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月正在筹备浙江省的组织系统干部培训。而他自己，作为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处长，半个月前刚刚结束在中组部的培训。

　　与他一起在中组部接受培训的四川和内蒙古的组织干部，也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类似的培训活动也将在其他省份紧锣密鼓地展开。

　　一场全国性的培训，即将在中国干部组织系统里展开。

　　这些组织系统的官员，将学习推行官员选拔考评的一项新技艺――干部综合考察评价体系。眼下正值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该体系正好派上用场。

　　丽水试验：干部画像更逼真

　　浙江省的丽水市在这项试点中“拔得头筹”。

　　其时，中组部选择了在三个省份进行试点，分别是浙江、四川和内蒙古，各具地域代表性。浙江的这项工作放在了正逢地方党委换届的丽水。

　　试点从2005年5月31日开始。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试验――试点依据的蓝本是中组部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从这份厚达十数页的试行办法看，中组部从理论上构建了一套详细的地方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比如其中的干部实绩分析环节，里面罗列了详细的指标体系。

　　在丽水的试点，依据各地方情况的不同，各有侧重。其中的缙云县做了全面的试验――干部综合考察评价体系的完整流程都在缙云试了一遍。

　　据丽水方面介绍，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中组部地方干部局5名工作同志一直蹲点丽水，其间只有少数天数赴北京开会――彼时，四川、内蒙的试点也在同期进行。

　　在这个考核评价办法里，中组部对干部的考核设定了四个环节：分别是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

　　“跟以往比起来，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是新增加的两个环节。”丽水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处长陈晓恒介绍说。

　　“以前是‘双色彩印’(之前的两个手段)，现在是‘四色彩印’(现在的四个手段)，给干部画像更加逼真。”长期从事干部组织工作的陈晓恒感慨说。

　　民意调查是新增的一个亮点。以前的民主测评主要是从被考察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进行测评，范围较小(如县领导，测评对象为乡镇正职和县委县政府的组成部门正职等)。而民意调查，则跳出了这个圈子。缙云的做法是“两代表一委员”(基层党代表、基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入了民意调查的范围。

　　一些基层老百姓也随机进入了民意调查的范围。“整个实施过程我们不能跟老百姓直接接触，入户调查由省统计局实施，我们的人员想前去跟老百姓解释一下都不允许。”丽水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张处长说。

　　至于民意调查的内容设计，根据张处长介绍，主要是调查被考核干部在民生、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上的施政反馈情况，以及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领导机关的办事效率等。

　　实绩分析环节，则第一次引入了干部政绩考核上的定量分析。

　　丽水试点，实绩分析指标被分解为6大类――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社会稳定与保障、经济与社会发展潜力、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党建等。

　　操作上则引入省统计局人员协助，由省统计局提供独立的经济发展资料，进行数量分析。而之前，一般考核干部时也需要资料，但这些资料是由被考核对象自己提供。

　　“就像丈量一棵树一样，以前是从树的投影(通过个别谈话)看树的高度，现在是直接丈量。”参与此次试点考核的丽水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处长陈晓恒打比方说。

　　由于新增加了两个环节，因此缙云县的此次换届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此前是三周左右)，根据最终的评价结果，县委书记和县长均获升迁(书记调任舟山市委常委、县长则调任景宁县县委书记)。

　　四川绵阳：财政负增长

　　县委书记有惊无险

　　绵阳市副市长邱明君讲述他所经历的换届考核及启示“在绵阳启动试点一周年前后，中组部来调研换届工作情况，显然这有特殊的意义。”

　　5月25日，当记者赶赴绵阳采访时，“巧遇”中组部一副部长在绵阳市调研，绵阳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一位忙于整理汇报材料的干部告诉本报记者。

　　“以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加强和改进党对换届工作的领导，是此次中组部来绵阳调研的主要目的。”绵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启动试点到中组部来绵阳调研，时间刚好在一周年前后。今明两年，省、市、县、乡党委集中换届，政府领导班子也要进行换届，绵阳换届考核试点的做法具借鉴意义。

　　“绵阳的试点，为我们制定和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办法作出了贡献。”中组部调研组在这次座谈会上，肯定了绵阳的试点成绩和意义。据悉，目前中组部正在修订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很快将在全国广泛使用，运用到今明两年的换届考核中去。

　　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中首批选拔出来的干部，原三台县委书记邱明君已履新绵阳市副市长半年。“新的考核体系能给予干部客观科学的评价。”对于自己在试点中的闯关经历，邱深有感触。

　　在经过第一轮民主推荐后，邱明君列入了绵阳市换届考核中拟进绵阳党政班子的4名人选名单而进入个人陈述。没有什么特别限制，陈述人只需在15分钟内简明扼要地向考核组陈述自己的执政理念、经验、成绩，甚至教训也可，不得超时。作为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所办所思之事千头万绪，展开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15分钟能说什么？“这15分钟并非简单考察干部的口才，更看重干部的价值取向、领导方法、工作思路以及任职准备，从而把选好人与好的工作目标结合起来。”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程文茂告诉记者。

　　“严肃，还有点紧张。”回忆陈述的情景，邱明君对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在15分钟的陈述里，他重点陈述了主政三台8年的主要工作、成绩，当然也说了一些不足。如果说个人陈述还留给邱明君一定的现场发挥空间，那他在接下来的民意调查中则只能听天由命。民意调查范围有多大？有多少人参与？调查内容有哪些？邱事先一概不知。“这全看群众口碑，看群众对一个领导干部的综合评价，心里没什么底。”邱明君告诉记者，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没有解决群众关切，很难。

　　据考核组工作人员介绍，在三台县“两代表一委员”(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的民意调查中，分两个方面，一是对县委领导班子的调查，主要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群众直接感受的工作状态与成效，依法办事、政务公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公民道德教育、提供就业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等内容都包含其中，而这些指标，都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设定的。二是对邱明君个人的民意调查，主要包括工作作风、成效、公众形象等内容。

　　民意调查很关键，因为坚持群众公认是综合考核评价的一个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感受和意见作为评价班子和干部的重要参数，坚持群众公认原则。”程文茂告诉记者。

　　重实绩分析，不唯经济指标,这是此次绵阳干部考核试点中新增的一个环节，它根据四川丘陵地区的实际，研究设计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党的建设与精神文明四大类共68项评价指标。然而，就是这道关口，让邱明君遭遇了“险情”。2004年以来，三台县财政收入不仅没得到稳步增长，反而有所下降。统计部门提供的情况对邱明君非常不利。

　　“财政收入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邱明君就此给记者报出了一本清清楚楚的帐。由于种种原因，三台县财政承担了11个亿的债务，就算按每年2亿元的财政收入，这11个亿的债务也要不吃不喝用5年才还得清。面对这些问题，邱明君承诺县委、县政府用5年时间还完这些债务，还投入1.6亿，对三台县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制，而这些，花的只能是财政收入。

　　清偿历史欠债，解决了一个地区潜在的问题；国企改制，使工业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发展，这些都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执政思路。但财政收入下降会否影响到邱的任用?

　　实绩分析最后肯定了邱的工作：三台县为农业大县，税费改革后农税部分的收入减少，财政收入下降是政策变化因素所致。这次实绩分析，不仅找到了三台县财政收入下降的真正原因，还使邱明君潜在的政绩浮出了水面：邱明君主政三台多年，非但没有对政府欠债采取拖的办法，反而还积极想办法解决政府多年欠债，还给下一任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底子。

　　“请你着正装参加个别谈话。”这是在进入个别谈话环节前，组织部门惟一给邱明君的一个明确提示，后来，他知道这次个别谈话考察的内容之一，就有考察对象的“仪表气质”这一项。

　　这种个别谈话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借鉴了面试答辩的方式，考察组与考察对象进行互动式面谈。这次个别谈话也要求考察对象在规定时间内，就事先设定的问题逐个进行现场回答，除了仪表气质外，还要考察“自我认知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

　　邱明君面对的第一个提问是：主政三台8年多，你认为你做得最好最满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时，邱明君想起了他到三台上任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一次杀死6人的重大刑事案件以及1996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电影院爆炸事件。“不能安居乐业，三台县无法得到快速发展。”邱明君回答说，三台县最后被评为全省惟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受到了嘉奖，他很满意。

　　这个回答得到了考察组的肯定，考察组认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核心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考核领导干部的一个关键，因此，设定的问题中，就包含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

　　新体系：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试点省份――内蒙古的试点也已结束。

　　此间人士介绍，三省区虽然都根据中组部搭好的框架――《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做试点，但各地在操作上还是有一些本省的特色。

　　例如四川省，在中组部的这个体系里，着力点在防止出现干部“带病提拔”上。因此在考评过程中，对干部的廉政指标、个别谈话时的重点“知情人”尤为关注。

　　而三省试点，则进一步完善了中组部的这套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原来中组部发下来的试点办法考核流程里，个别谈话放在最前面，然后是民意调查、民主测评、实绩分析。我们试点下来发现，这套流程要用个别谈话来串，不然很散。”全程参与试点的张处长说。

　　张解释，谈话是对被考核对象深入了解的过程，民意调查、民主测评和实绩分析是为了更有效率的谈话。

　　因此，中组部这套试点办法在丽水操练后，最后的流程顺序做了改动，确定为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

　　丽水试点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完善了这套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环节。

　　“我们当时发现，四个流程做完后，作为考核人员，对被考核干部掌握了很多信息，但信息一多，就无所适从。因此我们建议，在最后环节，增加综合评价，由考察组成员先集体讨论，然后形成评价。”丽水市委组织部参与试点的官员说。

　　此前中组部的试点办法里只设计了四个环节，丽水试点过后，一共有五个环节，增补了最后的综合评价环节：即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综合评价。

　　至此，中组部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格局始成。

　　中组部的试点引来了其他省份的考察团。据丽水市介绍，周边的省份湖南、江苏都有地方换届的考察团到丽水取经。

　　而在今年三月初，中组部在北京召开了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点的座谈会，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在会上说，全国省市县乡党委集中换届，要积极借鉴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点的经验和做法。

　　力破“唯GDP论”

　　变革传统的干部考评体系已经成为多方共识。

　　据浙江组织系统官员介绍，传统的干部考评也有一套流程：组成考察组―培训―个别谈话―民主测评―民主推荐―形成书面考察材料。

　　“但这套流程主要是以个别谈话为主。”一位组织官员说，不但失之为简单，还在于考核内容“不规范，不全面”。

　　该官员举例说，像招商引资等一些超越政府职能的事项，作为政府职责范围列入考核指标体系，被外界认为是“唯GDP论”。

　　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初，中组部就在酝酿一套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自此，如何全面地考评地方官员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如何用干部考评体系的“指挥棒”来调整地方官员的行为，成为中组部的一大核心课题。

　　“最初我们是想搞一个独立的实绩分析评价体系。”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处长王利月说，“但后来我们发现，单评价实绩不科学，也不现实。”王利月说，“所以现在的考核体系，是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它不仅考核经济指标，还考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

　　四川省委组织副部长蒋先继也认为: “追求片面发展的干部很难被这套体系所认可。”

　　新指挥棒

　　“新的考核体系，给地方官员提供了一个新的导向。”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处长王利月说。

　　在这套经济指标里面，既有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指标，如GDP总量，财政税收等指标，也有经济发展代价的指标，如污染物排放数量、万元GDP的消耗等。

　　“这套考核体系里，在实绩分析里跟以往不同的是，既把成绩考核出来，也把代价考核出来。”王利月说。

　　“比如我们现在考核萧山，你GDP全省排第一，但我们还要看你污染在全省排什么位置。”王利月说。

　　不过，王利月也表示，定量的实绩分析更多的是一个导向作用，并不可能建立一个模型，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放入到模型中，排出一个座次来。

　　从单评实绩到综合考评，反映了现时我国干部考核评价理念的重大转变――“现在组织系统选人是‘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而以前的一句话是‘凭实绩用干部’”。浙江省的组织系统官员解释说。

　　从试点来看，变化已经开始。

　　在四川省，通过新的考评体系选拔上来的绵阳市副市长邱明君感慨地说：“之前曾有人劝我，还是要到上面去联络感情，不要光顾埋头干事。”

　　邱明君续道，“中组部综合考核评价试点，将‘官帽子’的选拔权、推荐权给了群众，群众不公认，过不了推荐关，领导再‘赏识’你也是白搭。”

　　而通过这次试点，促使民生问题进入官员的施政视野。

　　丽水市委书记楼阳生在给中组部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说：“(在丽水试点的民意调查中，)对入学、就医的收费情况和方便程度、道路交通情况，征地拆迁工作情况，环保措施和效果，不满意率都在25%以上。而这些工作却是我们平时认为有很大进步，或做得不错的方面，这就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一贴很好的‘清醒剂’。”

　　“党委、政府往往更多地关注发展当中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而老百姓更关心‘开门七件事’和身边的事。民意调查启发我们，要找到两者的结合点。”楼阳生深有感触地说。

　　“这种导向已经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形成，并将改变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执政思路，潜在的影响是巨大的。”蒋先继认为原来的办法也能选出好干部，采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更能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既能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又解决了“好中选优”的问题。 （《大地》 (2006-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