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透露，已经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紧盯高校学术造假。而就在几天前，在中国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表示，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科技工作者因此肩负着艰巨任务和使命。应该说，这是纠正目前“学术造假”的重要契机。

　　曾几何时，“科学家”、“学者”等令人敬畏的字眼已经被频频曝光的“抄袭丑闻”亵渎。

　　如新华社评论日前指出，一些科研造假事件发生后，科技工作者的整体形象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可否认，我们目前正面临一场“学术危机”。这不仅是一场有关社会诚信的“学术危机”，它更是一场涉及到中国长远发展与创新能力培育的危机。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什么是学者的使命与荣耀？那些“以思考为业者”应该如何担当国家与社会的命运？

　　对此，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在费希特看来，每个阶层都值得我们尊敬；给予个人以荣誉的不是阶层本身，而是很好地坚守阶层的岗位；每个阶层只有忠于职守，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能受到更大的尊敬。而那些“被体面地视为学者阶层”的人，理应为社会服务，应当把自己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

　　通常，人们以“不学无术”来形容那些“因为不学习研究、又无本领”的人。令人遗憾的是，今日中国学术界同样充斥着一些“不学无术”之徒———由于不踏踏实实搞研究，因此在学术上毫无建树。

　　然而，“抄袭是抄袭者的通行证”，正是这些“伪学者”，通过各种“伪学术行为”，将本应坚守社会理性与良知的学林沦为个人跑马圈地的名利场。

　　不难理解的是，那些“以思考为业”的学者为了一时名利之需而去抄袭他人成果愚弄社会，不仅意味着抄袭者自损人格，更意味着他对自己、对社会双重背叛。

　　从个体角度而言，人人都应该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如爱德华·洛克所说，“大脑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惟一武器”。然而，如果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放弃自己思考的权利，这无疑是对自己的背叛。

　　从社会角度而言，任何人的自主思考都是社会理性的一部分，当一个人人云亦云，拿着别人的学术成果招摇撞骗时，同样是对社会的背叛。

　　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学术造假的恶果不仅在于它使一个国家因缺乏创新能力而失去持续进步的动力，更在于它于不知不觉中以虚假的学术繁荣将毫无戒心的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目前浮躁之风日盛，但是仍然有许多致力于科学研究与文化创作的人，他们甘于寂寞，终日忙于探寻真理与社会生活的改造，忠诚于“道义与文章”，成为中国进步的重要源泉。

　　我们相信，只有真学术，才能真正促进中国进步与社会理性的成长；只有真学术，才能真正照见历史，滋养现在，服务未来。为了这个梦想得以实现，我们必须敢于挑战当下的“学术危机”，务求标本兼治。因为我们持此信念———只有真知识方可以改变国家命运。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不学无术”的民族没有前途。

　　一提到腐败，人们习以为常的多是行政权力与金钱相勾结的腐败。可近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一向纯洁清高的科技界，腐败新闻也渐渐多了。

　　科技界的腐败，主要分两类，一是科技工作者的学术道德问题，即一般性的科研伦理问题。如：有没有“造假”？科研成果是否应用于不道德的目的？这一类的腐败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并形成了积极的道义上的压力，在这类问题上犯错误，很可能意味着其科研生命的断送。另一种科研腐败，是科技项目管理工作中的腐败，集中表现在资金等科研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上。科研项目管理上的腐败，虽然媒体介入和公众关注的还不多，但对一些见不得阳光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日前，《半月谈》杂志发表文章，揭露了关于科研经费申报、使用和管理中的不正常、不合理问题。文章指出，一些学术带头人并没有把精力投入到科研活动中去，而热衷于项目申报上的公关，成为了拉关系跑项目，甚至行贿要项目，然后再把科研项目“转包”出去的科研掮客。

　　一方面，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虽然在逐步增加，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学术带头人全然没有了老一辈科学家们艰苦创业、珍惜国家有限科研资源的态度与责任，利用资历与人际关系，垄断有限的科研资源，心安理得地对一线科研人员进行“剥削”，不动声色地霸占他们的劳动成果。

　　科研腐败的另一个社会学后果，就是在科技圈子里，加深了阶层的分化，甚至对立。而这个后果，就事论事，违背公平，从深层看，也打击了基层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青年人的积极性，从而妨碍了效率。

　　我国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的设计，基本上参照了发达国家的模式。单从制度层面看，问题似乎并不大。但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激励机制、监管机制与平衡机制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经常性的失效。制度是需要人来执行的，有制度不执行，或者打上折扣，任何一种好制度都会形同虚设。

　　比如为了激励学术带头人发挥科研领军作用，就只看课题负责人的名气，不重视项目的严密论证；为了营造自由的学术空间，就放松项目的跟踪管理；而与此相应的是，为了规避由不谨慎的审批导致的项目不能正常结项的后果，就降低结项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少数项目的审批与监管方直接在项目资金上吃回扣，利益均沾之后，哪里还有反对的声音？

　　而另有一种“人情审批”也不容小觑，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某高校参与评选教育部科研基地，为了增加成功率，校领导隆重请出了已经退休多年、远离一线科研的一位老专家来担纲，因为，评审委员会的组成基本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于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答辩时，此老一进门，所有的评审组成员全部起立，鞠躬侧立———这个基地评选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现代科研起步较晚，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很多学术骨干的“出身谱系”可以追溯到为数不多的几个甚至一个老专家那里。面对这样的裙带关系，利益回避机制值得进一步完善。

　　客观地讲，在广大的科技工作者身上，仍然反映出一贯为我们所熟悉的艰苦奋斗、刻苦攻关的科学精神，但目前的科研项目申报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也必须得到正视。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探讨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已成为科技界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