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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开药方拿回扣也是受贿”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3-09

   

卫生部部长高强称,将结合打击商业贿赂,降低虚高药价 

昨天(3月7日)下午,卫生部部长高强参加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联席讨论时,被记者围追堵截。本报记者赵亢摄

  本报讯(记者魏铭言)“医生开药方拿回扣也是受贿!要结合打击商业贿赂,改变目前医疗购销体系的混乱现状,降低虚高药价。”昨天,卫生部部长高强与80多位来自全国医疗卫生界的政协委员坐在一起,研讨未来5年如何缓解百姓“看病贵”、“看病难”。

  部长发言先换身份

  在听完11位政协委员对医改、社区卫生服务、药价、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等问题的建议发言后,高强说,希望各位委员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提案,交付相关部门办理。

  高强表示,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需要多个部门协调合作。比如规范医疗行为由卫生部负责,拓宽医疗保障覆盖面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而社区卫生发展和公立医院转变运行机制的根本———财政投入,则应由财政部主要研究解决。

  一席谈话之后,高强换上全国政协委员红色胸牌,“这样说话更方便、更坦率。”高强说。

  “群众因为看不起病而死去,身为医务人员,从感情上讲不过去。”高强认为,无论是靠政府投入,还是公益彩票或社会捐助,都要不断完善医疗救助体系,既要保证特别贫困病人基本的生命权利,也不能由医院为所有的贫困病人“埋单”。

  切断黑链降低药价

  钟南山、董协良等几位委员在讲话中连续提到,因为药价虚高,群众看不起病。

  高强神色严峻,不时低头记录。高强坦言,医药购销体系的现状混乱,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本意是降低药价,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没有执行国家订立的药品集中招标规则,导致虽然是集中招标,其中却存在一条环节众多、层层加价的利益链条。这条利益链条在医院的集中体现就是:医生开“大处方”,医药代表根据卖出的药品给医生送礼,送回扣。

  “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商业贿赂,医药代表是在进行商业行贿,而医务人员拿回扣,实际上就是一种商业受贿。”说到这里,高强表示,现在国务院提出打击商业贿赂,要改变医疗购销体系的混乱现状,也要结合打击商业贿赂,切断这条利益链,才能把药价降下来。

  社区医院收支分离

  李连达委员建议把目前的医疗资源统一划分为平民医院、平价医院和私立医院,分别满足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

  高强说,公立医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创收赢利的运行机制问题。“同时,目前我国享受医疗保障的人群太少,在城市只有55%,在农村只有20%.”高强认为,只有医疗保障覆盖面扩大,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回归公益性,双管齐下,才能逐步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高强说,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不仅要靠政府财政加大投入,还须建立监管机制,规范医院内部人事、分配、诊疗等各方面工作的运行。社区医院则要从现在起明确公益性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人员工资、医疗设备和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事业投入全部由政府负责,恪守收支两条线原则。

  医生“走穴”禁不如疏

  李文志委员建议建立医务人员流动机制,平衡医疗资源分布

  本报讯(记者魏铭言)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麻醉科主任李文志向大会提交提案,称医生“走穴”本身也是下基层医疗支援的一种途径。既然无法禁止,倒不如建立医务人员流动机制,规范医生“走穴”,让医生合理“走穴”到基层医院为患者服务,同时也能提升社区医院的技术力量。

  李文志说,当前医疗界普遍存在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去下级医院“走穴”的现象,这恰恰反映了卫生资源特别是医疗技术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李文志认为,目前国家要发展社区医疗,推行社区首诊和大小医院间双向转诊的格局,那么,何不借此时机,将名医到基层医院“走穴”的现状规范化?

  李文志认为,规范医生“走穴”,首先要按地域划分医疗大区,每个区域内有三甲大医院,也有二级普通医院和社区医院。然后,在各医疗区内成立以大医院为负责主体,附属中、小医院的医疗集团,把大中小医院的利益联系起来。并建立医生在大中小医院之间的流动工作机制:即小医院(社区医院)医生定期到大、中型医院学习实践;中型医院(二级医院)医生负责指导小医院诊疗工作,同时定期到大医院进修;大医院的医生特别是名医,则应定期到中、小医院为疑难病例会诊,同时帮助重病患者转诊。期间名医在基层医院所付出的技术服务和劳动,由医疗集团给予相应的报酬。

  名医跨医疗区到异地医院会诊、手术,报酬则由医疗集团之间相互协定。

  李文志说,如果这种机制建立起来,不仅医生不会再放弃本职工作四处“走穴”赚钱,还可以充实当地基层医院技术力量,平衡地区内医疗资源分布,让患者可以在家附近的医院得到高技术的诊治,不用四处辗转。

 

  昨天下午,钟南山院士参加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联席讨论。本报记者赵亢摄

  ■代表建言

  罗益锋代表分析看病难三大原因

  公立医院应收支两条线

  本报讯(记者廖卫华)如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成为最近两天北京团代表们讨论的热点。在昨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上,罗益锋代表建议:改革公立医院经营机制,实行收支两条线。

  罗益锋认为,造成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诸多因素中,有三个因素最重要: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补偿机制不合理,形成以药养医局面,这导致公立医院失去公益性质。

  罗益锋说,国家卫生总费用结构显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980年的36%下降到2003年的17%;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则由21%上升到56%.此外,药品和医用耗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加上拿回扣等不正之风,有的药价甚至几倍于西方发达国家。

  而全国不少疑难病症患者集中到北京诊断治疗,一些大医院60%的病人来自外地,加上倒卖挂号条的现象严重,加剧了本市居民的看病难。

  范远谋代表则提出采取中西医结合的解决新思路,建议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发挥中医、中药的优势。

  “百度”一下“医改”,找到相关网页约791000篇。在本次两会上,医疗改革成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问题。

  ■部门回应

  高强:擅自外出会诊将予处分

  昨天,针对如何规范医生“走穴”的问题,卫生部部长高强明确表示:卫生部去年曾以部长令形式,对医生外出会诊做出管理规定。目前,这个规定已在实施中。

  卫生部《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医师未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病情需要或患者要求会诊的,经科室同意后报所在医疗机构批准,并向拟请会诊机构发出书面会诊邀请函;擅自外出会诊记入考核档案,依法给予处分。

  ■专家观点

  钟南山:“走穴”为医疗界不齿

  大医院医生下基层会诊及治疗并非“走穴”,而是十分正常的做法。今后,国家要构建社区医院与大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体系,更需要大医院医生下基层,帮助那里的医生诊治患者。

  我想,“走穴”是另一个贬义的概念:即用业余时间去外单位诊疗病人,并获得较高的报酬。还有医生为了获取较高的报酬,劝说来本院求诊的病人到自己“走穴”的医院去接受手术或治疗,这种行为应是被医疗界所不齿的,也应该被禁止。

  本报记者 魏铭言

 

相关报道

“官员腐败是药价虚高源头”

七家知名医院负责人共议“看病难看病贵”,支招解决药价虚高、社区医院建设等难题

  访谈动机

  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药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药价虚高的源头在哪里?现在推行的药品招标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这一现状?昨日,记者带着以上问题,采访了7家全国知名医院的负责人,他们对医药分家、药品招标、社区医疗等医疗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发表看法,并为降低药价出谋划策。

  许爱娥

  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

  黄峻

  医药分家并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相反,药房为了自己多卖药,可能与医生暗中联系。

  肖红

  医院给科室分经济指标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公立医院,毕竟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张忠辉

  因为利益链条问题,招标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药品加价。有的地方就是“招标招标,越招越高”。

  栾文民

  政府对社区医院不能只是投钱建,实际运行中却让社区医院自负盈亏,这样难以履行公共卫生职能。

  何惠宇

  发展社区医疗应因地制宜,老社区可整合原有的医疗资源,在建或待建社区则要提前规划。

  陈仲强

  医生的处方是否规范,做手术是否出现过医疗事故,这些有关医生信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公开。

   许爱娥

  官员腐败是药价虚高总源头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

  新京报:现在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您怎么看?

  许爱娥:卫生部公布看病贵有6大原因,我认为药价虚高是突出问题,而药价虚高总源头是官员腐败。比如,按照正常程序,一、二类新药审批总费用是4.8万元,批文评审通过至少需要5年。但目前,一些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我认为,药品主管部门少数官员腐败正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总源头。

  新京报:药品流通环节是不是也会对药价造成影响?

  许爱娥:是的。目前,药品流通要经过很多环节,层层加码,最后都会加到病人身上。一种药品从生产到拿到老百姓手里,价格可能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翻。

  新京报:国家已多次对药品实行降价,收效如何?

  许爱娥: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因为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做成新药。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产品鉴定体系,制止老药翻新行为;同时严禁行政干预和审批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新京报:如何达到预定目标呢?

  许爱娥:我觉得政府可以建立药品集中配送中心,药品从工厂出来后,直接进入配送中心,然后再进入医院,这样不但更透明,也减少了很多环节。

  新京报:这样能解决医生拿回扣问题吗?

  许爱娥:能解决。因为药品一旦挤掉水分,合理定价,就没有多少送回扣的空间了,因为没人愿意亏本。

  本报记者蒋彦鑫

  肖红

  社区医院短时间难成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药监局副局长

  新京报:为什么社区医院难以吸引患者就诊?

  肖红:社区医院资源有限,受医生数量和素质局限,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新京报:您曾做过武汉市第三医院原副院长,您觉得对医生的监督力度够吗?

  肖红:关于医疗费用问题,医院作为医疗的终端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集中点。

  对医生的监管肯定是要加强的,包括医德、素质等,患者也是医生的监督力量。

  新京报:但患者的监督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肖红:现在从主管部门到医院领导再到普通医生,层层监管已经很严了。现在有一套厚厚的“医院管理评价体制”,可查病历,查诊断是否准确,用药是否合理等。

  新京报:一些医院给科室下达经济指标,您怎么看?

  肖红:医院给科室分经济指标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公立医院,毕竟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些医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做,对其他医院就不好多说了。

  本报记者张剑锋

  栾文民

  大医院淘汰设备可配给社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新京报:您认为发展社区卫生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栾文民:关键是社区医院不能再用目前的大医院这样的运行体制,不能政府只是投钱建,实际运行中却让社区医院自负盈亏。这样社区医疗无法发展,更难履行政府要做的公共卫生职能。

  新京报:这可能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如果政府投入短期内无法到位怎么办?

  栾文民:也有节约投入的办法。我想,能不能把二、三级医院使用过,但因为技术更新而淘汰的医疗设备,配置到社区医院去。当然,这些设备必须能保证正常的检查、治疗。

  本报记者魏铭言

  陈仲强

  医生信誉可在网上公布

  全国政协委员、北医三院院长

  新京报:卫生部要求大医院要设立助困病房,您怎么看?

  陈仲强:我希望尽量执行卫生部的要求。但目前贫困患者太多,如果医院设立助困病房,怎样收费?因此付出的诊疗成本,谁来补偿支付?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医生开“大方”造成患者看病贵?

  陈仲强:在国外,医生的信誉是上网的。我想,中国也应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执业医师的信息网。这个网应该由医疗保险部门主导建立,卫生监督等部门配合。医生的处方是否规范,做手术是否出现过医疗事故,这些有关医生信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公开。

  本报记者魏铭言

  黄峻

  医药分家难降虚高药价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

  新京报:卫生部提出要限制大医院扩张,作为江苏最大的医院院长,您如何看待?

  黄峻:我不认同。如果大医院不发展,群众看病会更难。很多疑难病症患者需要在大医院,找名医治疗。

  新京报:近日,南京百余家医院医药分家。您认为医药分家是否降低了虚高药价?

  黄峻:这个工作才刚刚启动,还面临很多问题。而且,呼吁医药分开的医院都是南京市的中小医院。大医院都持观望态度。首先,我反对“一刀切”把医药完全分家的做法。在目前的运行机制下,医药分家并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相反,药房为了自己多卖药,可能也会暗中与医生有利益联系。第二,药房的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很难完全保证药品质量。第三,医院药房药师除了拿药,更重要的职责是为患者咨询怎样用药,如果完全医药分家,医院的执业药师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到社会药房去工作。

  新京报:但医药分家起码使虚高药价减少了医院15%的药品加成。

  黄峻:15%的加价的确占到大医院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太少。比如我所在的医院,每年政府投入1800万,只够全院850位退休人员收入的1/3,加上医院2000多位在职医务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奖金,还有医院要运行、发展,几乎全靠医院自己去挣。政府取消15%药品加价,改变以药养医,前提是要把财政投入的不足弥补上。

  新京报:如果医药分家不可行,您对降低药价有什么建议?

  黄峻:我们分析药品的流通链条,发现虽然经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但中间的流通环节还是非常多。药品生产和流通批发企业太多太滥,但他们却都能保证有利益,而且还能从这些利益中分出来给医生提“开药方”的回扣,这些利益,都是患者承担的高药价的水分。如果政府能切实减少重复的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同时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建立第三方监管的网络平台,就能挤出药价中的水分,把“差价”换给患者。

  本报记者魏铭言

  张忠辉

  药品实行专营至少降价1/4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新京报:有委员提出医疗高收费源于政府对医疗投入不足,您认同吗?

  张忠辉:投入不足是事实,但不是最关键原因。短时间内,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也不太可能增加太多。关键问题还是医药流通领域混乱。

  现在,全国有4000多家药厂、一万多家医药公司,背后是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药品在流通过程中猫腻太多,回扣、贿赂之风已经不是秘密。

  新京报:现在不是在推行药品招标制度吗?

  张忠辉:招标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利益链条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药品加价的情况。有的地方就是“招标招标,越招越高”。

  新京报:那您觉得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张忠辉: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应当像烟草一样,实行国家专营,杜绝中间可能出现的猫腻环节。卫生部门、物价部门应该把此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解决。因为医院的监管相对单纯,但医药流通领域就很复杂,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估计药价至少能下降四分之一。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社区医院,您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张忠辉:目前存在市民得小病也要舍近求远进大医院的情况,这说明社区医院的软硬件都需加强,尤其是医术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从而改变小病看不了,急病不敢看的尴尬现状。

  本报记者张剑锋

  何惠宇

  3天能治好的病不能拖10天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院长

  新京报:对看病贵问题,您认为是否存在医院管理问题?

  何惠宇:一些医院确实存在管理问题,因为很多院长原来都是学医的,对管理还是不太精通。

  新京报: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管理呢?

  何惠宇:从整个医疗机构和诊疗规定入手,抓合理用药等基础性工作。比如,早期发现疾病就可以减少病情加重后的费用负担,或者3天就能治好的病不能拖到10天。

  新京报:您对社区医疗的发展模式探索有什么建议?

  何惠宇:发展社区医疗应因地制宜,比如老社区,可把原有的街道卫生院或者企业医院,经过对原有医疗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改作社区医院。在建或待建社区,就要把社区医院提前规划进去。

  本报记者 张剑锋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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