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

　　院士制度罪与赎

　　●编者按

　　12月中旬，每两年增选一次的两院院士评选相继揭晓，101名科学工作者榜上有名。披红戴花之时，各界对院士制度的反思、质疑，乃至“炮轰”，也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邹承鲁、周光召、汪品先等院士对院士制度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很多评判，还有学者从院士制度的沿革分析讨论院士制度的“存废”。而据报道：作为回应，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说，中国科学院已经准备在明年春天召开两次关于院士制度建设的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科学院、工程院的专家、官员一起探讨对策，让院士制度永葆青春和活力。

　　发生在岁末的这场“院士信誉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学术腐败侵蚀到最高科学界的结果和表现。这几年，中国院士数量直线上升。而据报道，随着院士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世界排名却由1998年的第13位降到了2003年的第29位。

　　与此同时，少数院士却因为“参与商业炒作”，“抄袭论文”，“鼓吹特异功能”，“学术造假”留下了笑柄，玷污了院士的光荣称号。正如邹承鲁院士所言：这些人、这些事，虽然只是院士队伍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少数人影响了院士的声誉、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何祚庥院士说“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了”。现在，对于院士制度的关注也的确正从院里延伸到院外。令人欣慰的是，记者采访的这些院士无不直言不讳，对院士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反思。这表明我国科学家群体的核心是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公众希望，对于院士制度的讨论，能给院士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一个审视的空间，还院士一方净土！

　　11月15日，在13名两院院士、100多名企业家与科技人士参加的“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汪品先院士原定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他转而谈论中国的院士现在社会把院士捧得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院士是人选出来的，少一票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就什么都有了，什么评审会都少不了，都要发言，人家都洗耳恭听。有这样的人吗……”

　　汪品先院士的发言，随后得到许多院士的回应，近日，记者就此对汪品先院士进行了专访。

　　“院士不是‘特权’和‘金钱’的代名词。”

　　北京科技报：目前我国的院士选举，您认为主要存在那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汪品先：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主要依靠的是单位提名。单位提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重要的，因为院士制度已经中断了几十年，加上当时院士的人数又少，很多人对此不是很了解。但是这几年情况已经变了，大家对此有所了解后，在下面进行的非正常操作太多了，所以不能再采取单位提名这样的老办法了。我认为应该由院士群体本身来选举才对，国际上都是由院士提名的。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被选举人是受别人推荐的，自己本身不知道，应该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目前的情况是在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的单位常常会下力气、花钱帮助个人搞公关。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会造成单位公关这类不合理的现象呢？

　　汪品先：这也跟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的炒作过热有关，有些单位盲目地攀比你有几个院士，我有几个院士，好像院士的多少就代表单位水平的高低似的。

　　北京科技报：据说您认为应该取消院士制度？

　　汪品先：现在的院士制度是1990年制定的，当时是说十年不变，但是到了2000年还是没有改革，所以现在每次遇到院士选举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很多。我所说的改革并不是要取消院士制度，我主要强调的是把它过热的部分降温，现在不仅社会上把院士炒得太过分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很好地节制。其实每位院士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属于权威，因此我说要降温的办法就是，把院士还原到学术上权威性的最高荣誉称号，而不是“特权”和“金钱”的代名词。

　　“‘院士终身制’是个很滑稽的说法。”

　　北京科技报：近年有一些企业家和官员也参选院士，他们是否符合院士评选的标准？

　　汪品先：关于院士评选标准，现在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好，所以这个不能妄下结论。

　　北京科技报：那么就现在的标准而言，您认为合格的院士有多少？

　　汪品先：因为我并没有对此做具体的调查，所以无法告诉你现在合格的院士有百分之多少，我也不想因此和其他院士挑起矛盾，很多敏感的话题由我来说是不合适的。

　　北京科技报：由于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院士评选的标准又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因此社会上关于“院士终身制”的问题争论不休，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有说辞，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汪品先：“院士终身制”是个很滑稽的说法，根本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课题来讨论。我认为院士仅仅只是一种荣誉，既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如果院士本身不意味着金钱，不意味着特权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出现，院士作为终生荣誉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如果院士犯法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现在确实存在许多院士腐败的问题。

　　“应该尽早把知识分子的待遇规范化。”

　　北京科技报：据我了解，北京的一些院士一个月大概收入10000元左右，但是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给院士住别墅，配备高档轿车，享受比较高的待遇，这也成为院士制度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您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品先：关键在于各种变相的补贴，国家应该尽早把知识分子的待遇规范化。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体现在院士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早些年我曾提过多次，将工资问题理顺是当务之急，并不是靠院士的头衔给你增加多少工资，而是应该根据你的能力和贡献。当然，既然能被选上院士肯定是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和贡献，但是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依据。现在有些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凡是院士就给多少多少钱，这个办法本身并不可取。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院士待遇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比较合适？

　　汪品先：这件事情应该摆在工资体制上来加强改进。现在普遍都有加薪问题，待遇高了是个好事情，但是应该将其规范化，也就是说应该将各种各样的补贴变成工资才对，不断增加补贴不是个好办法。其实院士本身的工资很低，我现在才2000元左右，但是我的收入却是工资的好几倍。这就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打补丁，首先应该将衣服调整好，如果补丁比衣服还大的话，这就不正常了。我认为应该是有个国际标准的，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要求同国际接轨的话，但起码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北京科技报：我了解到您是1991年被评选为院士的，那时的待遇怎么样？

　　汪品先：我记得当时只是增加了国务院给的两百块钱，后来上海市政府又给了六百块。

　　汪品先院士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现担任深海“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专题策划杨猛。北京科技报： 杨猛、吴洣麓。

    [北京科技报]

邹承鲁院士　中国生物化学家，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美国生化学会荣誉会员。

　　“科学界学术界还是捂着不让外界知道。”

　　北京科技报：您谈到科技界存在七种不正之风，您能具体地谈谈吗？

　　邹承鲁：关于抄袭剽窃他人的成果，这是科学界比较普遍的情况，当然也许社会科学界更严重。最近我在新语丝上看到一个汕头大学教授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这个人还比较老实，事情揭发后，他主动辞职。东南大学校长的学生发表剽窃文章，他说文章是学生剽窃的，他不知道。我认为只要是作者都要负责，你要么不署名，署了名就要承担责任。

　　第二点是伪造科学实验数据，比第一点更难明确地说清楚。抄袭剽窃很容易查明，把两篇文章一对比就看出来了，伪造科学实验数据只有与他共同合作的同事才能发现，表面上看不出来。在国外，这种揭发的情况很多，本单位对外界对媒体也不掩盖，而且有义务提供资料。一旦揭发后，当事人被开除，他的科学生涯也从此终结。在中国非常不一样，本单位都是遮着捂着。一方面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另外，当事人都是在位当权的。所以科学界学术界还是捂着不让外界知道。

　　　投诉院士“调查一下后，就不了了之”。

　　北京科技报：如果有人投诉院士，是怎么处理的？

　　邹承鲁：会有人调查，但是很多是走走过场，调查一下后，就不了了之，调查的结果也没有公布。院士被除名，首先要有五个院士联名提出，然后要得到三分之二院士的批准，最后除名结果还得通过全体院士确认。单位对当事人的处理太宽容了，像北京大学的王铭铭，被揭发剽窃后北大取消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格，但据新语丝讲，过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他的资格。这种情况太多了。

　　关于随意侵占他人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老师侵占学生成果，这很难落实。过去有个院士这样，有人发起要求除名，但是没有通过，因为他的学生不愿出面作证。这种情况很难有确切的证据，受害人忌于权势，不愿当面作证。

　　北京科技报：有人认为院士的种种腐败是院士自身的问题，不在于院士制度。

　　邹承鲁：我不主张取消院士制度，但是应该取消单位推荐。国外是没有单位推荐的，单位推荐弊端非常多。比如增选院士，按规定，候选人一旦被发现进行“公关活动”，候选人资格就被取消，于是现在很多就是单位出面活动，变相地送礼贿赂。还有把科研成果往一个人身上推，包装院士，受害人也不敢作证。个人侵占他人成果很容易辨认，但是单位来做的话，别人看不出来，特别是保密单位。是到了该取消单位推荐的时候了，增选院士候选人完全可以由院士推荐，大家是同行，彼此了解情况。

　　　“科学家不能宣扬伪科学。”

　　北京科技报：您经常关注新语丝吗？

　　邹承鲁：有时候看看。

　　北京科技报：新语丝上披露一些院士的负面事件，比如介绍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某某曾发表一篇演讲，叫《从藏传佛到认知科学的崭新链接》，把藏僧修炼中的一些活动跟科学联系起来，您是怎么看的？

　　邹承鲁：科学家不能宣扬伪科学。我声明一句，凡是科学家宣扬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我一概反对。

　　北京科技报：在2001年“核酸”事件中，中科院院士张树政为核酸的营养价值作证。

　　邹承鲁：这件事跟院士没有直接关系。一个稍懂科学的人都知道核酸本身并没有营养价值，事实上，奥珍核酸营养品刚出来时一位科学家就在报纸上提出反对。你说的那位院士后来也出面说他没有为奥珍核酸营养品的科学价值作证。

　　北京科技报：还有“基因皇后”陈晓宁事件呢？

　　邹承鲁：这件事也跟院士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她本人为她开办的公司作的宣传。

　　延伸阅读

　　　　部分引起争议的“院士腐败”事件

　　涉嫌伪造学术成果的：洪某某：

　　“水稻基因物理全图”是1997年由洪某某领导的课题组公开向世人公布的，然而，有人写文章“揭发”洪某某“1997年曾引起轰动的‘水稻基因物理图’是一张废图”，此事引起科技界的议论和关注。《南方周末》也曾介入此事的调查。

　　涉嫌侵吞他人成果的：蒋某某：

　　2003年2月9日，一封署名于锡玲的检举信出现在“新语丝”网站，这封长达数万字的检举信详细叙述了蒋某某在山东大学五十年来如何利用各种途径剽窃或占有同事、学生学术成果，以致当选中科院院士、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奖或其他奖项的经历。很快，媒体也参与进来，对此事进行调查。蒋某某本人及所在单位对外界予以否认。

　　涉嫌抄袭、剽窃的：杨某某：

　　2001年，方舟子在《对杨某某院士抄袭的鉴定》一文中披露，中国科学院某院士发表的综述涉嫌抄袭。

　　涉嫌宣扬迷信、伪科学的：朱某某：

　　某大学校长朱某某院士曾发表一篇演讲，把“修炼”中的一些活动跟科学联系起来，进行伪科学宣传。

　　相关链接

　　学术腐败七宗罪

　　资深院士邹承鲁指出，现今科学界存在七方面的严重问题，被媒体称为中国科学工作者背离科学道德的“七宗罪”。

　　邹承鲁说，国外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院士水平不高，有一定道理，但对中国的院士，首先要看他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其次才是国际影响。

　　邹承鲁院士所说的七宗罪分别为：一、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二、伪造篡改实验数据。三、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四、重复发表论文。五、学术论文质量降低和育人不负责任。六、学术评审和项目申报中突出个人利益。七、过分追求名利，助长浮躁之风。（陈晓燕）

　　[北京科技报]

何祚庥院士　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现在评价一个大学的水平首先看其院士数量的多少。

　　我并不赞成把对院士的批评公开化。有人把对科学问题上的反对与人联系起来，有很多投诉信是不真实的。院士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期望值不能那么高。很多人批判院士制度，我觉得都没有批判到根本，真正的根源是官本位。

　　院士制度不可取消

　　北京科技报：最近院士制度被炒得沸沸扬扬，一些院士揭露院士制度的弊端，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也对此做出相应的反驳，您是怎么看待院士制度的？

　　何祚庥：首先，我非常支持邹承鲁院士的话。院士制度不可以取消，但是必须改进。

　　不能取消院士制度的理由如下：首先，院士制度确实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最高的奋斗目标。因为院士是最高的荣誉称号嘛，作为一个激励制度，院士制度没有什么不好的。

　　其次，为什么院士增选比较受到关注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院士是由无记名投票选出的。事实上在我国的国家事务选举中，很少有无记名投票的，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但总体上很少，相比之下透明度还没有院士选举的那么高。而且，院士候选人之所以被提名，要经过层层筛选。先由各个单位提名，比如北大提名某某，还得报到教育部汇总，通过比较、筛选再提名。这个过程是比较民主的，可以保证选出比较高水平的院士。院士被选上不容易，有这么复杂的评选过程，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至少相比起我们国家许多其它的选举，院士评选制度科学、民主得多。

　　北京科技报：邹承鲁院士认为院士的增选应该增加透明度，不应该只公布候选人的名单，候选人的资料也应该公布在网上。

　　何祚庥：候选人的名单资料确实向参与评选的院士公布了，至于在网上公布，现在互联网很发达，这也是很方便的事。

　　北京科技报：现在经常有一些关于院士的负面报道，您如何评价？

　　何祚庥：院士不是神，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院士难免会受到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影响，社会对此也有批评。批评院士是为了促进制度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有道理。但我并不赞成把对院士的批评公开化。的确有的院士做得不地道，比如核酸风波，有的院士参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作为整体，院士是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院士的称号可以取消，大家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有院士被取消资格的。院士制度总体上是公正的。

　　制约机制需要改革

　　北京科技报：据我所知，至今为止只有两名院士被取消院士资格。您能谈谈对院士的制约机制吗？

　　何祚庥：我认为制约机制需要改革。我们有个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就是针对一些需要“他律”的院士的机构。一旦有院士违反了院士自律准则，经过审核以后，委员会可以找当事人谈话，纠正错误，还有权向院士会议递交报告，建议采取相应制裁措施。

　　北京科技报：道德建设委员会只有建议的权力吗？

　　何祚庥：对，决定权在院士会议。我认为应该加强道德委员会的约束权力。

　　北京科技报：除了道德建设委员会，没有其他的约束机制吗？

　　何祚庥：还有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有的院士申请项目不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是为本单位、小集团捞利益，学部的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应该加强识别的能力，在提供咨询进行评议时应该坚持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成为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的代言人。

　　北京科技报：您刚才说的都是中科院内部的监督，外部的监督呢？有人写投诉信，这些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何祚庥：对，应该有社会的监督。确实有人写投诉信，而且有专门的机构处理调查投诉信，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有人把对科学问题上的反对与人联系起来，有很多投诉信是不真实的。所以我呼吁，社会公众发动对院士的监督时，一定要署名投诉。一般你署上真实姓名，就表明你对投诉的内容负责。如果匿名的话，可能就不太好处理了。

　　最大的问题在于官本位

　　北京科技报：您刚才高度评价院士制度，但是社会上对它的负面评价确实很多。

　　何祚庥：这不在于院士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官本位。我们的社会就存在官本位的思想，将院士跟行政级别挂钩。很多所谓的院士制度弊端都来自于官本位。比如，评价一个学校的水平就是看院士数量的多少，简单地量化评价，将评价标准简单地量化了。院士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期望值不能那么高。院士的数量只是反映该单位的历史水平，而不是现在。在评价的时候，科研成果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官本位的评价体系存在很大问题。

　　很多人批判院士制度，我觉得都没有批判到根本，真正的根源是官本位。比如，在选举或是咨询评议时，院士是官员不说，即使不是官员，他要代表本单位官员的指示，受部门利益影响，不能秉公而断。

　　北京科技报：院士能给本单位带来很多好处，是吗？比如有院士带头申请项目都容易些。

　　何祚庥：对，这还是官本位的评价体系问题。看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应该看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做得怎么样，有没有那个能力，光看院士是不科学的。

　　院士应该择优录取

　　北京科技报：您能不能谈谈当初您当选为院士时的情况？

　　何祚庥：我是1980年当选为院士的。那时候选举院士还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有个背景，“文革”前两届院士是直接任命的，以后多年没有选举。改革开放后院士重新受到关注。那时候没有人找我谈话，就是直接当选了。跟现在体制很不一样。

　　北京科技报：那时候评选院士的体制和标准是什么？

　　何祚庥：标准是通过比较择优录取。我不清楚选举过程，老院士提名，具体他们怎么讨论的我不知道，提名后报国务院批准。后来我知道提名我的并不是跟我关系密切的老师，应该说比较客观公正，选的都是改选的人，相比来说比较优秀。

　　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老师优先提名自己的学生，反正我自己也参与过几次选举和提名，我没有自己的学生可提。提名关键是看他优不优秀，只要是优秀，即使是自己学生也可以提名，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嫌”。 （陈晓燕）

　　 [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