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5-23
文/李锐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I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心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向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此文为作者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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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福祸皆因诤言生 李锐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
福祸皆因诤言生
1952年，经过三年休养生息的新中国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要调大批专业知识干部“归口”，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见机会来了，以自己在大学学习机械为由，要求到工业战线工作。1952年9月，黄克诚由湖南省委书记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李锐被黄老邀请同车上京。10月10日，李锐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从此他成为我国水电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1958年1月18日，一架专机把李锐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接到南宁，讨论三峡工程建设问题。
毛泽东要在长江上大展宏图由来已久。1953年视察长江时他就对上三峡工程表示赞许。1956年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实际上三峡工程已在开始实施中。毛泽东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高峡出平湖”就是一件。当时林一山就催中央赶快上马，而李锐却有不同意见。他写文章秉笔直书，认为三峡工程急于上马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不要说七八年修不好，十年内也办不成。这次二人决定在毛泽东面前辩论。林一山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先讲了两个多小时，谈古论今，尽述建三峡工程好处多多，远景美好。李锐简洁扼要，针锋相对，列举国力、技术、国防、移民等诸多问题，发言没有超过半小时，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认为他思想别有见地，使人大受启发。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说：讲了不算数，你俩各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林、李奉命行文，林一山写了两万字，李锐写了八千字，文中有一段话特别发人深思：“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技术问题，可以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但问题是需要时间……”这场辩论以李锐的意外获胜结束。
李锐接受采访
毛泽东看中李锐这支笔，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南宁会议散会前，毛泽东要李锐当他的秘书。李锐忙说恐怕不成，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事情就这样定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庐山会议召开。当时对“大跃进”、“浮夸风”反对的人也不少，只是不便直说，李锐却是大胆直说的一个，开始毛泽东还能听一些反面意见，最初也想纠“偏”。但彭德怀上“万言书”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领导路线受到了挑战，转而开始批彭、黄、张、周。李锐也在小组会上受批判，批判他在专列上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接下去李锐就只好检讨，因为“太不深刻”而没有通过。后来彭德怀等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
■流放坐牢志不移
1960年3月26日上午，上级宣布将李锐下放到黑龙江虎林县西岗八五0农场。在农场李锐受冻挨饿，得了浮肿病，全靠田家英的关心，通过向李富春求援，他才从生产队调到总场场部。1961年11月20日，经过一年半多的流放，李锐终于回到北京，却一直未安排工作。直到1963年3月，水电部领导找他谈话，告诉他仍回磨子潭水库，介绍信上写明“帮助工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1967年8月26日，北京来了三个人，找李锐调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的情况，来人携有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从他们口中证实，田家英已死。李锐不相信“胡、田、吴”是什么“漏网集团”，他自认为当时的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便口吐诤言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田、吴”不会有政治阴谋，最危险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要求把他的意见向周总理转报。哪知这一下李锐闯了大祸，不久就被关入秦城监狱。到1972年11月，李锐被关在狱中已整整五年。葛洲坝水库因为施工出了问题，被迫停工。周总理亲自开会着手解决问题，会上周总理想起李锐，问他在哪里？有人回答，李锐还关着。总理说可以让他做些事嘛，提些意见，也是劳动，但总理的意见并没有落实。直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李锐才和被关押的其他三百多名老干部一起走出秦城的高墙，获得自由。很多人获得“释放”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李锐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因为毛泽东没有发话。组织最后决定要他重回安徽磨子潭水库接受“改造”。直到四年后“两个凡是”被推翻，李锐才被平反昭雪，不久就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副主任。
■选才夯实百年基
李锐重回水电部工作三年，口碑很好。1982年3月，陈云推荐李锐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新建的青年干部局局长。党的十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老交替规模最大的一次，李锐参加了人事小组工作，工作十分紧张和繁重。李锐疾恶如仇的立场一如当年，但他深知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讲究新的用人之道。根据邓小平、陈云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李锐针对中央和省级领导班子的现状，着重介绍各级领导层的实际情况和差距，“年轻化”的进度不够抵消干部年龄的自然增长，而在文化程度方面过去提拔的干部都偏低，所以这次提拔的重点是中青年知识分子。至于“革命化”则强调“文革”中表现要好，对“四人帮”爪牙、“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坚决不用。尽管李锐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阻力，但他那独到的见解，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十二大上，李锐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二大刚结束，李锐参加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宋任穷，他位居其后，主要做人事调整工作。让一大批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并非易事，李锐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央意图，讲清楚只有干部队伍“四化”才能实现国家“四化”，这是新时期的历史重任，并非某些人所说的是“心血来潮”，给老干部“难看”。为了保证调整干部工作顺利进行，领导小组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规定省委常委中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这个标准要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比例要比三分之一更高一些。
使李锐名声大振的，还是他在坚持领导班子“革命化”原则中参与的两件事：一件是在《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调整时，他和中央几位领导一起，否定了几个思想“左”倾的人物进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另一件是阻止在“文革”中写过“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彭德怀等同志文章的人进入上海市委。
1983年6月1日，胡耀邦第一次使用“第三梯队”这个新说法。胡耀邦要求有一千名省部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即他所说的“第三梯队”。此时，李锐已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项工作由李锐主管。李锐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共组织考察了一千零六十八名“第三梯队”。不久这些人就走上了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岗位，在十四大代表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当年“第三梯队”的成员。
1984年9月，李锐完成了建立“第三梯队”的千秋大业，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据《名人传记》2005年第6期周荣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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