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为民工义务追讨工资，可以这样说，我在全国不是第一、第二、第三……最起码也排在前十名。
1996元月31日，《中国纺织报》头版显著位置，以“读者来信”刊登了我采写的“私营丝织厂拖欠克扣外来工工资现象严重”一文，当时，我在北京一家报社驻华东记者站（苏州）担任记者，此文写的主要对象是江苏吴江市（县级市）盛泽镇和浙江省嘉兴市（地级市）的王江泾镇的个体私营丝织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文发表后，从此我便卷入了为打工者追讨“血汗钱”之路。98年末，因回家乡建房，我离开华东记站，共为那里的打工者追讨回工资30余万元。
99年，我经朋友介绍来到郑州打工，来郑州打工前两年，像我爱多管闲事的人，也清静了两年。说到这，我插进一段小故事：
据村里老人说，我的脾气和个性，像我在世时的父亲（父亲在我17岁时，被病魔夺去了，只有42岁年轻的生命），我父亲在世时，在大队（现在称村）担任会计，只要听说谁家有受人欺负或不平，甚至家庭闹矛盾小事，别人不找他，他也会不请自到，替人打抱不平、评理，由于父亲爱多管闲事，他成了全大队有名的“和事佬”（地方土语，评理人的意思），也许，我是受父亲的遗传因素太深，父亲去世后，我在家乡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公社投递员、法院书记员、乡通讯组长时，也成了爱多管闲事的人。（至于我为何能从一个农村青年，到当时公社邮电所投递员、法院书记员、乡通讯组长，到外出打工，走上新闻记者，详情见：“农民.打工者.记者”一文）
后来，随着我不断的在当时的《郑州晚报》（现郑州日报）、《大河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不断增多，找我的老乡也越来越多（大部分都是我老家固始的）。2002年农历7月，当时，我在北京一家报社驻河南办事处担任记者，一天，我到新密出差路过新密劳动局大门口时，看见有二、三十个身背蛇皮袋（化肥袋）农民工围站在一起，我怀着好奇心走上前，一看，还有我老家同村熟悉的三个人，除了我的三个老乡外，还有许昌、平顶山等地的，我的三个老乡见到我后，像见到“救命草”一样，拉住我的手，高兴地告诉说：“我们可算找到‘救命’人了，这个当地的老板孬的狠，正月份，我们来时说好好的，说等到农忙季节，人不回去，可多支些工资给我们，现在家里快农忙了，可找他支钱，他不但不支钱，连工资也不给我们结，一气之下，我们说都不干了，可，老板突然不见了，没办法中，我们才找到劳动局的，劳动人说，我们那个建筑公司属于民工局的下属机构，让我们去找民政局……”。听完老乡们介绍完后，我让他们派两个比较知情的人，和我一块回郑州，晚上住在我租的小屋里，我把他们所反映情况，连夜赶成文字材料，那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虽然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没有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重视，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把我的老乡等农民工所反映情况，形成文字材料，以我记者身份分别邮寄至新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那里后。果然，这一招起到了很好地效果，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代，除了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是先进的传播工具外，通过人们口传，他虽然传播速度慢，但，也是一种传播工具，我为他们讨回工钱的事，在他们几十人的口传下，从此，找我为其讨要工钱的民工，一年比一年增多，每年进入农历12月份，为农民工讨要工钱几乎成了我的主要任务。
2002年农历10月下旬，我们信阳和周口在郑州市某建筑工地的农民找到我，向我反映说：“我们在某建筑工地完工快一个月了，可至今老板不给我们结工钱，我们一天天要，老板以种种理由一天天往后拖，昨天房地产开发商已派保安通知我们，让我们抓紧搬出去，人家楼房已开盘对外销售，再不走，就仍东西，这么冷的天，赶我们走，我们身上又没钱租房子，我们往哪走……”。
一听这话，随后我立即骑上浑身己经锈迹斑斑，一走三吱呀的“老坦克”，和民工们赶到他们干活工地，这个工地很大，我老乡和周工一块干的几幢楼完工了，别的工地仍然在干，我一打听，包工头也是信阳的，和我是老乡。我想，包工头既然是我们信阳的，和我又是老乡，通过几年为民工讨要工钱，我知道老板（包工头）个个都狡猾，可，这位老板和我是老乡，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为他们要回工钱也就容易多了，可我想错了，完全与我所想象的相反，比别的包工头更狡猾、更心狠手辣，他与别的老板不同的是，平时工人们向他借支点零花钱，买烟和生活用品，他只给自己印制的饭菜票当人民币用，卖香烟和日用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洗衣粉、烟酒等），都拿着他印制的饭菜票，到工地内他姐姐开的小卖部去兑换，更令人愤慨地是，他姐姐小卖部的香烟等日用品价格，要比市面上的价格高二至五角，这家伙对民工们的心够“黑”、够歹毒的了。当时，这位狡猾的老乡不在工地，只有他的弟弟和侄儿在工地，如果他在的话，以我的脾气和个性，我们俩非吵架不可。这次去虽然无功而返，所庆幸的是，总算从他弟弟手里，以和我同去的民工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和同是信阳老乡身份（当时没有亮明我记者身份），套近乎“骗”来了老板—他哥哥的手机号码，和由他亲自核算签字的，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他们应得的3万多块钱工资表。
当初，我的老乡和周口的几个民工，找我时告诉我说，这位黄某某老板狡猾的比狐狸还狡猾，我还有点不相信，因为我也是信阳人，按照过去我们豫南地区的人，为人处事还是比较讲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较讲诚信的。通过多次电话交流，尽管我费尽心机和口舌，这家伙电话里说的比“蜜”都甜，每次电话里答应我，这几天一定把他们工钱结掉，一直到农历十一月中旬，也没给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们一分钱。让人更为恼火的是，这家伙进入腊月后，工地不但搬走，不知搬到什么地方了，手机成天处于关机状态，我在毫无办法中，让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去找郑州市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看他们怎么说、能不能帮助解决。
这里，我不是指责和骂我们少数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假如说，这些民工中有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你心里又会如何呢？老百姓永远被人看不起、永远是“冤大头”，这些话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们，从郑州市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出来，找到我家，告诉我说：“我们找到劳动监督大队后，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问我们有没有和建筑工地签订劳动合同，我们告诉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就把我们……”。说这话时，我发现他们中几个年纪大的，已经流出了眼泪。
我是个不能容忍别人欺负人，爱冲动的人，尤其听到有人欺负老百姓。记得2002年郑州的雪下得比较大，一听这话，我立即领着他们冒雪来到郑州市劳动局劳动监督大队，真是“狗眼看人低”，当我火冒三丈来到劳动监察大队，上午接待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的工作人员投诉窗口，拿出记者证亮明记者身份，虽然对待我的态度和他们大有截然不同、比较温和，但还仍然受到了，这些已骄横成性，用咱们中国俗话说“皇帝老子好见，县太爷难见”，连芝麻官-“县太爷”，官品大都没有“小庙神”们的刁难。
这些工作人员同样不耐烦地问道：他们又没有劳动合同，口说无凭的话，你们记者都解决不了，叫我们怎么去解决？妈的，真没一点人性。临离开投诉窗口，扔下一句话。
随后，我让民工们在大门口雪地里站着等我一下，我转身来到门头钉的木板上标有“队长办公室”门前，推门进屋，掏出记者证并把所来情况说明后，这位队长拿起办公桌上电话，立即打电话给管城区劳动监察大队负责人，电话里，这位队长告诉管城区劳动监察中队负责人，此事必须抓紧解决……通完电话，这位队长告诉笔者，你所反映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属我市管城区劳动监察中队所辖，我已安排管城中队，直接去找管城区劳动监察大队某某负责人，就行了……
走出郑州市劳动监察大队，我长长叹了气，心想：事情总算有了点眉目。错了，事情后来发展的，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后话。
上午，我们好不容易排队挤到投诉窗口时，这些工作人员一听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就扔下一句：没有劳动合同，我们不受理。就把我们赶开了，当时，我们一听走投无路了，如果拿不到工资，拿什么回家？当时我们真想放声大哭……在去管城劳动监察中队的路上，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如是向我诉说道。
我带着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们，踏着雪地步行5、6公里，来到管城区劳动监察中队，负责处理此事的杨志林副中队长，在听完我的老乡和周口民工们情况介绍完后，让我们留下所拖欠的工资表，他以最快速度把此事解决好，回去，等待他的回音。不过，在我们离开管城劳动监察中队，杨志林送我们下楼时，告诉我们：“这个信阳姓黄的建筑队老板，因为拖欠克扣农民工工钱的事，近几年，已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这个姓黄的老板不但狡猾的狠，也不好对付，要想真正把他的钱，从他的腰包里掏出来，不那么容易……”。杨队长的话，我也听出了“旋”外之音。
时间在一天过去，我的老乡们的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艰难，这年倒霉的是，不知因为什么病因，一年里，我竟昏死过去6次，其中一次在下面一个县采访中，好了我是条硬汉子，虽然是报社记者，工资也不算低，其实比打工者强不了多少，再加上我这人喜朋好友，手里并不宽裕（没钱），除第一次突然发昏时，我让妻子跑到社区诊所，把医生叫来挂氧气、输两天液好后，为了以防后患，我特意叫妻子到药店买了只氧气袋，充满氧气放在家里备用，后来果然派上了用场，不过，从那以后再也没犯过，三年过去，至今也不知当年发昏，是因何原因。
当初老乡们从建筑工地搬出来后，所租房子房租和生活费等，一直都是我借给他们的，记得有一天，老乡们来借钱时，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块钱借给他们，他们走后，我只得跑到大街上，叫来一个收废品的，把家里积攒一年，订的几份报纸，卖了一百多块钱，终于解决了暂时困难。
春节在一天逼近，老乡们个个心急如焚，这年不知为何郑州的雪天特别多，看着老乡们焦虑脸色，其实，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清楚，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心比他们更急，因为，我的整个家底也就是那卖旧报纸的一百多块。为了尽快把他们工资讨回来，我是三天两头带着他们去管城区劳动局监察中队找杨志林，后来杨志林被我找烦了（因为打电话和去的次数太多了），一天上午，我带着老乡们再次走进杨志林办公室时，杨志林当着我们面，打电话给那个拖欠我老乡工资的黄老板，电话一接通，杨志林就发火对黄警告说：“黄老板，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今天上午你再不派人，把说的民工工资送来，不要怪我对你不克气了，人家记者现在带着民工在我办公室里……”。停顿大约3分钟左右，电话那头的黄老板，终于答应马上派人到劳动监察队，给我的老乡的来结算工资了。
在我所写的关于老板（包工头）拖欠农民工资文章中，几乎每篇里都把老板和包工头喻为当代的“周扒皮”，事实上，这些老板们就是“周扒皮”式的人，按照工资表上，那位姓黄的老板应该付给我的老乡们工资3万多块钱，在结算时，那位姓黄的老板派来的会计和工地监工，黄的姐夫和弟弟结算工资时，以我乡在施工中，违犯工地这制度、那规章……被莫须有的扣罚了2千多元，由于老乡的回乡心切和看讨要工资的难度，也就只认了。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老乡们终于踏上了返乡的归程。
当我站在雪地里送他们去车站时，看见雪地里，他们一个个身背装满破衣烂被子的蛇皮袋渐渐远去的身影，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心酸起来，泪水不由自主的从两眼流了出来……
老板（包工头），他们除自己天天轿车来、轿车去，整天花天酒地、泡茶室、酒吧、泡小姐外。为了夺得某个工程项目，为了让自己拖欠农民工“血汗钱”无人管，和为了达到自己某个目地，为了拉拢政府官员、职能部门少数腐败分子，给自己当“靠”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大把、大把的花钱，去吃、请、迎、送，去娱乐场所潇洒……拍马屁，这些钱钱又是从那里来的？不就是靠盘剥这些老实巴脚的农民工的“血汗钱”而来的吗。这些当代“周扒皮”们的心真狠、真“黑”，农民工真可怜。
2003年11月中旬，一天，我从河南当地一家报纸上，正在看一条关于一建筑工地老板拖欠民工工资的新闻，在文章快结尾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是信阳籍老板黄某某三个字，这家伙，还是去年拖欠我老乡工资，那个比狐狸还狡猾的黄某吗？根据此文和我长期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和对建筑工地调查现状，连夜赶写了一篇“老板的滑头和民工的艰辛”调查文章。2003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头题（详情见原文，这里有一点值得笔者说明和感谢的是，此文标题是青年话题版编辑改动的）。
“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一文发表后，据《中国青年报》驻河南记者站，潘志贤记者采访我说，该文刊发后，引起了当时报社老总注意，特指示河南记者站潘志贤记者，对我进行一次深入采访，同年12月3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头题刊发了，该报记者潘志贤采访，题为“是吴贤德：我为民工追讨工资”文章，此文刊发后，让我没有想到是，随后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上海新民周刊》、浙江电视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近百家媒体，派记者赶到郑州或发来邀请电（函），要求对我进行专访。大部分都被我婉言谢绝掉，你要问我谢绝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作为一个17岁就失去父亲的农民儿子，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
作为一个从未进过高中、大学门，因父亲去世早，连初中都未能毕业，八十年代初，因在当时《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300余字的小文章，从农民到公社邮电所山村投递员、乡通讯组长。九十年代初，为了圆我心中的梦想—新闻记者。在亲人一片反对声中，辞去家乡工作，从大别山沟走出来成为一名打工者。在自己十几年奋力拼搏，从打工者到新闻记者，虽然圆了我的记者“梦”，但我认为，摆在我面前路还很长、很长……
“昔日民兵排长，今天讨薪英雄”这个标题，是我应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邀请，在杭州为四川民工弟兄们，三天追讨工资四万多元，在节目播时的标题。
英雄二字是神圣的，更不是随便定的。英雄，谁都想当，但，英雄也不是好当的，“英雄”二字更不是随便封的、称的。英雄，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于生命。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以及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和浴血奋战的革命老一辈的将士们，他们才是让人佩服的真正英雄。
放下战争年代“英雄”，再说说和平年代的英雄，和平年代里，那些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形形色色的威胁，甚至生命危险的见义勇为者，如：河南在温州打工者学生，面对呼啸而来的火车，不顾个人生命安全，飞跃上铁道救人的牺牲的李学生、蒙牛乳业（马鞍山）有限公司冰淇淋厂北冷库发生火灾，因搜救火场被困人员时，冷库钢结构房顶突然坍塌，奋不顾身救人的郑飞、管志彦、叶晓辉英勇牺牲的三名消防战士……他们是不是英雄？肯定是。这是无可否认了的，因为，他们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授予“英雄”称号当之无愧。
像我这样义务为民工追讨“血汗钱”的人，只不过做点小事的人，如果也称之为“英雄”，实在是受之有愧，甚至是滑稽、可笑。
我真的是英雄吗？我不是，我只承认，我是一个记者，我一个从大别山那片黄土地，走出来的“打工者”。
吴贤德，大学文化，河南固始县人，82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千余件，中华精短文学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并有多篇文章获得全国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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