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笔耕不已的任继愈先生遗照

    [新华网 2009-07-11] 

追忆任继愈先生生平

    虽已过耄耋之年，任继愈先生依然不遗余力、老骥伏枥，为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１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１０７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编写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完全仿真影印了５００多种珍稀善本；７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工作也已走过了十余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也顺利开展……

    任继愈曾说，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积累，青年人读古书已有些吃力了，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说，在任老眼中，认真做学问是学者的本职工作，低调做人、专心学术才是学者的本分。

    ２００５年，任继愈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改任名誉馆长。他在任１８年，见证了国家图书馆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评价任老：“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走了，认认真真做学问，也许就是老人最大的满足……

    [新华网 2009-07-11]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１日专电题：随感：让大师的灯盏照亮未来

    新华社记者廖翊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１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季羡林同日辞世。

    从学术成就来看，就学术影响而言，或拿治学品格以论，两位先生可谓学贯东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学界痛悲、举国痛惜！

    互联网、手机、电话……现代资讯快速传递着国人深深的震惊和哀痛。透过人们以各种方式留下的悼念和心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大师的珍惜，对大师的呼唤！

    大师非一日可造就――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两位大师的生命脚步，感知他们成为巨材的心灵旅程。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并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这片困难的土地。祖国、人民，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基于此，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没有选择实用显学，在炮火纷飞、长年饥饿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使他掌灯到生命最后一刻。最朴素的情怀，决定了他们最执著、最长远的学术之路；思想、人文的高度，确立起他们学术的制高点。

    而他们终成大学者，靠的是踏踏实实的严谨治学，靠的是为学术而死的殉道精神。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中国哲学史（４卷本）》《中国佛教史（８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７卷本）》……浩瀚著述，让人叹服任继愈经年累月的求索跋涉；在季羡林的著作中，光是一部文革困境中译就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９万余行的泣血文字足以让后人心灵震颤！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这盏孤灯，曾映照面壁苦修的达摩，相伴敦煌临摹的张大千，也照亮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之路和修行之道；他们执掌的，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文化的信仰与忠诚！

    “任继愈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季羡林是令人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远在其学问之上”；

    ……

    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漠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凸显出两位大师之于当今社会巨大的财富意义。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今天，两盏燃烧了９０多年的油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膏油，顽强燃烧到最后一息。让我们从大师手中接过这余热尚存的灯盏，注入新的热血和信仰，点燃起新的光焰，照亮我们的社会，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的未来！

   他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

    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基本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再版10余次。

    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使之成为培养宗教研究人才的摇篮。

    他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

    他，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奠基人、著名学者任继愈。

    国图“黑”了首页

    昨天（11日）凌晨，任继愈先生辞世消息传来，所有与他生前有过交往的学者、同事纷纷表示“事情很突然，至今心情无法平静。”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所作的挽联中称：“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国家图书馆的首页在昨天也更改为黑色，以示哀悼。

    “任先生建立起中日佛学沟通的桥梁”

    回望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任继愈一直专注于中国哲学史、佛学和儒教研究。“他不仅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也是一位全方位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李申这样评价老师。

    记者电话采访任先生生前的学生、好友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先生时，杜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去寺庙就是烧烧香，这是一般大众的佛学意识。但任先生开创了用唯物史观来辨证看待佛学，来研究其经典。”“他的著作《中国佛学史》在日本佛学界影响很深，可以说，任继愈先生是建立起中日佛学沟通的桥梁。”杜继文先生说。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与任有数次学术上的交往，不过地点都是在北京。在李锦全看来，任继愈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在上世纪5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佛教问题，因其有突破性曾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

    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

    记者从国家图书馆获悉，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任继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评价

    凤毛麟角，人才难得。

    ——毛泽东

    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熊十力

    语录

    ●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

    ●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 喜欢斯宾诺莎的“为真理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

    ● 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

    齐鲁双星

    同日陨落

    仅相隔4小时

    任继愈：山东平原人

    去 世：4时30分

    地 点：北京医院

    享 年：93岁

    季羡林：山东临清人

    去 世：8时50分

    地 点：301医院

    享 年：98岁

    1997年3月，季先生曾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

    任老与季老有缘，连去世的日子，都选在同一天。任老一生，皓首穷经，甘坐冷板凳，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晚年还孜孜于《中华大藏经》的主编工作。

    任老不喜欢采访，不喜欢当名人，自谓平时连捶背时间都没有，哪有空闲扯，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学人，寂寞平生，百年孤灯。他支持无神论研究，却为中国宗教学开山立业。为人宽厚，学问博大。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任继愈为人，如雪中炭火，栖身之家，常在积雪中。月挂天心过贫汀，公去矣，一轮皓月照千峰。

    “儒教是教，

    孔子是教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

    1987年，任继愈任国图馆长。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李申说，每次去国家图书馆任老办公室，都能看到书桌上摞着厚厚的书稿，而这里面大部分书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过。

    虽已过耄耋之年，任继愈先生依然不遗余力、老骥伏枥，为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编写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完全仿真影印了500多种珍稀善本；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工作也已走过了十余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也顺利开展……

    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说，在任老眼中，认真做学问是学者的本职工作，低调做人、专心学术才是学者本分。

    “培养人才

    不是蒸馒头

    “神志不清”时仍不忘坚持“高中文理不应分科”

    任先生一生关心教育，对年轻人也寄予厚望。他强调年轻人要有理想，哪怕是空想，太现实的年轻人没有出息。他还推动引进了我国台湾中学国学教材。

    6月17日，他缠绵病榻已神志不清，但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去看望他时，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仍不忘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

　   生平

    “继愈”寓意继承韩愈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原名是任又之——“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起任教北京大学，开始了22年的教书生涯。

    “不懂得中国农民，

    不可能懂得中国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面授机宜

    成立首个宗教研究所

    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一直评价很高，甚至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在史学方面的研究。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主席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主席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毛主席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一个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

    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一生有“三不”规矩

    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甚至连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时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为此，他的书斋名甚至由“潜斋”更名为“眼科医院”。

    他经常教育子女，“怠为万恶之源”。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任继愈曾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他说，“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据《北京青年报》）

    昨天（11日）上午9时，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季羡林先生曾在《八十述怀》中说：“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就在距98岁生日20多天的时候，季老平静地走了。他的弟子钱文忠在博客上写道：“季羡林先生漫长人生的最后一段，以我们无法接受的方式突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老人家是愉快而满足的。”

    据了解，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由校党委书记闵维方、校长周其凤任组长。昨晚，北京大学开始在百周年纪念讲堂纪念大厅搭建季羡林先生的灵堂。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表示，灵堂从今天起接受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吊唁。

    对于后事，季承表示将密切配合北大。而关于遗产的问题，季承认为季老的后事办理是目前最重要的，相信父亲的所有遗产均能顺利并正常地转交给他。

    人生最后一段路

    大师弥留之际未留遗言

    对于父亲的去世，季羡林先生的儿子季承心情沉重，“太突然了，我昨天（10日）去看他的时候，精神还挺好，当时还坐在床上写毛笔字呢。今天（11日）早上，听说他突发了心脏病，我急忙赶到医院，当时他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全力抢救，可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季承说，他的姐姐已经过世，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自己唯一一个亲人在身边。由于突然陷入昏迷，季老临终前没有任何表示，也没能与他作最后谈话，没有留下遗言。

    季承说，在父亲最后的时间他一直陪在老人身边，父子俩相处愉快。老人最近“吃得好，睡得好”，精神一直不错。“我每次去看望父亲，他都显得很高兴，面带笑容。虽然足不出户，但外界的重大消息他都知道，这些都缘于他长期听人读报的结果。”

    最后时刻惦念弘扬国学

    季羡林学生、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老人在人生最后时刻仍惦念弘扬国学。他说：“作为一名学者，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据他介绍，季羡林先生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老人家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

    他回忆说，前不久接受王小丫采访时，季老思路极其清晰、逻辑极其严密地对着镜头，连说半个多小时。用季老自己的话说：“这半年来，非常愉快。”前天下午，季老还为臧克家故居汶川广济学校等题字。随后，季承为老人按摩了手臂。老人当时精神很好，谈笑风生。

    题长寿之道“宁静致远”

    牟洁是季羡林先生生前最后见到的一位女责编。她回忆说，7月10日上午应约拜访季老时，老人的气色很好，只是交谈几分钟后突然说胳膊疼，请秘书帮他揉揉。在回答提问时，季老思路清晰，连年轻时的事也记忆得十分清楚。

    谈到养生之道时，季老说自己年轻时从不锻炼，每天写作研究一坐就是一天，饮食上也没有刻意去调理，什么都吃。对于心情的调理方式，季老说了四个字：宁静致远。说到这里，季老突然来了兴致，说长寿之道就是这四个字，他要了纸、笔，很流畅地把这四个字题给了牟洁，并写上日期。他写的是7月6日，秘书说他喜欢这个日子。而以前季老给牟洁的题字从来不写日期。

    “我还给他拍了两张大头照，一张他使劲闭着嘴，秘书笑着说他怕我把他的缺牙拍出来！我逗他笑一个再拍，于是拍了一张微笑的照片，没想到这成了季老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牟洁回忆说。

    手书牌匾赠两高考状元

    7月8日上午，2009年北京高考文理科状元刘庭梅、宁少阳在国子监举行成人礼。两位状元收到了一份珍贵贺礼：季羡林先生亲笔题词的两块牌匾“天道酬勤”和“至德要道”。

    宁少阳的母亲牛爱华昨天告诉记者，他们得知季老去世的消息后，委托国子监向季老的家属致以深切的哀悼。她说，他们已将季老的题字珍藏，作为对孩子永久的勉励。

    北大未名BBS留言

    季老走了，我忽然想起四年前在外院新生大会上发言的老师讲的一个小故事来。一次迎新的时候，某位新生拖着大箱子在南门的路上拦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以为他是个老校工。说老师傅，我和家长去吃个午饭，您帮我们看一下行李吧。老人欣然答应。一顿饭磨蹭回来，老师傅果然还在路边守着行李。一天后新生入学大会上，该同学赫然发现为自己看守行李的老校工就是季羡林老先生。

    可惜我们入校的时候，季老早已搬进了医院，无缘做真正的师生。梵巴语系四年一招，05级的人自称是季羡林的关门弟子。四年过去，7月11日，是05级本科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我们走了，季老也走了。冥冥之中，仿佛觉得是从未谋面的季老送走了我们这一批人。

    愿季老一路走好

    愿我们一路走好

    感觉季先生走得有些传衣钵的味道……今天也算是05级梵巴专业那几个本科生毕业的日子，巧合的是季先生却在今天走了，真够巧合的！

    感觉冥冥中有点衣钵得人而传后，再无牵挂了，才放心离开人世似的……

    反应

    张颐武（学者，文化评论家）

    是知识分子精神高地

    张颐武得知季羡林去世的消息后感到意外，“在北大，大家都觉得季老身体很好，好好保养能活过一百岁，谁知他还是去了，实在可惜。”在他看来，季羡林朴实平易，人格中有着“玉”温润的气质与可贵的品质，“他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象征性人物。”张颐武说。

    张颐武认为，季羡林是一个将传统士人精神与现代专业知识完美结合的人，“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关于季老的人格污点或负面传闻，当下不乏专业精进，但在人格道德上却被人诟病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尤其让张颐武佩服的是，季老目光高远，视角独特，他对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考，以及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的阐发等为学界提供了新视角。

    对于季老的去世，张颐武认为是季老对自己一生的完整而完美的总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伤悲。”

　　葛维钧（著名学者、季老学生）

    受益治学精神和态度

    葛维钧说，季老做了一辈子学问。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都没有停止。他的学术成就肯定会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位置。“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也是在治学的精神和态度上。他写《糖史》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仍然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葛维钧说：“有时候发现了新的线索，季老就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通常都是跟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我现在做学问，也从来不敢想当然，遵从先生的教导，查阅第一手资料和工具书。”

    尹守峰（季老母校济南一中校长）

    生日礼物未能送出

    “听到季老去世的噩耗，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太相信，说实话，也不愿意去相信。”尹守峰说，“上次见到先生时，他精神很好，谈吐好，思路也清晰。回忆起在母校济南一中的生活还饶有兴致。”

    尹守峰告诉记者，6月上旬，他还赴北京与季羡林先生的家人商议为季老办一个小范围的生日庆祝活动。“和季承商议的是7月20日办这个生日会，初步方案都做出来了。代表母校送给季老的生日礼物也已经早早买好了，是山东潍坊的一家嵌银工艺品厂用金箔和银线编制成的‘寿’字圆盘。”尹守峰表示，这件未能送出的生日礼物现在还陈列在济南一中：“这是一件饱含着一中人、家乡人情谊的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季老并没有能看到它。”

    唐师曾（新华社记者、季老好友）

    人生路上一座灯塔

    刚从珠江采访回京的唐师曾听到季老逝世的消息后，自言“老鸭心比冰寒”。

    在唐师曾看来，季老就是生活中的一位老爷爷，也像小说中的神父，还像一座精神灯塔一样指引着晚辈们行进的道路。“和他聊天的过程是很享受的一件事，他会倾听你的意见，他认为好的会赞成你，认为不好的还会批评你。当然，对于我决定要去做的事，他大多数持鼓励的态度。”在唐师曾眼里，季老对事认真，对人认真，对学问更认真，事事讲资料、讲考据，因为毕生认真，所以做学问饱尝苦头。

    探访病房

    纸笔仍在大师已去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301医院季老生前所住的病房。当时，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整理病房里的用品。她说，自己照顾季老每天的饮食起居快两年了。

    “头两天只说身体不太舒服，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面对季老的突然离世，这位年逾五旬的山东女子黯然神伤，话语间，不停叹气、摇头。

    她说，季老生前喜欢写字，也喜欢读报，但随着他视力的下降，每每都是由旁人念新闻给他听。

    记者在病房内见到，装有橱窗的书柜内还有些尚未被清理的笔和纸，床头柜上摆着大花篮。走廊内，正对病房的窗台上摆有一个黑色边框的鱼缸，一条金色的观赏鱼慢慢地游来游去。

    季羡林先生走了，11日晨8时50分左右从北京301医院走了，享年98岁。

    尽管在去年有段时间，有关季老“私人藏品被盗卖”一事吵得沸沸扬扬，让媒体与公众不得不担心季先生的晚境，但令人欣慰的是，据季羡林弟子钱文忠称，季老最后两个月过得很幸福，一直有儿子陪在他身边。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季羡林这个名字太过熟悉。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当我们用这些词语描述季羡林生前的荣耀时，却难免有些苍白。人们痛惜他的离去，不仅因为世间从此少了一位博学多思的学者，一位精于语言的英才，一位连接中印文化、中西文化的摆渡人，更是因为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活到98岁高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早就活超了“预算”。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羡林时谈到，季老的书里人生，同样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是在“牛棚”挨整时，也没丢掉自己的信仰。更令人敬佩的是，季羡林甚至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与季羡林齐名的香港学者饶宗颐说，季羡林笃实敦厚，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张中行则认为季羡林以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但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毕生认真，饱尝苦头”，而他的《牛棚杂忆》也因此被出版界视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在《病榻杂记》一书中，季羡林力辞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三项桂冠，以求“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羡林表明自己不做“国宝”，但他心里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即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季羡林先生晚年真的就成了单纯的符号，其符号的价值代替了一个普通人生活应该有的烟火气。这样有儿孙和没儿孙一个样的老人，其私人物品被别人随意处理，岂不是顺理成章？

    季羡林先生晚年的著作，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原因无他，这本书收录的是他回忆亲友的真情文章，在人伦之情面前，伟人草民、大儒白丁之间是最容易获得共鸣的。季先生在《后记》中解释书名之由来，是“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他在文中沉痛地写道：“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

    眼下，季先生已到望百之年，他的儿子季承也年逾古稀。近期由季羡林先生字画失窃的新闻，扯出了一件更令人伤心的新闻。据媒体报道，这对白发父子暌违十三年才得以见面，且北大有关方面曾对季先生父子见面设置重重障碍。

    这当然只是一造之说辞，在北大还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之前，我宁愿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我真不敢相信堂堂最高学府做出有悖于人伦至情的事情。我认为，季先生父子十三年没见面或许有更多的隐情，非季先生所在的大学完全能主导的。但即使别有隐情，一对父子十三年未能见面，作为将季先生当成一张名片、一个符号的北大也难辞其咎。假若父子之间有误会，北大能做的应当是帮助冰释芥蒂而非相反。

    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中国人，多半学过《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郑伯的母亲武姜怂恿其弟段叔谋反，郑伯克段以后，针对武姜说了句狠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臣子颖考叔现身说法，感动了郑伯，遂使母子和好。近年来弘扬国学的调门越来越高，所谓国学，自然包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之学。这世上还有比父子之情更朴素而伟大的人类感情么？煌煌北大，就算是没有做过阻止季羡林父子见面的事情，但起码应该效法颖考叔。

    季羡林先生学问大，受到政府的超级礼遇，名满天下，又高寿，这是传统的福禄寿齐全的老人。尽管季先生公开辞掉“国学大师”的桂冠，但这样一位在齐鲁大地长大的学者，其道德伦理观是传统的。这样一个多福多寿的老辈人，竟然十三年没和儿子见面，晚年身边没有一个至亲，所有的事务都由组织派来的秘书打理。即使他的社会地位再高，生病有最好的医疗条件，耄耋之年却如孤老头一样，全靠组织照料，人生之悲凉，还有逾于此吗？

    人到了晚年就是个弱者，行动不便思维迟钝，不仅仅需要生活上有人照料，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中国古人所言“父母在，不远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有道理的。所以古代中国社会，一家的老人，身边一定有一个至亲后辈照料，儿子先走了就是孙子。所以苏洵父子去东京后，苏轼、苏辙两兄弟科第高中，但父亲还在汴梁，朝廷只让一人出京做地方官，特许另一人留京照顾父亲。李密在《陈情表》中拒绝出仕的理由便是要照顾年迈的祖母。

    一个人声名如何显赫，功勋如何卓著，有何等的社会影响，但他首先是家庭的普通成员，应该过着寻常的家庭生活。无论这个人的职位具有何等的公共性，家庭一定是他最后的私域。季羡林先生晚年真的就成了单纯的符号，其符号的价值代替了一个普通人生活应该有的烟火气，他整个人似乎已经成某些公共机关的禁脔，人一旦被符号化容易造成类似囚徒的困境。这样有儿孙和没儿孙一个样的老人，其私人物品被别人随意处理，岂不是顺理成章？

    把季老当成符号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符号价值的人，请让他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季老，首先是一个已到风烛残年的老人。(作者：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