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下负责与对上负责，如何找到结合点？四川雅安推动的这项实验，正是期望通过改革，来实现“民意”与“组织意图”的双赢，这一方式，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徐卓君
　　
　　如果没有全乡民众的同意，38岁的天权县仁义乡党委书记高格力并不能坐在这个位子上———虽然他的职位最终要由党内选举产生。
　　一切源于四川雅安市今年2－4月份在其下属四个乡镇进行的乡镇换届试点，高所在的乡是试点乡之一。按照试点要求，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要经全体选民整体投票“公推”，只有进入“公推”前十名者才能被组织提名为班子候选人。
　　这被称为获得“门票”，党委、政府官员概不例外。
　　乡镇党政班子被全体选民整体“公推”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这被认为是在“民意基础”和“组织意图”之间寻找结合点———在雅安，这个结合点被设计为“选民定候选名单，组织在其中挑选”，当地组织官员将其看作一种实际上的“合作协商”机制。
　　组织要求参选
　　2006年3月3日上午，天权县始阳镇党委副书记罗丙全突然被县委组织部通知去仁义乡开会。
　　在二楼会议室，天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才康当场宣布：为配合仁义乡的试点，增加竞争程度，他和另一个乡党委副书记张敏被抽调来参加仁义乡党政领导班子候选人选举。
　　“感觉很突然。”罗丙全说。会后，罗和张敏彼此打探了几句，“相对无言”。
　　罗不知道的是，此前的2月28日，中共雅安市委组织部正式下发了名为“关于开展乡镇选举试点工作的通知”。
　　这个印数只有10份的通知被试点乡镇干部用“吃惊”来形容。
　　不管是乡党委书记还是乡长，整个乡党政领导班子都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以普通人身份参与角逐———选举是强制性的，不愿参加的，“就视为‘自动消失’。”杨才康说。
　　另外的一些人也陆续参加进来：首先是乡里的一般干部，比如农技员和兽医站站长；随后是乡里企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比如中学的团委书记和乡信用社主任；最后则扩大到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这几乎囊括了乡村社会整个“精英层”。
　　以上三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本职位上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而参选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两个正科级职位的，要有两年的副科级履历。
　　天权县仁义乡原班子中缺少了一个乡长和一个副书记，县委组织部特意调了两个外乡党委副书记———就是罗丙全和张敏———参加选举。
　　这让罗压力重重：被临时抽调的他要和其他竞选者一起由全乡选民投票“公推”，争取进入前十名，否则就意味着无官可做。
　　“心里踏实了”
　　2006年3月8日，仁义乡召开试点动员大会，县里的“驻乡工作组”成立。
　　全乡有党政领导班子候选人报名资格的有26人。经过一番动员，最终有18人参选，除了乡的领导班子和一般干部，还有3名村干部和两名中学教师。
　　“不想当一辈子老师”的当地中学团委书记舒元新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报名，“之前没这么搞过，我想这次应该是真的。”
　　但选民并不这么容易相信。“选不选还不是跟过去一样？”岩峰村村民杨德生说，“还能真让群众选干部？”
　　有人问高格力，是否有之前选举时按惯例发放的“误工费”，高说没有，对方说那我不去。
　　市里在年初曾有意组织了试点乡镇的村乡干部和大批选民进行选举培训，现在他们被要求每人承包10到20户村民的宣传任务。
　　“选好干部带头致富”是宣传的主流口号，半信半疑的村民杨德生最终被这个口号打动。“那种神情很明显，老百姓开始相信，‘这次是我说了算’。”高格力说。
　　“我说了算”的期望最终激发了选民的热情，高后来说“去任何人们聚集的地方，大家讨论的肯定是选举，我心里踏实了”。

　　群众推选了　组织再定
　　没人会对自己的仕途掉以轻心，仁义乡党委书记高格力在回答上级领导询问时承认自己“有点担心”，“如果名次靠后，只能当乡长我还干不干？”新调过去的副书记罗丙全干脆很少回家，以“熟悉群众”。
　　参选者开始注意每一个可能的得分点。
　　包括选举特刊上众人顺序的先后也被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抽签排序。一个参选的老师让学生带资料回家给家长看———这个违规动作被多位参选者在第一时间举报。
　　4月15日到18日，仁义乡的18名候选人开始在各村巡回演讲并接受民众提问。第一天的下午是在岩峰村，数百群众冒雨到学校会议室听演讲，人很多，临时又开了两个教室。
　　演讲现场很激烈，所有的演讲都在突出自己能为民众做什么，一个副书记的口号是“群众选我当干部，我为群众找出路”。
　　如果有人超过了规定时间马上会有对手指出，中学老师舒元新几乎是每次演讲前都要改讲稿，“紧张啊，要不断修正”。不过他被认为有优势——相对一些乡村干部，他说话更不怯场。
　　村民提问则被形容为“双抢”——抢话筒和抢时间。好不容易抢到话筒的村民杨德生直接问高格力什么时候把村里的路修好——高是被提问次数最多的人，这位乡党委书记某次回答村民不满意，被当场指责“水”。
　　4月22日，仁义乡投票日。当天，仁义乡有3188人投票，投票率达97％，在石桥村腿脚不便的选民拄着拐杖来到投票点。
　　此前一天，在另一个试点合江镇，81岁的选民李道英早晨摸黑走了2个多小时山路参加投票；而4月23日，在观化乡的选举中，双目失明的女选民穆克荣在老伴的搀扶下来到投票现场。
　　选举后，都是当场唱票。在仁义乡，原乡党委书记高格力“公推”得票第一，中学教师舒元新得票第五。
　　前十名候选者之后由县委全委会票决确定党政领导班子提名人，党委系统先行选举。
　　一个意外出现了——得票第一的高格力和得票第二的张敏被提名在党内进行党委书记的差额选举，张敏落选。随后，张敏和排名第三以及第四的两个候选者一起被提名进行党委副书记的选举——按照惯例，被提名党委书记选举落败的张敏会稳当地当选副书记，并成为乡长的惟一候选人——但是，这一次，张敏在党内又一次落选。
　　最终，排第三的罗丙全被提名当选为乡长。最大的变化是中学教师舒元新，他当选为副乡长。一位原副乡长未能进入前十名而无候选资格。
　　“我就想能选出好干部”
　　4月21日到23日，四个试点乡镇的公推投票已完成。
　　除仁义乡外，雨城区观化乡和荥经县三合乡原班子分别有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原副乡长“公推”落选。三合乡落选的副乡长用“大教训”来形容自己的落败，“应该是过去跟选民联系太少”。
　　“群众要对干部的升迁说了算，干部才会彻底地重视群众。”高格力说。现在，落选者被保留了待遇，但没有了职务。
　　一些观念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记者所采访的三个试点乡镇的当选一把手几乎都用“压力巨大”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心态。“选举的时候给老百姓的承诺，现在要想办法实现。”观化乡党委书记宁明贵说。
　　在观化乡，有一天曾经先后有三批村民找到乡里的领导要求解决问题，而最后的结语出奇地一致，“他们都说，你们可是我们选出来的哦。”
　　在试点乡三合乡，新产生的乡党政班子正在进行林地砍伐招标，“在过去，是不会进行招标的。”该乡新当选的乡长说，招标的钱将用来修路。
　　“公推”同时被寄希望于杜绝乡镇领导的“短期行为”：“选民有‘门票权’，只讨好上面而不顾下面，也一样无法升迁。”一直参与试点的中国社科院选举专家董礼胜说。
　　事实上，更核心的试验是为“民意基础”和“组织意图”寻找结合点。
　　“选民提供候选名单，组织在其中进行挑选”的设计被一位当地组织部门官员认为是“选民和组织部门‘相互协商’”。
　　“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党委的权力边界清晰了，推荐哪十个人由群众决定，而在这十个人中如何选择由党委决定。”该组织部门官员说，这被认为是双方“相互尊重，相互认可”的良性互动过程。
　　“是否可以设想经过四五次后，也就不存在‘组织意图’？因为群众选出的人正好也是组织部门认为优秀的人。”观化乡“驻乡工作组”组长李海霞说，“让群众来选择党组织满意的人，让党组织满意的人由群众选出来。”
　　本报截稿前，雅安市委一位负责人致电本报记者，指出这实现了“民意基础”和“组织意图”的双赢。
　　一个疑问是，党的干部为什么要放在社会层面推荐？
　　“在乡镇，党委不仅仅管党员和党务，书记也是事实上的一把手。这种情况下，党的干部当然也要反映民意。”董礼胜说。
　　试点办法既扩大了党任用干部的视野，同时又“提高了用人的安全系数”，“老百姓首先把不好的干部替你淘汰了，让群众初选，比组织部门考察要方便得多。”董说。
　　“过去干部出了问题老百姓就认为是上面任命的不好，不利于执政党的形象。”当地组织系统一位官员说，“现在把初选权交给你，官员有了问题老百姓也可以谅解，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选民的想法更朴素些，仁义乡永兴村的高学昌对“公推”排名第二的张敏未能当乡长不太理解，这个65岁的村民不明白党内选举和交叉任职等等问题，不过他承认这次换届“老百姓说了也算了”，而且“这次上来的干部都还不错”。
　　岩峰村村民杨德生说，“我就想能选出好干部”———“好干部”在他的定义中是“能让大家致富”和“不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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