退休状态。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把转为资深院士的年龄设定在75岁，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院士们都很有干劲。其实，如果他们身体不好，自然会少参加活动。

    有人说，院士选举多一票终身受用，少一票就回家抱孙子，我认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在院士增选中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准院士，水平已经相当接近院士，只不过在他的领域还不是最拔尖的，而是第三、第四号人物。这些人的岁数大多在60—70岁之间，平时也很忙，像院士一样，要被邀请参加各种工作。

    我们在做大的咨询项目时，也要邀请他们参与，他们也很乐意参加。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东北水资源战略咨询项目》，30位院士牵头，200多位专家参与，老中青都有。事实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真正有才的人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记者：院士制度另一个备受批评的原因是很多单位的院士垄断了有限的科研资源。

    沈国舫：这不符合实际。实际上，只有少数院士能够掌握科研资源。现在“863”、“973”这样的国家大项目，都要求65岁以下的人才能当首席科学家。有些院士为此还有意见，认为自己还很能干，却被年龄限制了。

    我相信，至少有70%的院士并没有掌握过多的科研资源。

    记者：有人说，院士制度抑制了创新，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沈国舫：我觉得说这个话不公平。如果说院士已经功成名就的话，他为什么要压制年轻人呢？我就常常对我的学生说，恨不得你们早点超过我，巴不得你们早点出成果。我相信大多数院士都是这个心情。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我们不仅邀请很多年轻的专家参与大课题，还为他们开设了工程科技论坛，使一些年轻优秀的工程科技专家有展现才华的机会，效果非常好。

    并无明文规定院士要享受副部级待遇

    记者：现在院士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否合理？

    沈国舫：这不是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我们的院士制度并没有明文规定院士要享受什么待遇，而是有些省份为了招贤，规定院士可以享受副省长待遇，也就是副部级待遇，主要是在医疗和住房两项内容上，我也听说有的地方规定院士的车不用交养路费。所谓享受副部级待遇就是这样来的。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为了吸引院士去工作，开出了几百万元的价码，院方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沈国舫：由于院士比较少，是“稀缺资源”，有些地方把院士当指标，哪个学校要有多少院士，哪个单位要有多少院士，这样一来，院士的价码就高起来了。其实北京的院士是待遇最低的，一个月就1000元补助，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全部加上也就4000元钱，而地方城市要更高一些。

    院士偶尔会被邀请去作报告，有的给1000元“出场费”，多的给5000元“出场费”的，但这种报告只和院士的专业有关，而且院士准备一个报告，也要花好几天时间。

    院士的收入适当高点，我觉得可以。如果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话，我觉得是正常的。现在有的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做过调查，我身边也有院士就达不到这个水平。从院士的贡献来说，一年拿个20万元—30万元也很正常，但是不要达到100万元。

    记者：媒体披露，现在院士的活动很频繁，一些院士为各种活动所扰，甚至感叹自己是“花瓶”，你有何对策？

    沈国舫：现在社会邀请很多，确实如此，我们也烦得很。我是副院长，很多活动都是拒绝参加，能推就推。如果什么都参加，那我一年什么也不能干，只够全国到处跑。

    我觉得有些地方把院士的地位提得太高了，没有必要。什么活动都要请院士，显得有档次。不过，这也是社会现实，一个活动，要是有院士参加，省长就可能会出面接待。为此，我在政协已经发了两次言。

    记者：院士兼职的现象也很普遍，院方有何看法？

    沈国舫：最近有一个学校请我去做双聘院士。我本来是北京林业大学的院士，他们学校还没有院士，就想邀请我同时也做他们学校的院士。他们开出了很好的条件，不用我真正去工作，一年去作两回报告，和学生座谈座谈就可以了，报酬是一年给几万元钱。我说我是副院长，自身要自律，他们说那等不当副院长时再来兼职，我就打哈哈，说以后再说。

    兼职这种情况确实很多，院里不能禁止院士兼职，但是要求他们兼职必须做具体的工作，确实要做出贡献，不能挂虚名。

    我可以保证，工程院大多数人都是按照这个要求执行的，但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可能有个别人到处兼职。但我们一再提醒院士注意这个问题。

    记者：有人批评现在院士的含金量一直在下降，院方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沈国舫：我也听到有人这样说，但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现在特别拔尖的院士少了，这是正常现象，因为特别拔尖的早就选进来了。大工程的特点是团队作战，水平排第一的人物已经进来了，二号、三号、四号人物怎么办，他们水平都是很接近的。在这里面再拔出一个来，就非常难了。实际上这几年当选的院士人数一直在下降，今年本来有60个名额，最后只选进来50个。

    那么，选进来的院士是否比老院士水平低呢？我认为，如果他们和老院士一对一的比较，水平不一定差。

    但是老院士在选举的时候那个领域只有他一人，他是创学科的，他是奠基人，而现在，可能同一领域进来的人有好几个，就给大家一个错觉，认为越来越差。

    现在中国的工程科技发展那么快，要完成那么多的大工程，肯定会出现更多的代表性人物，所以我不相信一代不如一代。

    影响正常选举的立刻淘汰

    记者：此次选举中是否还有跑关系、写条子的现象？

    沈国舫：不正常的现象每一次都有，有的在选举前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成就，或者请院士到他们单位去“考察”。我们调查以后，就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

    很多单位都希望自己的单位能出院士，他们愿意花钱，也愿意做工作，但是我们多次警告，这样做适得其反。

    记者：查出几个？

    沈国舫：以前出现过4次这样的情况，这一次选举也有一个人因此落选。当我们感觉他采取了不适当的行动，影响了正常选举，提出来后选举委员会立刻把他淘汰了。

    记者：院方如何看待官员入选院士和当选院士以后做官？

    沈国舫：对候选人，我们不看身份看表现，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是否符合院士要求。至于当选了院士以后再去做官，我们挡不住。但是我们希望，年轻点的院士不要过早担任行政职务，因为那样做必然使你的专业受影响。

    记者：今年增选过程中候选人被投诉的情况如何？

    沈国舫：我们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时启动了投诉信查处程序，具体数字我就不说了。进入第二轮的共有158位候选人，我们接到的投诉信过百，涉及人数过半。

    记者：2003年工程院曾经公布了院士被投诉后的处理结果，有21封投诉信涉及18位院士，今年情况如何？

    沈国舫：实际上2003年并不止21封，这只是年中我们总结工作时汇总的一个数据，恰好被你们听见了，后半年还有呢。现在，每一年的投诉信越来越多，说明社会很关心。只要署名的投诉，我们就会去查处；即使没有署名，如果有明确的线索，我们也会去查。

    记者：今年被投诉的情况呢？

    沈国舫：具体数字我不想说，也没有意义。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起严重到需要院方采取措施的行为。

（资料图）

    12月中旬，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猛然袭来。

    11月16日，一家媒体报道称，于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周光召乃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其身份显赫，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外界关注。

    圆桌会议

    “当时一共13位院士参加。”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汪品先告诉记者，“圆桌会议”由上海科技学会主办，主题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自主创新”，但当时，大家不知不觉就将话题转到了院士问题上。

    汪品先首先发起了对院士制度的批判，“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可能都对院士制度有看法吧，”汪品先回忆，“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但我们只是认为院士要降温，现在社会上将院士炒得太热了。”

    而据媒体报道，周光召院士后来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此外，周光召还抨击了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的现象，“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但我们并没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媒体也许误解了，”汪品先说，“包括周光召院士也只是希望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

    周光召后来对与会的13位院士倡议，“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十分赞成，他告诉记者，“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

    “比如，两年增选一次时间太短，人才成长也没那么快，我曾经提出建议延长到三年一次，就我所知，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还不少，但始终未被采用。”

    邹院士认为，这种院士整体水平下降以及各种不合理情况正越来越严重，所以有很多人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话，还不如取消院士制度。

    制度诟病

    近几年，关于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学术腐败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2001年的“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863项目申报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尽管只是极少数，却给院士光环投下了阴影。

    曾在“核酸风波”中仗义执言的邹承鲁已年过八十，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他告诉记者，学术腐败问题虽受到公众关注，但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日益猖獗。

    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这位院士感叹，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靠严谨的治学精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大错特错？

    “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中科院一位人士说，“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神。”

    这位人士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3年已降至29位；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连续多年空缺。

    “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这位人士认为，“但院士制度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需要变革。”

    另外，对院士制度诟病最多的，当数选举过程滋生的腐败。

    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大体公正，但不是绝对的，“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没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邹院士介绍，按规定，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近几年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更严重的是，不少单位和地区出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金攻关。”

    “比如单位组织一场学术活动，邀请许多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会议费、出席费，变相贿赂。”

    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贿选现象，邹院士认为，这些行为不禁止，院士制度就不可能公正。为此，他多次在中科院院内会议上，呼吁选举要公开透明，“不久前我还就此公开发表文章，希望所有候选人的资料能够在网上公布，任何人查看了都可提意见，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这样才会比较公正。”

    中科院主席团曾讨论过邹承鲁的建议，在会上同意，但没能实行，“他们告诉我，今年来不及了，下次再考虑。”邹院士说。

    特权效应

    截至今年增选结果出炉前，我国共有中科院院士687名，工程院院士654名。

    在我国，两院院士除非有重大问题出现，一般均是“终身制”，他们大部分享受“三重”津贴：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补贴，因其所在地区不同，数额各异。

    “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也就1000元/月，”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但在外地，特别是院士少的边远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权’不少。”

    山东一位院士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再给多少万，加起来一年的“年薪”超过100万元。

    “院士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为改善了，”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顾海兵教授说，“比如西部某省举行了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12位院士统一配备别克轿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鸣，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

    院士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因而就成了“万能人”，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的“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

    顾海兵认为，“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对于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两院无疑也为此头痛，中科院曾在2001年出台《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同时还宣布，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制裁，但后经媒体追踪披露，两人多年前已被取消院士头衔，迟至2001年宣布，其象征意味不言而喻。中国工程院则在2003年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该院院长徐匡迪曾提出“五个不希望”：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动”院士，不希望院士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希望院士参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但凭“自律”或是“不希望”，能否解决积弊已久的制度问题？无论是内部的建议，还是院外学者的呼声都表明，院士制度已到变革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