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新闻网 1994年4月顶着“杀妻”的恶名入狱，2005年4月被宣判无罪出狱。
他的青春年华在11年的牢狱生活中耗尽，以清白之身再获自由时，面对他的是一个急遽变化、已然陌生的社会。
他谑称自己这一生尽是遇到急转弯，快得让他猝不及防。入狱是，出狱也是。
佘家获得了90万元的巨额国家赔偿。可金钱对他有何意义？
母亲殁了，熟悉的生活秩序被破坏了，而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显然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他接待了几百名记者，给外界以理智、达观甚至幽默的印象。
然而，人群让他焦虑，工作让他焦虑，情感让他焦虑，自身让他焦虑。出狱至今已过一年，成为普通人的进程却缓慢得像蜗牛爬行。
4月已是旅游季节，在“三峡之城”湖北宜昌市，游客开始多了起来。
喧闹的街道上，一个身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子却比游客鲜亮的旅行帽更引人注目：走路时他四肢略显僵直，宛如动画片里的外星人；他走得飞快，上台阶甚至都是两阶两阶地迈，又时常会毫无预兆地收住脚，盯着一样东西——自动取款机、电线杆广告或其他——看上几十秒，或者只是茫然地站在道路交叉口，看着绿灯亮起，红灯亮起，绿灯再亮起……
自动取款机、疾驶而过的车子、喧嚷的街市，这些对他来说显然充满新奇。事实上，他到这个城市的日子很短暂，还不能把握这里的节奏。
他是佘祥林，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1994年4月，因被怀疑杀害妻子张在玉，佘祥林被捕入狱，其间两度被判“死刑”，终因证据不足改判15年。去年这个季节，张在玉戏剧性地归来，先是还了他一个清白，出狱后佘家又获得了约90万元的国家赔偿。不过，再多的钱也换不回佘祥林11年的自由，以及母亲的生命——老太太为儿子申冤，反遭拘留9个月，释放后不到百天就含恨而逝。
重获自由的佘祥林回到了家乡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却发现自己与过去断绝了联系：11年前的家没了；当年的衣物、生活用品、家具没了；农村老家的房子，在他出狱时墙根已被雨水泡空，不久也倒掉了；就连仅有的两张小时候的照片，也被粗心的记者弄丢。
呈现在他面前的则是一个急遽变化、陌生而又纷乱的世界。过去的经验不足以应对，他不得不重新去适应。
逃离雁门口
2006年3月19日，一辆灰白色的小货车奔波200多公里，把佘祥林的生活从雁门口镇搬到了宜昌市。除了冰箱、彩电、饮水机等几件简单的家什，佘祥林只带了在监狱里写的7本日记。
那是一段已被封存的记忆，而他目前还不想公之于众。
搬迁的决定是春节做出的，那是一个完全不像春节的春节。
2005年除夕，只有佘祥林在老家陪着父亲。在用赔偿金盖起的崭新大瓦房里，佘祥林不可抑制地想起了12年前的那顿团圆饭。那时，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的张在玉离家出走不久，好在父母、兄弟和女儿都在家，破败的土坯房里还有一些过年的气息。谁也不曾料到，那竟是这个家庭最后一次温暖的团圆饭。数周后，佘家附近的水塘发现无名女尸，佘祥林作为嫌犯被捕，接着就是连串的悲剧……
往事让佘祥林有些失控，他突然对父亲说：“我不想要这么多钱，不想住新房子！”
一向性格坚毅的父亲深深垂下了头，用鸭舌帽遮住眼睛，坐在那里，足足20分钟没说话。佘祥林似乎看到了父亲的眼泪，并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悔恨。
破坏节日气氛的不仅是感伤之情。外面鞭炮声噼啪作响，佘家人流不断，但不是亲友和乡邻。这些不请自来的造访者，或要求采访，或请求佘祥林帮助申冤。
出狱后，接待造访者几乎成了佘祥林生活的全部。不忍拒绝别人的他成了“媒体明星”，并给外界以理智、达观甚至幽默的印象。但人们显然忘记，每一次造访事实上只会再次撕开佘祥林试图忘却的伤口。
该结束了，佘祥林对自己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必须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经朋友帮忙牵线，女儿华容获得在宜昌某学校免费求学的机会。想“与女儿一起成长”的佘祥林匆匆搬去了宜昌，甚至连兄弟佘锁林和佘梅林也未提前告诉。
他和华容都不想再被打扰。他换了手机号码，也只告诉了最亲近的几个人。
然而，相对的安宁只维持了三五天，就有河南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诧异的他忍不住一再追问：“你们从哪搞到了我的号码？”更多的采访电话在愚人节前后不期而至——去年的4月1日是他出狱之日。
佘祥林转而死守下一个秘密——新家的地址，坚决拒绝任何记者到家参观的请求。他只说自己租了一处房子，同时吃力地描述那个房子光线的幽暗，摆设的杂乱，家具的寒酸，以致不好意思接待客人。
事实上，佘祥林已在这座城市有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家，客厅宽敞，装修时尚。可惜，缺乏提防之心的佘祥林还是不小心泄露了秘密。4月初的一天，当他赶回家中，发现不请自来的客人已经坐在客厅里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学习和适应着
“我得去买一副太阳镜。”4月6日下午，走在宜昌闹市的佘祥林做出一个决定。商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不很强烈的阳光，但这已让他的眼睛感到不适。11年的牢狱生涯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尽管经过治疗，他的视力依然只有0.1。
这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理由。内心深处，佘祥林更怕随时会有行人认出自己，他不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
当他还在雁门口镇时，佘祥林通常一个星期不下楼，偶尔出去就戴上一顶黑色棒球帽；如今，他的头发已长到能遮住前额，于是试着摘掉棒球帽，只是依然还是急匆匆地走路，尽量不和同一小区的住户搭讪，也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吃饭都特意选择小餐馆。
在胜利四路的一家私营眼镜店里，佘祥林看中了一副偏光太阳镜，他问了价格，只是不知道怎么鉴别镜子的货色，怎么讨价还价，眼镜被他几次拿起又放下。“唉，买不好，明天叫一个朋友来帮我买吧。”
就要走出去了，他忽又折返：“算了，还是买了吧。”他按照老板开出的价格掏了钱。
在宜昌，佘祥林还是有一些朋友的，其中《三峡晚报》的编辑秦发在华容求学和买房上帮了大忙，是佘祥林最为信任的人，经由秦发，佘祥林又认识了当地不同职业的一些朋友。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佘祥林都渴望着朋友的指点，但他很快发现，朋友们不会事无巨细地教他，他们担心这有伤他的自尊。
其实，在这些事情上佘祥林没那么敏感，他明白自己被社会丢下了，必须追赶。
去年到广州治疗眼疾，佘祥林第一次坐地铁，他先悄悄站在一边，看别人怎么买票，怎么投币。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他过去一年的收获还包括：学会了使用电话卡，学会了播放影碟机……
“我还知道了现在的人怎么送礼。”佘祥林说的是去年下半年的经历。
雁门口镇上，一个做食品代理生意的朋友请佘祥林去“帮忙”，实际是想让他熟悉社会。在朋友那里，佘祥林见到一种“提货卡”，名片大小，背面一般都打印着三四种商品的名字，名烟、名酒、名茶等等。对于“提货卡”，佘祥林琢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从朋友那得到答案——这是餐厅等店铺的老板“回馈”公款消费的老客户的。“你以为现在送礼还像以前那样，拎着大包小包串门啊。”朋友笑着说。
“这张卡片能做什么，要是不问，累死我也想不出来。”佘祥林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继而又悲观起来：还会有多少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啊？
2005年7月，湖北京山县的一家大型超市里，佘祥林选了一罐八宝粥，直接掏出钱递给旁边的导购小姐，要求结账。
导购小姐乐了，很显然，现在没人这么开玩笑了。“先生，请到那边收银台交钱。”
“谢谢。”佘祥林的神态毫无戏谑成分，“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进超市。”
染着棕色长发的导购小姐依旧将信将疑。他的遭遇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面前这位男子，从1994年直接来到了2005年。
“数码相机，以前没见过；雁门口这么小的镇子，居然那么多桑塔纳了；以前一两块钱一包的烟，现在卖到十几块了……”世界呈现给佘祥林的是一个熟悉与陌生的混合体，这使他感伤与焦虑多过了新奇感。
一年里，他对这个新世界的观感是，好处坏处都有，“但是坏处好像多一些。”物价涨了，污染严重了。以前练功习武的一片片天然堰塘现在都干涸了，如同自己再也不会流泪的眼睛，“人工的鱼池倒不少，什么都是人工的。”他表达着遗憾。
而人心也更复杂了。2005年9月国家赔偿落实后，他二哥佘锁林曾经这么说他：“你要是去市场做生意，能顺便把自己也卖了。”
令他愤怒的是，那段日子里他总能在电视节目里听到有人这么评论：他(佘祥林)这也算因祸得福了。同样的论调也不时出现在街坊的谈话中。有时他总想回敬一句：那咱们换一下，你去享这份福？
“人们以为我得了这么多钱，可以重建生活了。但是，钱能买回母亲的生命吗？能给我社会经验吗？”说起这些，佘祥林有些激动。
一些陌生的或是半生不熟的人开始找到他，有的拉他一起投资工程项目，有的说手里有专利技术想转让。一些好心的亲友就提醒佘祥林要有戒心，他们向他描绘“现在的社会”：表面对你堆着笑脸的人，腰里可能揣着刀子。
“这些我还要慢慢体会，我现在能感觉到不对劲的，就是人们好像都戴上了面具。”佘祥林说。
另一种格格不入
华容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陪伴父亲。找到共同关心的话题并非易事，于是他们有时会一起看电视，看影碟，在其间找到一些交流机会。某个周末的晚上，父女俩坐在客厅一起看一部著名的监狱题材的美国大片——英语对白的《肖申克的救赎》，它讲述一个银行家蒙受杀妻之冤，用了19年时间掏开一条悠长的暗道，重返自由世界。片子是一位记者朋友特意给佘祥林寄来的。佘祥林眼睛不好，电视画面勉强看得清，字幕却是一片模糊。
华容有时会给他讲解影片对白。他告诉女儿：“你不用讲，全都看得明白，我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影片中有一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坐了50年的牢，对重返社会深怀恐惧，获得假释后，他甚至无法适应最简单的工作和生活，只能在一家小旅馆的房梁上凄惨地自缢，以求解脱。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佘祥林的心。
看完《肖申克的救赎》，佘祥林家整整一天都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中，这是一年来未曾有过的。
华容今年19岁，身材瘦小，言语不多。因为家庭悲剧的压力，她15岁就中途辍学，南下广东打工。女儿是懂事的，佘祥林看得出，从自己出狱那天起，已经七八年没见的华容就在努力营造一些亲热的气息。然而，11年脱离社会的狱中生活，已很难让这位父亲跟上年轻女儿的思维。
华容曾经染过红头发，在佘祥林的反对下染回了黑色；她喜欢韩国的青春剧，是超女的粉丝，而她的父亲只知道“超女”这个字眼，甚至都叫不出李宇春的名字。
父女俩都刻意避免回到过去，“她不问我监狱的事，我也没问过她打工的事。”
华容对父亲的评价是：从心态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孩子。
28岁到39岁，佘祥林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他说那是自己的黄金年龄。11年里，国家不可能停下来等待一个蒙受了冤屈的囚犯，相反，佘祥林出狱后发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 说起过去一年的处境，一字一顿地用四个字来概括：举步维艰。“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
28岁到39岁，佘祥林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他说那是自己的黄金年龄。11年里，国家不可能停下来等待一个蒙受了冤屈的囚犯，相反，佘祥林出狱后发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
“我这一生，怎么遇到的都是急转弯。”佘祥林时常陷入这样对命运的诘问。
适应自己的“罪犯”身份，这是他所经历的第一次“急转弯”。
在监狱里，对于自己的冤情，佘祥林只是私下和一个比较要好的狱友说过。“平时怎么可能和别人说，谁会相信啊？你必须把自己当作罪犯。”按规定，犯人每个月都要写一两份思想汇报。汇报的内容，无非是表达自己认罪服法、认真改造的态度。
佘祥林后来告诉朋友，写那些思想汇报的时候，他有时会难以自持，因此摔断了好几支钢笔。
仅仅表现出努力改造的姿态是不够的，离开监狱监管者的视线，佘祥林还要在言谈举止上“扮演罪犯”——以前从不骂人的他，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也要满嘴脏话，还要学会撇着嘴角说话，斜着眼睛看人。
刚回到自由世界那几天，佘祥林有点受宠若惊，“每个人都对我友好，都对我微笑，这让我不习惯。”他甚至不知道把自己的手和脚放在哪里。偶尔走到外面，他还是习惯于轻声说话，人贴着墙根，头低得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我还算不错呢，没有在街上见到警察马上立正。”佘祥林自我揶揄着。
雁门口镇上，有佘祥林的一个狱友，刚放出来的时候住在一所学校附近，每天早晨八点学校一打铃，这位狱友就产生条件反射，赶紧穿戴整齐，几乎就要冲出房间去集合了。
佘祥林说起过去一年的处境，一字一顿地用四个字来概括：举步维艰。“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
摆脱不掉的阴影
4月6日中午，在胜利四路的一家小餐馆，佘祥林和朋友点了一份干锅鸡。另一桌坐了七八个人，随后也点了一份。第一道干锅鸡，服务员端给了那一桌，佘祥林显得很生气，他质问服务员：“你看他们人多，他们有钱，就给他们先上菜吗？”他表达愤怒的方式并不暴烈，只是直盯着对方，声调略有提高。
菜上来了，佘祥林喃喃自语：现在的人怎么利益心那么重？
餐馆厨房抽油烟机的声音稍微有些大，这让佘祥林很烦躁，“我很怕吵闹。”
那顿饭接近尾声的时候，佘祥林伸手拿起牙签盒，牙签盒却突然摆脱了他手指的控制，佘祥林急忙反手去抓，塑料茶杯被他的右肘轻轻一刮，翻转起来，半杯茶水洒了一身。佘祥林因二两白酒而微红的脸突然阴下来，反复嘟囔：“我怎么连这么轻的东西都拿不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塑料茶杯起身走向饮水机，刚要接水，茶杯竟也鬼使神差地脱离掌心。
佘祥林坐回座位，足足半分钟时间，他双手抓住头发，一言不发。
“我是不是身体要完了？”他猛地站起来，推开椅子，“下午回家！哪也不去了，今天太怪了。”
回家时，路过长江边的码头，他告诉身边的朋友，路边那个算命的老头算得非常准。“许多人劝我信教，我不信，但我信命。”佘祥林接着发出一声叹息，“可是，算准了又能怎么样呢？”
到了宜昌后，佘祥林的心事变得愈发沉重，他几乎每天只吃一顿饭，“吃不下去，没这心思。”出狱时，他体重差不多有150斤，现在只剩下130斤。
“睡不着，每天最多睡两三个小时，这样的状况已经有十几年了。睡着了也是挺可怕的事，会做各种各样的梦，全是噩梦。”佘祥林说，梦里出现最多的是母亲和女儿，母亲全是12年前的样子，女儿也是。在梦里，幼小的华容头发散乱，满脸泥污。
哪怕是撞上一根飘浮的鸡毛，都有可能让佘祥林陷入深思。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听到年轻的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他居然能怔怔地坐上好久。
为了分散精力，没事的时候，佘祥林就拿着笔在纸上胡乱写字、画画，那些内容自己都看不懂。他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画警察。事实上在入狱之前，他的工作也是一个类似警察的角色——京山县原马店派出所辖下的治安巡逻员。
在宜昌新家的多数时候，佘祥林需要独自面对雪白的四壁。他时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往阳台方向走，会有一个决定，往厨房方向走，可能就会冒出一个相反的念头。
佘祥林觉得自己的脑袋里一直存在着一场战争，它甚至要延续到餐桌上——佘祥林喜欢吃辣椒，喝白酒，这些可以缓解腿部病痛，但这样的饮食习惯又会伤害眼睛。那是长期监狱生活留下的后遗症。
“腿上的关节平时就别扭，阴雨天会疼得直咬牙；眼睛在武汉确诊为眼底黄斑，问起是否会瞎，专家说得很吓人：好好保养可能会有转机。”佘祥林笑称，眼睛管天，腿脚管地，现在他的“天”和“地”都快完了。
高兴时，佘祥林会轻声哼唱几句《说句心里话》，那是他记忆中的新歌。即使是这样的哼唱，在他的生活中也极少出现，更多时候，他像被漩流裹挟的一片树叶，那漩流的名字，就是焦虑。
人群让他焦虑，工作让他焦虑，情感让他焦虑，自身让他焦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融入社会，成为普通人。一年过去，这个进程却缓慢得像蜗牛爬行。
在秦发等朋友看来，佘祥林是那么积极、努力地融入新的社会，而令人担忧的是，他也因此显得心情过于急迫，精神压力巨大。
爱的畏途
4月7日是星期五，女儿华容回家度周末。吃完晚饭，父女俩坐在崭新的浅绿色沙发上看电视，是女生们喜欢的韩国青春偶像剧。
“爸，你不觉得咱家缺一点什么吗？”女儿突然冒出一句。
“缺什么？”佘祥林明知故问。
“人气啊，连我同学都觉得我们家没人气。”
女儿的答案果然在佘祥林预料之中。
几乎每次回家，尤其当电视里出现温馨的家庭生活画面，华容都要委婉地提醒父亲，该成个家了。
类似的催促，也会来自佘祥林年迈的父亲。
家人急切的关心，让佘祥林几次想揭开内心深处的那个秘密，甚至接受采访时，他会失口说出“或许会在今年成家”。
但他终于还是忍住了，除了两三个知情的朋友，他打算把自己的爱情秘密继续保守下去。不是因为害羞，而是煎熬。
对于现在的他，爱和婚姻属于那种幸福的烦恼，他拿不定主意。
2005年4月初，佘祥林出狱后直接被送入湖北沙洋监狱总医院，监护十多天。医院里来了数以百计的记者，差不多同样多的信件也堆满了病床床头。因为视力不好，他只看了其中几封，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几乎没回过信。
有一天，采访的间歇，阳光恰好柔和地洒到床头，佘祥林随手拆开一封信，像以往任何一次拆阅一样随意，他把眼睛贴上去，吃力地把信读完。
字里行间全是关切的问候，有一点同情，但被涂抹得很轻淡。从语气上判断，佘祥林感觉这是一个男青年，感情表达得真挚而克制。他坐起身。收到那么多信，这是他第一次回复。事后他说，难以解释是什么触动他拿起了手机。
“当电话那边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非常惊讶。”通过交谈，佘祥林得知，那问候来自一座遥远的江南城市。
令佘祥林惊讶的情节还在继续，女孩千里奔波，竟找到了佘祥林在雁门口的住处。离开后，她在电话里告诉佘祥林，她把一笔钱偷偷放到佘祥林家的某个角落，希望他拿去补养身体。
接下来，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探望。
交往多了，女孩渐渐对佘祥林流露出爱意，这让佘祥林无所适从。
第一次婚姻的不幸及由此带来的人生悲剧，一直是在他心头上的一块阴影，而阴影显然还在。在沙洋监狱总医院住院期间，看望佘祥林的人里不乏善良纯真的女孩，当着记者的面，有人大方地伸出手，希望佘祥林体会到来自异性的温暖。这时，佘祥林总会猛地缩紧手臂，身子躲向一边，神色紧张。
那个江南女孩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年轻，又有不错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更增加了佘祥林的心理负担。
结束这段感情吧，佘祥林一次次提出，一次次被否决。但对方的坚决不足以驱散那块巨大的阴影。
佘祥林说，自己的下半生还会为一两件事而大悲，恐惧是“绝对绝对不会再有”，而在婚姻这件事上，或许就是一个例外。
新的一步？
佘祥林来到宜昌已经20多天，马路上车流依旧浩荡，餐馆里人声依旧喧嚣，人们按部就班地过生活，新的城市移民们也在努力适应这一切。
几天前，佘祥林和女友在街上行走，鬼使神差地，他三次把一张10元钞票遗落，三次得到路人善意的提醒。这让他心里温暖了许多，“这里的民风还真不错。”
佘祥林告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他对宜昌很有好感，但自己真的不喜欢住在城里。对于新生活，他不适应，不想适应，却又不得不适应。“一旦女儿大学毕业，我可能找一处宁静的乡村。”
“在宁静的世界，你不怕胡思乱想的时候更多吗？”朋友反问。
“这个我也想过，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佘祥林无助地摇头，“我是不可能寻短见的，但是说实话，真的很想遇到什么横祸，就这么结束算了。”
刚出狱时，弟弟佘梅林曾这么对他说：“小子你活不了多久的，就让华容一直做我干女儿算了。”十多年里，佘梅林替哥哥照看华容，以至于30多岁还未娶妻。
弟弟当时忧虑的是佘祥林的身体状况，而一年之后佘祥林忧虑的，是自己在这个社会的生存能力。他觉得自己会成为布鲁克斯。
上周，佘祥林辞掉了刚刚做了几天的一份工作。辞职的直接理由，是违反了公司不得累计告假超过3天的规定——此前几天，为了接待来访的记者，他耽误了两个上午和一个下午。“就算没这事，我知道自己也干不长，什么都不会，没法适应工作的要求。”佘祥林反过来安慰记者。
那是一家私营企业，老板是佘祥林在宜昌新结识的朋友。他的本意，是让佘祥林有一个适应工作的体验。而佘祥林的想法是，在工作压力大得可怕的公司里，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件摆设，更不想坏了人家的规矩。
4月11日，佘祥林告诉秦发，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为一家刚刚进入宜昌市场的深圳啤酒企业做销售，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些，推销应该是适合自己的，可以很真切地接触人群。
上班的第一天，认出他便是京山县佘祥林的酒店老板爽快地订下了三箱啤酒。
他不是一个拒绝帮助的人，但又害怕得到太多。“人家又不亏欠我什么。”何况，在佘祥林的意识里，这样的“欠债”是无法偿还的，就如同他拿到一大笔国家赔偿，却无法补偿自己缺失的生活。
记者郭继江摄，署名照片除外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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