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被各方关注的科研造假事件，损害了国家形象，造成国有科技资源大量流失。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表示，在中国出现类似“黄禹锡事件”的科研造假，是科技界的耻辱。 偶然性的背后有必然性的因素：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科研学术人员在名利的诱惑面前心态浮躁，某些制度性的严重缺失又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表面上看，科研造假是科研学术界的事，但是这些事件背后往往有主管部门和机构行政不当的影子。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难以遏制造假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唐安国说：“现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只要看到排名下降，心里就很着急，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他举例道：“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科研项目要得到支持，必须要得到一定的包装和认定。就像银行贷款一样，银行都喜欢贷给大企业，因为信任度高，坏账概率小。所以，高校科研就有了“造星运动”，不断要有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出来，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等认可，谁也没有想太多出现造假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同时，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还“运作”来许多权威专家给“造星”和项目打包票，不少专家自己都是被蒙蔽的，他们的鉴定结论却成了“金字招牌”，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

    唐安国指出，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领导者的浮躁狂热导致的。国家从上到下拼命支持科技创新，这种“赶超情节”应该是不错的。但问题是都太着急，希望很快做出成绩，而科研都有其内在机制，着急不得，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在全社会浮躁的心态下，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给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20年前英国某高校院长来华访问曾对他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一定将带来道德上的滑坡”，事实证明已不幸言中。现在一些院校要培养一批能说会道的，能活动的，能到机关里敲门的人。真正的书呆子就完蛋了，但真正创新是书呆子干出来的。目前，真正热爱科学而做专注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都是在搞活动。国家的钱投下去冒出很多泡沫来，过些年泡沫破了，到头来是一场空。这种现象会害一代人。

    同济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林争辉教授说：“现在要办好大学，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种树、盖房都要钱。所以，学校有动力为自己的项目争经费。这个钱直接到学校的财务，学校拿多少，课题组拿多少，都有相关规定的。”因此，学校的急功近利就有可能导致忽视对项目成果的客观测评。

    行政环节垄断巨额科研经费的黑洞

    作为年届七旬的老科学家，汪品先和林争辉都向记者表示，现在，有些巨额的科研审批经费掌握在少数不懂技术的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他们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怪现象。他们建议，财权和审批权要分离，掌握财权的政府部门要从直接的科研项目审批中退出，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和公正公平公开的专家评审制度，只有这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才能顺利实现。

    汪品先说，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每个高校科研处都要有公关人员，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曾经和科技部领导算过一笔项目账，国家投入多少，其中多少是浪费的，这位部领导说不归他管。可见，权力在‘小鬼’那里。”汪品先还举了自己的例子：“我是做海洋的人，主管部门就截掉了国家下来的钱中很大一部分经费，他们那里的研究人员不用争项目，咬不动的硬骨头才甩给我们高校啃啃。”

    汪品先说：“科技创新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可以解决的。现在国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有很多大的百亿元级的科研项目。大家都在呼吁：不能让那些处长、科长们腰缠万贯；一定要成立基金，每一个项目都要成立基金。人大常委会要把每一个大项目审查管理起来，像我研究的海洋勘探，这么大的项目在美国是属于国会管理的。如果钱特别多，必要的话要成立专门的组。”他指出，如果大项目管理不当，资金最终流到私人腰包，达成国家中长期科技目标是不可能的。

    林争辉说，高校里流行俗语“跑部钱进”，这就是说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跑跑就有钱进。“跑部”需要学校的支持、学校的介绍。钱把握在一些部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上，还要争取业务对口的司局帮你说话、打通专家和有关领导。例如，近年来有的所谓“自主知识产权芯片”，说自己是“中国集成电路的里程碑”。其实这样的芯片在国外的超市里都能买到的。但是，拿着“里程碑”作宣传，就可以向国家要很多钱。

    谨防拿国家科研经费洗钱、行贿

    林争辉告诉记者，国家下达科研经费到账后，一定要跟踪账的走向，因为有些造假者会巧立名目把钱划到国外的自己公司的名下。

    前一段时间国家科研经费被转出境涉嫌“洗钱”的事情较多。唐安国指出，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第一，购买设备，例如国家下拨700万元，只购买500万元设备，大笔回扣进了小金库；第二，大量购买汽车房子，最后纳为私产。第三，购买保险，例如，“我今年55岁，买5年养老保险，每月2000元，5年就是12万，等我退休后，这笔钱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买保险则有发票可以报账；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个亿的总课题，我说需要别人合作研究，跟对方地下约定，让他开个高价，把钱打过去，再地下分赃吃回扣”。第五，产业化，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第六，旅游消费。

    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唐安国说，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率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唐安国说：“形式上讲，评审程序是非常完善的，要申请要评审，但最后哪些项目可以上哪些项目不能上，是少数利益圈子里的人决定资金走向，如果我是评委，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对方已经暗示有好处了，再说大家都是利益圈子里的人，你反我太厉害，你以后申请项目也别想通过。”

    需要弱化项目审批和加强流程监管

    如何从源头上完善体制机制，遏制科研造假？唐安国说，政府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切断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的利益联系，那是腐败的温床。

    政府拨的科研经费要公开，政府部门不参与决定资金流向，只决定发钱。政府可以有一小部分钱用来调拨，但大部分应该由独立的拨款委员会来决定。我们现在虽然有评审委员会，但都是政府部门主导决定的。

    我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而应用科学领域现在还没有科技基金会。根据规律，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产业化的投入比例为1:3:9。即使有了基金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发生过小会计卞中贪污挪用公款两亿多元的事情，说明钱还是没有管好。

    唐安国介绍道，国外的科技拨款委员会是个松散的独立的中介机构，不属于政府，不是常设机构，里面更多的是鉴定专家，对申请项目实行匿名打分。专家是随机抽取的，谁的分值高给谁经费。专家信息是不公开的，所有的评审不留下姓名。工作人员是轮换制，不让他们在这个岗位上时间太长。工作人员一旦透露专家名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属于犯罪范畴。

　　二是加强流程的审计监管。

    大项目必须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公正审计。所有项目都要进行过程管理和过程监督。唐安国指出，不能让学校自己查自己。因为经费争来不容易，如果管得太多，研究者会将经费打到合作单位里，进来100万，我打出去80万，我在外面用，你学校财务管理不了。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学校只好放宽点要求，毕竟这是他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而且这是学校的“身外之财”，学校往往睁只眼闭只眼。

　　三是政府应该冷静看科研热，不能以搞运动的方式搞科研。

    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要防止假的科研。在推动科研的同时，要紧紧把握实际，不能追求形式。如果是基础研究，研究成果应该由同行说了算，政府不能插手；如果是技术研究，政府可以设立制度鼓励其产业化，但效果应该让市场说了算，政府不要越位，更不能为了政绩而“逼”科研成果。（杨金志 王蔚 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