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16
烟草研究副院长当选院士 其研究成果被指为骗局
新增院士名单公布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就想给中国工程院提意见。“院士是科技界最高学术称号和最高荣誉称号,他(她)的工作应该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建立在虚假命题上的研究者,一个帮助销售死亡的技术人员,怎么能当院士呢?”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烟草院士”的出现不仅是控烟失败的表现,更是科技界的遗憾。
陈君石说的是谢剑平。谢剑平身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主攻方向号称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以开发出“神农萃取液”而闻名。此前他已经两次递交院士申请,连番落选,这一次终于得偿所愿。但红榜发布之日却波澜陡起,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和打假人士方舟子等纷纷指出该结果的不妥。
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称,院士的选举卫生部无从置评,但是中国控烟履约工作确实任重道远。
“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
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达120万人。吸烟带来的社会成本,已使烟草业的“净效应”成为负值。因此,烟草控制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烟草企业却不甘心退出舞台,不断推出新花招、新把戏来蛊惑人们。降焦减害乃是其中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就做过针对性的披露。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员甘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上世纪50年代,西方卷烟公司推出了“低焦油”、“淡味”卷烟,其名称来自于吸烟机器测试时输送的焦油和尼古丁较低。“但这是烟草商故意设计了这些卷烟,在测试时释放较低的焦油,但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机器测试指标并不准确反映吸烟者实际接受的焦油和尼古丁。”1977年“万宝路”公司内部数据显示,烟民实际焦油摄入量比机器测试数据高3倍。
甘泉也曾亲自做过相关实验。他分析了中国成年男性吸烟者的尿液,并且比较了吸不同焦油含量卷烟的吸烟者喷出的烟草烟雾中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结果表明,吸烟者尿液中发现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含量没有因为所吸卷烟的焦油含量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其中一种有害致癌物质(亚硝胺代谢物)含量反而随着所吸卷烟焦油含量的下降而上升。
“市场上销售的低焦油卷烟并不比普通卷烟危害低。吸烟者的补偿方式是更用力地吸‘低焦油’卷烟。”他说。
杨功焕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谢剑平的主要“贡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减害降焦”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在神农烟科的网站上明确写道:“低害卷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永远是消费者喜爱它的口感与烟香,因此,‘口感第一,低害第二’始终是我们研制开发‘神农低害卷烟’的原则!这不是再明白不过了么?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推销更多的烟草而已。”
她还注意到,“五叶神”品牌卷烟选用的“神农萃取液”。按照公开的数据,五叶神在1999年的销量不到1000箱,在获得此成果后,2001年达到1万箱,2004年为13万箱,销售额30亿元。连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都赞叹: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这是谢教授研究成果推广的结果。”
方舟子在微博上列出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条文:“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对于谢剑平的创新研究在卷烟中添加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他更不留情面:“降焦本来就够骗人的了,这中草药减害就更害人了。”
服务纳税大户就该在工程院授勋吗
“烟草院士”争议出来后,参与院士投票评选的魏复盛院士回应公众的质疑称:一、谢剑平研究“降焦减害”对控烟作用很大,他获得过国家发明奖;二、烟草行业是我国的纳税大户,烟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从这一点看,国家还是需要烟草行业的,控烟是个逐步的过程,“降焦减害”是解决吸烟问题一个必经的阶段。
对此,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烟草行业的确是我国的纳税大户,去年税利达6000多亿元,从2000年至2010年间税利增长5.7倍。
“说到底,烟草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牺牲公众健康获得的。”他说。
此前,由杨功焕和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共同牵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烟草制品能够带来巨额利税和庞大就业,但是它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更大。“毫无疑问,烟草业是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现在哪怕仅仅从经济角度算账,也是如此。”杨功焕说,用烟草业是纳税大户来证明谢剑平当选有理,明显找错了论据。
什么样的人才能当院士
在中国工程院的网站上有一封“致2011年新当选院士的信”。信中提到,“中国工程院要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关键是要建设一支素质高、学风正、品德优的院士队伍”继续弘扬科学精神,以身作则,努力成为科学道德建设的模范,唯真求实,力戒浮躁,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者;在各方面严于律己,主动听取并正确对待各种意见,自觉接受群众、单位和社会的监督。
在陈君石看来,“烟草院士”的出现显然违背了上述原则和精神。降焦减害早已为国内外实验和事实证伪,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功勋”,如同建立在黄沙之上。以此“功勋”博取院士之名,更是荒谬。他建议中国工程院慎重考虑公众的意见。
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卫生部长王陇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谢剑平的当选,说明院士评审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他说,院士评审是一种业绩评定,且是国内最高的业绩评定,不能够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2005年8月经人大批准,就和我国法律法规一样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公约明确指出,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的手段推销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淡味”、“超淡味”等。
“院士的评审程序、原则等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外行评内行’,根本不了解有些行业。现在评院士都是学部来评,而学部里边有很多专业,很多信息,相互间还不能沟通。比如评审牵扯到健康问题,就应该和医药卫生学部进行沟通,起码不要出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评奖、评院士的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王陇德说。
据悉,谢剑平所在学部,在工程院九学部中规模最小,除资深院士外,剩余34人,只需2/3投票通过即可,相比其他学部更易当选。同时,该学部大部分为环境、气象、海洋等领域专家,与烟草科技相距较远。
目前,中国工程院除了副院长旭日干发表的“两轮投票选出来就是有道理的”言论外,尚无其他说法。当事人谢剑平始终沉默着。(记者 董伟)
[中国青年报]
烟草院士当选引发控烟博弈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院士,引发了控烟人士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烟草行业宣称的“低焦油就能降低危害”早已被证实为谎言,但现在居然有人以“降焦减害”作为成就之一当选为院士。有控烟人士认为,“这简直是控烟不力的表现”。
在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主任委员曾光看来,虽然烟草院士的诞生只是个案,但折射的却是烟草经济依然被看重的社会现实。
烟草院士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一场烟草与控烟的博弈?
环境与轻纺学部诞生“烟草院士”
谢剑平是在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入选院士的,该学部多为环境、气象、海洋等领域的专家。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今年给谢剑平投了赞成票。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前几年他并没有投赞成票,但今年谢剑平排名靠前。他和其他的院士按照程序,对其科研成果进行了审定。最终谢剑平从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40名有效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学部4位新科院士之一。
魏复盛表示,他主要是以通过科技部审定的一些科研成果为基础,判断“降焦减害”的研究是有学术价值的。
谢剑平公开的资料显示,其研究获得了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申报发明专利多项,研究成果被认可并已被推广。
“在国外,政府绝对不可能拿钱资助这样的研究”。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告诉本报记者,这项研究不仅不能保护人民健康,反而可能增加吸烟者数量。他介绍说,美国早有研究发现,吸低焦油卷烟并不降低患肺癌的风险, 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和中等焦油过滤嘴卷烟的吸烟者死于肺癌的风险是一样的,较低焦油卷烟导致吸烟雾进入肺部的方式改变,促使肺部腺癌(肺部深处发生的癌症)发病率增加。
在魏复盛看来,谢剑平的研究是有科学性的,但公众对低焦油烟草的危害知晓度和习惯需要配合跟上。在他看来,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改变几亿人的吸烟习惯,在此基础上,还不如进行研究,降低危害。
这在健康专家看来并不可行。“最简单的道理是,烟民们习惯了重口味,换了低焦油产品,深吸和多吸几乎是必然的。”王克安表示,低焦产品的有害成分仍很多,甚至引诱烟民深吸入肺,有害成分从而进入了肺叶深处。
事实上,低焦油烟草的骗局在国外早有定论。2006年8月17日,美国联邦法院就曾判定烟草公司推广“低焦油、淡味卷烟比全味卷烟危害小”为虚假营销。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指出,“淡味”、“低焦油”、“超淡味”和“柔和”等术语是虚假的和误导性的。
曾光解释说,“低焦油”的片面宣传导致吸烟者放松警惕,吸烟的频率、时间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吸烟更深。每个烟民身体中会有一定的尼古丁的烟瘾含量,如果摄入不够,会通过多吸来维持。“我们应该以大样本人群的追踪研究为基础,以烟草实际产生的结果为依据来对待烟草。”
“如果谢剑平的研究与公众健康利益相关,他为何没在医院卫生学部参评?评审他时,为何未从医药卫生领域的学者那里听取意见?”王克安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已向中国工程院寄信表达意见。
焦油也是PM2.5
在控烟人士看来,投票赞成谢剑平当选院士的几十名院士,有可能都不是很清楚“低焦油”烟草的严重危害。
曾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提醒控烟人士,控烟宣传亟待加强。
科普作家方舟子曾经描述过烟草对人体的危害:你点上一支烟,深深吸入一口。这一口就吸入了4000~5000种不同的化学物质,而其实你真正需要的只有一种——尼古丁。吸入烟雾是让外界物质进入人体的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仅次于注射。烟雾中的尼古丁经肺部进入血液循环,只要10秒钟左右就到达大脑,刺激多巴胺释放。多巴胺能让人精神集中、肌肉放松并产生愉悦的感觉,让人上瘾。
人们为了获得快感,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尼古丁能让心跳加速,比平时快30%;能让血管收缩,让血管变窄,同时血压也升高,要比平时高10%~15%;会损伤血管壁,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这一切都容易诱发心脏病;而香烟烟雾中的一氧化碳含量是安全值的600倍,吸烟者血液中的一氧化碳含量是不吸烟者的4~15倍;一氧化碳也能损伤血管壁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因此,吸烟增加了患心脏病、脑猝中风的风险。40岁以下的人群中,吸烟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5倍。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病例中,大约1/4与吸烟有关。由于尼古丁和一氧化碳对心血管的影响,30~50岁男性中吸烟者患勃起障碍的风险比不吸烟者高了大约50%。
我们看见的“吞云吐雾”,其实是没有燃烧的固体颗粒,主要是焦油。方舟子表示,如果一天吸一包烟,一年下来要吸入大约200克的焦油。呼吸道的表面本来覆盖着长纤毛的细胞,纤毛一致的摆动能把吸进来的颗粒物质逐渐排出去。但是香烟中的毒素让这些纤毛动不了。长期吸烟的人从喉咙、气管一直到肺都覆盖着一层黑乎乎的黏黏的焦油。焦油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包括至少60种已知的致癌物和放射性物质。它们与肺细胞零距离接触,最直接、最明显、最确凿的后果是诱发肺癌。在20世纪之前,肺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有医学记载的不到80例。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吸烟的流行,肺癌的病例剧增,并逐年增加,迅速成为主要的死因之一。
方舟子表示:所谓低焦油的香烟同样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而且吸低焦油香烟的人为了能够过瘾,往往多吸几口甚至多吸几支,实际摄入的焦油量未必就低。避免香烟危害的唯一办法是戒烟和避开二手烟。“当你把一支烟吸完,你因此减少的寿命,甚至比吸一支烟的时间都长。”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一项研究表明,北京市城区交通干道附近居住的儿童PM2.5个体暴露水平较高,北京某社区冬季时老人在污染物中的暴露水平也较高。追其原因,二手烟雾也是其中重要的“帮凶”。
连日来引发公众关心的PM2.5,是指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其直径小于2.5微米。魏复盛告诉本报记者,烟草产生的焦油,也是一群微小颗粒的集合,有些小颗粒也是直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直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却会顺利通过下呼吸道,小于2.5微米的颗粒可进入肺泡之中,并可通过气血交换进入到人体血管。”他认为,谢剑平进行降焦研究,从科学的角度看是的确有利于人体健康的。
纯科学领域的研究和人们的生活并不对接。控烟人士指出,烟草公司降焦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在过滤嘴上打透气孔,吸烟时一部分空气被吸入,稀释烟雾,从而降低机器所测得的焦油浓度。同时,不断减短卷烟可燃烧部分的长度,利用烟梗、碎片等来蓬松卷烟减轻其重量,也是降低机器测得焦油浓度的重要手段。然而,流行病学家发现,人们吸烟时用嘴含住过滤嘴,手指夹紧烟身,这与机器测试有很大不同。
控烟难在哪儿
谢剑平参选资料上显示为“部委遴选”。这意味着谢是由所在的单位提名,再报送归口部门进行遴选。而谢所在的单位是“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总公司)管理,其归口部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魏复盛也认为,烟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国家目前需要烟草行业,控烟是个逐步的过程,因此“降焦减害”是解决吸烟问题一个必经阶段。
烟草税收支撑国家经济,千万农民以烟草种植为生,这都是中国烟草业常常强调的现阶段国情。全国有24个省、市、自治区设立烟草公司,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就业两方面从烟草生产中获益。烟草税收支撑了烟草第一大省云南财政的48.8%,第二大省湖南的28.9%。
事实上,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曾在烟草种植大省云南省发现,所谓的烤烟现代化并没有让当地老百姓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当地人表示,由于烤烟收购价是根据烟草行业的赢利水平来定,如果烟草企业压力大,他们就在生产环节上采取措施,对烟农来说,有时丰收了价格反而低了。一些农民“蹲着栽烟,跪着卖烟”,烟农与烟企的收益简直就是“两重天”。
在国外烟草包装上常见病变腐烂的黑色肺部、溃烂的口腔和残缺歪裂的黑黄牙齿、流脓的畸形脚趾等图片和警示语,但在国内,烟草企业对控烟公约条款中的“包装警示”置若罔闻。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仍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之一。众多批评意见指出,中国控烟之难,不在于烟民人数庞大,而在于控烟体制未理顺。主管烟草的部门既要履行控烟义务,还要维护烟草行业利益,这两种角色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
曾光告诉记者,如今谢剑平能当选院士,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对烟草业的依赖和纵容。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2002年后的吸烟率、戒烟比例和二手烟暴露没有明显改善,现在吸烟者总数仍高达3亿人,72.4%的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戒烟率仅为16.9%。公众对吸烟及二手烟危害健康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较低。多数人不清楚“低焦油等于低危害”是早已被科学证明了的错误观点,而医生、教师等高教育水平人群错误认识的比例更高。在流行病学家看来,这意味着,一年造成的慢性病死亡数以百万计,为此付出的代价数以百亿。
曾光表示,烟草业的发展主要靠“三驾马车”——烟草成瘾、烟草经济和烟草文化。仅靠健康教育宣传,很难勒住第一匹马,而后两匹马,则是靠政府的力量来勒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仅靠控制一匹马就能停下烟草发展势头的。“在科学事实与实地证据面前,政府必须作出抉择。”曾光说。
本报北京12月15日电
[中国青年报]
"烟草院士"之争
烟草院士称“减害降焦”技术能减少烟气释放量,利税数亿元;另有院士认为“降焦减害”研究方向错误
12月8日,本是烟草专家谢剑平值得庆祝的好日子。
当天上午,中国工程院公布2011年当选院士名单,谢剑平因“减害降焦”研究成果,当选为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
然而,名单刚公布,基于“吸烟有害健康”的普遍认知,疾控中心专家对“烟草专家”当选院士质疑不断。
12月13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主楼上挂出一幅红色条幅——“祝贺我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记者前去联系采访,该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称:“谢副院长出差,也不接听手机,无法联系上他。”
上午9点多,记者找到谢剑平的办公室,房门半掩着。坐在办公室里的他看到记者,转身质问工作人员:“记者怎么进来的?”
谢剑平拒绝回应任何问题,“我的技术工作,我向中国工程院汇报过,我们所做的行政工作,是在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下,国家烟草专卖法法律规定范围内所做的工作。至于媒体、其他人士有什么评价是他们的事情,我忙我的工作。”
12月13日下午,记者致电谢剑平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该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一工作人员说,谢院士已打过招呼,如果媒体采访校友,需经他本人同意。
烟草研究没有名分但不差钱
即便某些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很难获奖,因为评奖机构首先会认为,吸烟有害健康
郑州烟草研究院官网显示,谢剑平分管科研开发处、烟草农业研究室、烟草化学重点实验室。烟草化学重点实验室以卷烟减害技术重大专项为主线,拥有30名硕士以上学位的工作人员。
12月13日,郑州烟草研究院科研开发处主任于川芳说,“谢副院长虽有行政工作,但始终坚持在一线工作,对于各项试验都亲自过问。”
烟草界资深研究人员张强(化名)说,长期以来,烟草研究都在低调地进行。这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研究专业服务于一个备受争议的行业”。
他透露,科技部等部门很少划拨科研经费,但“烟草研究从来不缺钱”,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烟草行业会给予科研支持。每年国家烟草专卖局下拨给郑州烟草研究院的科研经费超过1000万,而烟草企业给予的科研扶持经费更多。
尴尬的是,烟草研究领域多年来饱受争议,许多研究活动都是在行业内部悄悄进行。
即便某些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很难在国家、国际上获奖,因为评奖机构首先会认为,吸烟有害健康。但是,谢剑平提出的“减害降焦”,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评委的青睐。
一位熟悉谢剑平的烟草专家说,谢剑平从轻工业部烟草科学研究所(郑州烟草研究院前身)硕士毕业后留院工作。结合本科学习的化学专业,他将研究方向定为烟草化学。最初,谢剑平的研究侧重于香精香料,此类研究有助于香烟的口感、香气,利于香烟销量的提高。
同时,谢剑平所在的郑州烟草研究院,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唯一直属的综合性科研机构,被视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科研“嫡系部队”。研究烟草化学方向的谢剑平,承担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减害降焦”课题。“减害降焦”是谢剑平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减害降焦”技术利税巨大
论文透露,“减害降焦”研究频繁运用于卷烟工厂的加工工艺中,带来显著经济效益
“减害降焦”是否真的能降焦?
12月13日,郑州烟草研究院科研开发处主任于川芳说,依据生物学指标、毒理学指标,谢剑平的研究的确能达到“减害降焦”的效果,而对于肺癌死亡风险等医学研究的指标,研究院尚未涉及,“还不太清楚”。
在“减害降焦”这条路上,谢剑平希望可以找到突破口。今年10月,谢剑平在接受《东方烟草报》记者采访时称:“这个项目是为走符合国情的减害降焦之路寻找前行的方向。”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理解谢剑平所说的国情,他在2011年投票选举新科院士时,给谢剑平投了赞成票。
12月11日,魏复盛在接受采访时说,一方面,中国人有很长的吸烟历史,几个亿的人口有吸烟的不良嗜好和习惯,要改变现状难度很大。另一方面,烟草行业是我国的纳税大户,烟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
“国家还是需要烟草行业的,控烟是个逐步的过程,‘降焦减害’是解决吸烟问题一个必经的阶段。”魏复盛说。
据了解,我国的烟草研究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烟草自身的化学分析上,以提高卷烟产品质量,对降低香烟中有害化学物质的研究并不多,谢剑平的研究领域弥补了这一不足。
值得关注的是,谢剑平所在的郑州烟草研究院与各大卷烟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其领导的“减害降焦”研究频繁运用于卷烟工厂的加工工艺中,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一篇谢剑平署名为第二作者的论文《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的技术研究及应用》,发表在2003年9月的《中国烟草学报》上。
在论文中,谢剑平阐述了低测流卷烟降低危害的效果,“在国内首次成功研制低测流卷烟,与普通卷烟相比,研制的低测流卷烟降低测流烟气达60%,减少了卷烟燃烧过程中对环境的烟气释放量。”
该论文在研究成果的应用中,悉数例举了“中南海”、“白沙”、“绿双喜”、“五叶神”等香烟运用谢剑平的研究而产生的销售旺绩。其中,仅低测流烟气白沙卷烟,在2001年和2002年就销售近4万多大箱,创利税4亿多元。
国际上不认可“低焦”减害
“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
针对谢剑平的“减害”说,反对者仍不在少数。
昨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发博文,直指“香烟‘降焦减害’是方向性错误的研究”。
陈君石说:“我实难想象香烟的‘降焦减害’会成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降焦减害’无疑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政府在科技方面的项目支持和奖励部门、机构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最早介入控烟的工作者杨功焕在媒体上直截了当地说,“降焦减害”是个伪命题。谢剑平的研究“一点都不新鲜”。几十年来、多个国家、成千上万个研究早已证明,任何降焦、添加剂,包括中药,都无法让卷烟“减害”。
资料显示,谢剑平曾两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公布研究成果。
其中一次是在2008年CORESTA(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大会上,谢剑平代表研究团队,向全球烟草界公布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的结果。
据行业内人士解释说,谢剑平的研究与世界控烟潮流不相符,国际上对“低焦”的减害作用并不认可。
中国签署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规定:“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
□本报记者 周亦楣 河南郑州报道
[新京报]
控烟专家建议取消烟草院士资格
中国控烟协会致信工程院,建议重审烟草院士谢剑平的研究成果;工程院称会认真处理
本报讯 (记者吴鹏 仲玉维)中国控烟协会已向中国工程院递交信件,请该院重新评估关于“降焦减害”研究成果。甚至有专家在昨日的座谈会上称,希望重新评估“烟草院士”谢剑平的院士资格。接受信件的中国工程院人士称,将会按程序提交建议书。
不过,工程院有关人士认为,重评烟草院士资格“似乎不可能”。
“降焦减害危害更多人”
12月8日,中国工程院宣布新当选的工程院53名院士中,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因“降焦减害”研究成果而获得工程院院士头衔。
但“降焦减害”早就被国际科学界否定,此事也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昨日,中国控烟协会专门就此召开了座谈会。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说,12月14日,协会已经向中国工程院递交了信件,对此事正式发表意见,接受信件的中国工程院人士称,将会按程序提交建议书。
信件建议,请中国工程院坚持实事求是是科学的基本精髓,重新评估关于“降焦减害”研究成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公开信中称,“降焦减害”只能是帮助烟草企业推销烟草,危害更多中国人。近年来,中国烟草企业为了扩大营销,把欧美已证明失败的“降焦”方法搬到中国来,在各种误导下,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中国卷烟产量上升41.15%。
对于谢剑平当选院士,许桂华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生效己近六年,今天还发生这样的事,“让国际耻笑,让中国蒙羞,我感到十分遗憾”。她还说:“应该取消这个院士的资格。”
“重新评估似乎不可能”
昨日,记者从中国工程院内部获悉,工程院对中国控烟协会有关“烟草院士”的意见很重视,在收到信件之后也会认真处理。
不过,工程院相关人士透露考虑到该院士已经当选,中国控烟协会提出的“重新评估”,似乎不可能,毕竟是院士们投票选出来的,选院士是一个严肃的事情,经过工程院学部主席团同意,国务院进行了备案。
与此同时,有关人士表示,“烟草院士”在工程院并不是第一个,其导师也同样是院士,烟草行业也是一个大的产业,该领域产生科学家也是正常的。
■ 对话·食品安全专家
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院士
“减低焦油”是方向性错误
陈君石是我国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营养和食品安全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于谢剑平当选院士,陈君石昨日在博客中说:我不太同意用“烟草院士”等吸引眼球的名词,我个人更不可能用“杀人”之类的形容词。但是,作为中国工程院的一名院士,我确实为此事感到羞惭。
“降焦减害”阻碍控烟活动
新京报:谢剑平将来会成为你工程院的“同事”,为什么还会公开发表博客来质疑他的研究呢?
陈君石:我并不是针对这个人,而是对这件事情。
新京报:你在博客中写,不愿意用“烟草院士”、“杀人院士”这样的称呼。
陈君石:我不愿意用这种名词,这种名词无非是吸引眼球,我想用我认识的科学事实发表观点。
新京报:你认为的科学事实是什么?
陈君石:问题的根本是“降焦减害”不可能降低烟草的危害,反而能误导烟草消费,阻碍控烟活动。这早已是全球公共卫生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共识。
新京报:所以你也认为这是个伪命题?
陈君石:我也不喜欢“伪命题”这个词,他的研究从方向上讲就是不对的,没有实用性和方向性。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研究烟草的人能够成功当选院士?
陈君石:研究烟草来当选院士,我认为是可以的,不能一棒子打死,但是要看你研究什么,研究发展、品种是可以的。但是“减低焦油”整个方向性就是错误的。
新京报:为什么?
陈君石:并不存在无害的卷烟,烟民要减少吸烟的危害,唯一的办法就是戒烟。烟草有害,但作为一个行业,不可能短时间内消失,研究如何减少烟草的危害,从科技的角度无可非议;但关键是要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降焦减害”无疑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政府在科技方面的项目等方面,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相关领域院士应参与院士评审
新京报:谢剑平能够当选院士,你认为院士评选机制存在哪些问题?
陈君石:这件事我同意王陇德院士讲的那句话,某个院士他的研究成果,是和什么有关,必须征求这个方面学部院士的意见。具体来讲,所谓研究降低烟草焦油,有益于健康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健康的问题,应该到医药卫生学部征求意见,参与评审。
新京报:如果有医学部参与评审,你认为结果会怎么样?
陈君石:研究烟草的人提出院士申请,假如医学部的院士参与评审,我很肯定地说,投票通过的可能性不大。现在他能当选院士,也说明我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需要加强。所以这个时候,医药卫生科学家同时对这个事情发表意见,组织相关领域院士来评审,才是合理的。 本报记者 吴鹏
■ 对话·首位烟草院士
首位“烟草院士”朱尊权
“无害卷烟”暂时做不到
谢剑平的老师、“中国烟草科技奠基人”朱尊权,1997年就曾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首位“烟草院士”。朱尊权目前已92岁高龄,系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名誉院长。昨日接受本报专访时,朱尊权院士表示,在消费者做不到不吸烟的情况下,他们从事烟草研究,是为消费者着想,考虑怎么样才能实现减害的作用。
从未说过“低焦油等于低危害”
新京报:您的学生谢剑平虽然当选了院士,但是争议很多。现在都在讲“吸烟有害健康”,搞烟草的当选院士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承受力。
朱尊权:我们也认为吸烟是有害处的。我们主要是研究这个害处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在烟草种植、生产、加工等方面,研究如何减少害处。
新京报:谢剑平当选院士,其主要成果是围绕卷烟“减害降焦”。有控烟专家认为“低焦油等于低危害”的说法是错误的。
朱尊权:(低焦油等于低危害)我们没有这样说过,国外也是反对的。“减害降焦”说法也是不对的。
新京报:那准确说法是“减害降焦”?字面上是“降焦”和“减害”两个词颠倒了,有本质区别?
朱尊权:是的。(词语)名称掉过来,强调的是减害。减害有各种手段,降焦不是唯一的,而且降焦不一定减害。
烟草行业是国家需要
新京报:给谢剑平投赞成票的魏复盛院士表示,烟草行业是我国的纳税大户,国家需要烟草行业。他的说法也遭到质疑,你怎么看?
朱尊权:在发达国家,国家收入中,烟草行业的分量占得少;而发展中国家就占的比重很大。我们工作的两个目的是,一个是为国家利益,二是为消费者的利益。不仅中国,很多国家都重视烟草。
新京报:是国家需要这个行业吗?
朱尊权:是国家需要,我们的烟草行业是国家的。我们从事烟草研究是因为国家、政府让我们做。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至上。
“无害卷烟”暂时做不到
新京报:谢剑平的研究引入了中草药。但是方舟子认为,降焦本来就够骗人的了,这中草药减害就更害人了。
朱尊权:得看什么样的中草药,看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有些(中草药)是有用的,有些难说了,有的反而不好。在做研究时,分析中草药中哪些对减害有作用,将其主要使用成分提炼出来。当然具体是哪些中草药,有些是保密的,我们是与医药部门合作,请他们分析,由卫生部门负责。
新京报:您认为可以研发出“无害”卷烟吗?
朱尊权:不太容易。无害恐怕做不到,至少暂时做不到,今后难说。总之会努力,尽量避免和减少害处。 本报记者 仲玉维
[新京报]
院士揭批工程院增选:学术界难抑GDP冲动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特约撰稿 范承刚 实习生 沈颖 发自上海
中国工程院公布2011年院士增选名单后,个中的不正之风成为热点,多位受访院士称,今年单位取代个人成为拉票、送礼主体。
院士成为地方以及单位的“社会资源”,是单位作为主体出面运作增选的内因。而这,已伤害到“工程院院士”这一群体的社会声誉。
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增选工作,再次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2011年12月8日,中国工程院在京宣布了2011年院士增选结果,54人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有网民发现,早在一个月前,就有人“猜中”了其中的32位新院士。这自然被舆论视作了质疑院士增选的新证据。
熟悉的一幕曾发生在2009年。在77岁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院士闻玉梅眼里,院士增选俨然已成了潘多拉魔盒,两年开合一次;盒子喷涌的是各路候选人,瞄准她手里的一票,裹挟欲望、蜂拥而至、周而复始。
“打招呼的、汇报的,愈演愈烈,出面的还往往是单位。”闻玉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促使她和秦伯益、曾溢滔、庄辉等4位院士联名,在2011年增选期间发表公开信“我们的心声”,呼吁抵制“拉票”,然而应者寥寥。
事实上,早在2011年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伊始,工程院方面便试图通过增加诚信记录、完善调查制度等方式,来规范程序,但却未能改变外界对增选的质疑与非议。
礼都送到香港了
“对不起,我们有廉政公署的,接待你可以,但请不要给我任何东西,我将来是要坐牢的。”
出生书香门第的闻玉梅,是闻一多的侄女,她以研究乙肝病毒分子、研发治疗性乙肝疫苗闻名于世,2011年成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回顾十余年参与历程,她感叹不良的风气愈演愈烈。
“1999年我入选时,觉得还比较清廉,没那么复杂。快公布的时候校长还问我,‘选上了没’,之前没关心,也根本没去跑。”她回忆说。
1994年我国设立中国工程院时,工程院院士就被定义为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称号、终身荣誉。首批院士96人,2011年增选完成后,工程院院士总数已达783人。
但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经过十余年发酵,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专家谢礼立将增选乱象称作“公开的秘密”。
2011年的增选启动于元旦,增选名额为60名,与2009年一致。按照原计划,4月底结束提名和遴选后,5月公布有效候选人名单。6月下旬进行第一轮会议评审,10月下旬进行第二轮评审会议和选举。
评判谁是科学家的权力,掌握在诸位院士手中。郭应禄院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单从投票程序上看,两轮评审、最终投票的程序已经堪称规范。“加起来我们要投7次票,第一轮里专业组投2次、学部投1次,产生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向社会公示;第二轮里,包括最后的预投、正式投票在内,还要投4次。”
但在第一轮评审之后,为了在材料之外,进一步证明“自己确是科学家”,部分候选人林林总总的表演,纷至沓来。
“我可以说,今年跟我有关的候选人里,三分之二都来找过我。说是‘跟你汇报汇报’;有的是领导来,跟你介绍他(候选人)的优点在哪里。”闻玉梅说,“我们有一个院士在香港,今年竟然有3个(候选)人跑到香港去,他只能告诉对方,‘对不起,我们有廉政公署的,接待你可以,但请不要给我任何东西,我将来是要坐牢的。’”
港籍院士不堪其扰,而香港的候选人中也不乏效仿者,打来电话、发来短信,请求支持,对院士们而言,这是往年没见过的光景。相比之下,从北京、上海跑去西宁“拜访”者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我开玩笑说,你们跑的,说明没底气,我就不选你。”闻玉梅说,“实际上我还是看业务,但我真不希望他们跑,好像成了个潜规则。”
4位院士的公开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秦伯益则在初稿中加入一句,“如果以不正当的办法取得院士的称号,这对本人、对单位都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对社会更是一种伤害。”
遗憾的是,信件发出后几如石沉大海,应者寥寥。
单位出面
61.9%的院士认为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已成为公平选举的最突出干扰因素之一。
闻玉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另一个显著的新趋势是,单位、领导已经取代候选人本身,成为打招呼的骨干力量。
今次落选的西安理工大学教授黄玉美就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曾有学校领导找上门来,询问是否需要去“走动走动”,被她婉拒。
“现在出面的往往是单位,个别的才是自己;有的领导还不小,美其名说送材料,其实就是来打招呼,有的本身就是领导,就以领导或上级领导的身份来打招呼。”闻玉梅说,“有一个市级单位的领导都跑了过来,说‘我这边最近几年都没有院士,希望能照顾’。”
工程院发起人、两院院士师昌绪曾透露,单位的触角甚至伸到了推选环节——“限制院士自由推荐院士候选人,只能推荐自己单位的,不能推荐别的单位的。”
随着领导们活动频率提高、范围扩大,活动的形式也越发五花八门。闻玉梅就碰见过一所大学,将她请去探讨专业问题,塞来的材料里却有一位候选人的院士申报材料,她只得将学术活动也一并推掉。
清华大学化工专家、院士金涌对南方周末记者所说,“我们很难界定‘正常交往’与‘拉票助选’的差别,比如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我们只能洁身自好,只要进入增选年、临近投票,我们就避免参加一些与候选人相关的活动。”
药理学家、院士秦伯益为自己设立了这样的原则:凡是有申报院士的单位来邀请做报告的,当年不去。他很快发现,那些没评上的单位次年大多没有再来邀请他做报告。
“有一次,邀请的人跟院士候选人无关,可我到报告现场一看,会场已经布置好了,要给我介绍候选人。”秦伯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老院士们大多爱惜羽毛,觉得拉票者是“烫手山芋”;部分新院士的警惕性则稍差,不排除一部分是虚荣心作祟。
变化的还包括细节。当被问及最夸张的礼品时,闻玉梅沉吟一会,表示“不好讲”,只透露,该礼品“不能寄回”,考虑到对方的面子,最后派了专人坐飞机去还给对方。
工程院方面显然注意到了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因而从3月份开始在网站上连续发布了3封公开信,原引部分院士的话称,“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渠道进行不正当活动,为被提名人进行‘助选’或‘拉票’,有的院士所在单位还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向院士提出不正当要求。”
副院长旭日干在6月27日第一轮评审会议讲话中提到,院方今年完成了《院士队伍建设》咨询项目,结果显示,有61.9%的院士认为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已成为公平选举的最突出干扰因素之一。
调查监督有用吗
正常的投诉-调查程序陷入尴尬境地。一面是“投鼠忌器”不了了之的调查程序;一面是大范围存在的恶意投诉。
在四院士的公开信发布以后,“只有一两个院士写信来说支持我们”,闻玉梅颇感无奈。她理解院士们对批评不正之风“投鼠忌器”,因为“一说就要说到人家领导、行政单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事实上,工程院工作人员也对闻玉梅提出过相似请求,意图杀一儆百,可这恰恰是包括她在内的老院士所不愿意做的,“我不想毁了人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院士候选人的监督,只剩下投诉与调查,可那又是另一个难解的结。
郭应禄院士参加过这样的调查,“我们会先把写信的同志请来,白天没空就晚上,我们起码3个院士加上院工作人员一起接待,然后找单位、群众,谁了解情况就找谁。”
闻玉梅不看好这样的调查。她指出,工程院并非公检法机构,并没有法律赋予的调查权,能做的一般只是找单位,后者对院士增选最具冲动,大多情况下都倾向于保护被举报人。多数情况下,调查都不了了之,“查无证据”。
但在“投诉-调查”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恶意投诉则层出不穷。这已经作为负面效应,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院士增选中。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院士周世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人很聪明,有些时候就想给院士造成一种心理作用。他先不投诉,而是等你快进入第二轮了,再进行投诉。甚至有的人,在即将投票前才来投诉,把打印的信发给每一个院士。别人会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么多优秀的人,为什么我要选被投诉的那个呢?”
据周世宁估计,近年来恶意投诉的比重约占三分之一,也确实存在有候选人因恶意投诉错过增选机会,他因此赞成今年设立的“时间窗口”,即8月15日后投诉不再受理。
类“GDP冲动”
类“GDP导向”下,院士成了一种资源,出来讲个话,上边就比较听。
面对喧闹的增选,闻玉梅衷心期望院士称号“归位”,“还其本色”。
但在院士俨然为稀缺资源的当下,这几乎是个奢侈的愿望,对院士的特别优待俯拾皆是——在河北,院士特殊生活补贴2010年已涨至20万元,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在重庆,两院院士若愿意到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任职并完善协议,单位提供不小于200平米的住房,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安家费;在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院士们配发原本警务车专用的“湘O”牌照;新疆则明文规定,在疆院士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
闻玉梅认为,单位成为院士评选中不正之风的主力,是因为学术界存在类似于城市之间的“GDP冲动”。“现在的导向不对头,衡量单位的成绩,看有几个院士、得了几个国家的奖、有多少个长江学者,跟用GDP衡量城市是一样的。”
“(和GDP评价体系)不考虑环境卫生、不考虑能源清洁是一样的,只拿这几个数字作为评价指标,将来的后果不亚于只抓GDP不抓环保。”闻玉梅说。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院士武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今年的院士增选再度引起争议,还是因为“官本位”的思想贯彻始终;在现有制度下,院士成了“官位”,“大家还是把院士的名分看得很重,本应该是科技、人才的竞争,却成了资历、人脉的比拼”。
“解放初期,我老师就是学部委员(院士前身),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只觉得你确实有造诣,大家愿意来请教你,但(类)‘GDP导向’下,院士确实成了一种资源,出来讲个话,上边就比较听;申请个什么都容易得到。”闻玉梅坦言。
相比身在其中的院士,作为院士制度的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观点要激烈得多。他与研究生王鑫琦今年完成了一篇论文《中国院士制度必须拆庙搬神》,文章提出,“在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三大创新激励制度(奖励制度、职称制度、专利版权制度)的条件下,再设立院士制度,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因为创新天生排斥这种排座次的所谓最高水平。”
他对此提出了两项短期对策,暂停院士选举10-20年,或使选举透明化。他在论文中提出,“院士制度要想改革,最先的改动和最小的切口就是选举的完全公开透明化”,并考虑由人大参与监督。
这样激烈的建议很难进入工程院决策者的视野,但后者显然也在考虑如何对现有的制度加以改进。2011年的增选中,工程院新增了诚信制度。旭日干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对于违反增选纪律、干扰增选工作的行为,有的已作出了处理,按规定取消了当事人的候选人资格,情节严重的,还会记入工程院的诚信档案,影响今后参选。
历届院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增选风气,这让闻玉梅等老院士相信并对记者强调,增选的主流还是好的;谈及2013年的下一次增选,这种信念却无法完全打消他们的忧虑。
“假如我们不提出来,不杀一杀这个风气,就危险了。”闻玉梅说,“如果学术界都被‘GDP’忽悠了,将来国家(发展)上去都会有问题。”
[南方周末]
相关评论
中国工程院该直面公众对"烟草院士"的质疑
潮 白
研究烟草“降焦减害”的谢剑平先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质疑之声随即响起。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的言辞最为激烈:“这是中国科学界的耻辱!这是中国工程院的耻辱!”昨天《京华时报》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先生的访谈,更把事件的性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王院士看来,“烟草院士”有违国家“法律”。因为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指出,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的手段推销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淡味”、“超淡味”等。这个公约于2005年8月经我国人大批准,具有和我国法律法规一样的效力。而谢剑平先生研究的正是“降焦减害”,通过“降低烟草中焦油的含量,解决了烟草给烟民带来的危害”(魏复盛院士语)。
谢剑平先生该不该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笔者难以置喙,连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也表示对专业情况不了解,不能妄下评判呢。但感到不解的是,面对方方面面的强烈质疑,中国工程院惜墨如金,用旭先生的一句“总有道理”就打发了。不错,旭先生还说了,“有不同想法可以向工程院反映,我们有专门负责处理”,但这铺天盖地的舆论还不算“反映”吗?非得在抬头上专门注明吗?这种漠视监督的状况在如今,如果发生在地方政府身上,几乎已是不可想象的。就算你开始还能硬挺,挺着挺着,就会被唾沫口水淹得不得不缴械投降。高智商的地方成为坚强“堡垒”,得益其“高”?最好不要白娘子再来个水漫金山也无济于事。
牢骚归牢骚。从爱护院士声誉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勇敢”一点,把深埋着的头抬起来,直面现实,直面公众。众所周知,当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两院”院士,代表着我国科学界、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荣誉。因此,院士增选就不单纯是“两院”关起自家大门来自说自话的事情,在接受监督方面不能例外。很遗憾,似乎每一次增选之后,都有令公众质疑的事情发生。根本原因正在于,前面的质疑都泥牛入海,拟“物”的话,则“堡垒”始终扮演“鸵鸟”的角色。比方早几年,一名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被举报其一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是抄袭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举报者言之凿凿,但因为没有任何公开的释疑,弄得到现在我们都不清楚那院士究竟“窦娥”与否,这也是对院士本身的不负责任吧。
从这几年关于院士的“负面新闻”时不时地蹦出一两单来看,“两院”在增选之后,还得对自己的队伍有个必要的管理。以中国工程院来说,李连达院士诚然因为对论文造假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而不为浙江大学续聘,刘兴土院士诚然就抄袭一事专程到东北师范大学向李建东教授鞠了躬致了歉,但就该院本身而言,对这些不甚光彩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表示”。须知这种状况尽管是极少数,对公众心理也是极大的戕害。此外,看看各地争抢院士到了什么程度,你特聘,我也特聘,一个院士“掰”成了好几个,把各地“拥有”的院士加起来,肯定会大大超过“两院”登记在册的数字。乌烟瘴气,成个什么样子,把《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摆在那儿就了事了吗?
公众关心“两院”,表明仍然奢望那里能成为一方“净土”,成为表率。倘若有一天,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都不说话了,意味着事情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南方日报]
"烟草院士"与DDT的诺贝尔奖 应给公众交代
■知道分子之张田勘专栏
2011年12月15日,中国控烟协会就“烟草院士”一事正式致信中国工程院,要求对方重新评估关于“降焦减害”的研究成果和谢剑平的院士资格,同时中国控烟协会提出,希望取消谢剑平的院士资格,并对此类课题不要再立项支持。控烟协会负责人称,中国工程院已收到信并表示会“按程序办理”。
院士的评选和撤销有一套正式的程序,经过正式的程序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当选和被撤销资格,中国工程院的回答应当说是滴水不漏。如果谢剑平当选院士的理由不成立,那么,谢剑平的导师、92岁的朱尊权的院士资格也成问题。朱尊权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的理由也是对中国的烟草工业做了杰出贡献,如引进了烟草的自然醇化技术;组织制定和统一了全国烟叶分级标准;改进烤烟生产技术;在全国许多省引种试种白肋烟、香料烟;探索降低卷烟焦油含量等。
这些理由都与谢剑平的当选一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向市场推销和扩大烟草的消费,从而损害公众健康,直接或间接杀人,例如让人患肺癌。这种情况令人联想到DDT作为一种科研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际遇。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为他发明了有机氯杀虫剂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使用DDT能有效杀灭害虫,保护作物和人类,同时在医疗上也有极大的用处。然而就在DDT获奖后十几年,DDT和其他一些对人、动物和环境有剧毒的杀虫剂就无情地嘲弄了DDT的获奖。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出版了震惊世界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书中详细描绘了DDT和其他杀虫剂对人类环境的灾难性破坏。由于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尽管春天来了,但鸟儿不再歌唱,虫儿也不欢鸣,树枝不再发芽,花儿不再盛开,因为DDT残忍地毒杀了它们。最明显的就是作为美国象征的白头海雕因杀虫剂的毒杀而濒临灭绝。
当然,DDT造成的灾难还不只是生态方面的,人作为自然中的一员同样受到危害,因为DDT会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组织里,通过动植物进入人体,并进入到人的生殖细胞里,以至于破坏或者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在让人们患病的同时,也可能致癌致畸和致突变。这些事实很快就被全世界所认识。1970年,包括瑞典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使用DDT杀虫剂。
卡逊及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它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进程。“它不是通过疯狂的战争和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改变人类思维的方向做到这点”。这就是提醒人类,我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影响到自身,而是对自然和环境都负有责任。如果只追求对人类的有利而忽视环境和生态,最终人类也会成为生态恶化的牺牲品。
由于诺贝尔奖评委会百年来坚持一个传统,每年的奖项从不进行第二次评选,因此并没有撤销米勒因发明DDT获得的奖项。但是,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也公开表示,他们为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DDT的发明而感到羞愧,在今后的评奖中,应当把诺贝尔奖颁发给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发明创造和那些没有争议的成果和发明。
中国工程院是否会撤销谢剑平和朱尊权的院士资格需要根据中国工程院的规章和程序来进行,但即使撤销不了,也许也应当学一学诺贝尔奖评委会,给公众一个交待。而中国控烟协会的提议也如同卡逊的提醒一样,检验一项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在于其对某一工业、某一领域或某一国家是否有利,而是是否有利于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更宽广一些,是否有利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和环境。
(作者系北京学者)
[南方都市报]
烟草院士之争:别把道德和科学混为一谈
□韩 青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质疑工程院新晋院士谢剑平院士资格,指其研究“烟草减害”实为高效杀人。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也表示谢剑平的当选是科学界的耻辱,其研究成果会误导公众,帮助烟草企业卖烟。(12月12日《京华时报》)
谢剑平当选院士,网上几乎一边倒的批评,有人甚至将其称为“杀人院士”、“烟草院士”。无意为其辩护,只想说,别把科学之争和道德之争搅在一起,别把对规则的不满和个体事件混为一谈。
方舟子等人质疑其“降焦减害”的成果,作为院士,谢剑平应拿出证据回应,这属于正常的科学之争;至于将其贴上“烟草院士”的标签,认为这项研究本质上是助力烟草销售,那就属于道德批判了,已超出了科学领域。其实,若从科学上评判“降焦减害”是否有效,是看单支烟产生的有害物质是否减少,这要拿实验数据说话,而不能拿公约条文和控烟目标说事。
至于“烟草院士”、“杀人院士”、“科学界的耻辱”之说,更是拿道德标签说事,会搅乱本来的科学之争,也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有些人认为谢剑平不配当选院士,和其成果有效性无关,只因其研究的是烟草领域。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选工程院院士需要怎样的资格,研究领域是否应有所限定,公众民意是否应起到作用,在其中应占到多大比重,院士只是一个荣誉头衔还是有相应行政待遇等,都是规则问题。
目前,中国现行的工程院院士选举机制并没有限定领域,只是院士投票选举,并无吸纳外界民意的环节,若有人对这一规则不满,可以讨论并要求修改规则,但这和谢剑平当选是两回事。站在道德高位上批判其个人的做法既聪明又不那么聪明,聪明在容易赢得同道,然而,这样做除了获得一时的道德快感,对事件的理性分析并无帮助。
甚嚣尘上的道德之争往往会掩盖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明辨是非的聪明人比做一个满腔道德热情的好人更管用,平和理性地讨论问题比挥舞道德大棒更重要。这不只适用于“烟草院士”当选之争。
[羊城晚报]
烟草院士成本年度最震撼广告:降焦减害遭质疑
降焦减害 靠不靠谱
几十年来、多个国家、成千上万个研究早已证明,任何降焦、任何添加剂,包括中药,都无法让卷烟“减害”。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文写道:“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对其特性、健康影响、危害或释放物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推销一种烟草制品,包括直接或间接产生某一烟草制品比其他烟草制品危害小的虚假印象的任何词语、描述、商标、图形或任何其他标志。其可包括‘低焦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词语。”
声音
■我并不是说研究烟草的人就不能当院士,但他研究的是“降焦减害”,这会误导老百姓吸烟,帮助烟草企业卖烟。中国烟草商和国际烟草商一样,收买科学家研究“降焦减害”,为烟草商服务。
———国家控烟办主任、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
■谢剑平研究“降焦减害”对控烟作用很大,他获得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申报发明专利多项,其成果被认可并已推广。
———参与院士评选的魏复盛院士
12月8日,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名单公布。一小时后,新晋院士谢剑平便在网上被冠名“杀人院士”“烟草院士”。作为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的主攻方向是卷烟“减害降焦”。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指出,“谢剑平的当选是中国科学界和中国工程院的耻辱”。卷烟减害不仅不可能实现,还涉嫌误导公众,变相推销。
质疑 “降焦减害”鼓励吸烟?
“研究更高效杀人,却当选院士?”12月8日上午10点,网友刘志峰发微博,质疑工程院新晋院士谢剑平,“中国每年上百万人因吸烟死亡,却沦为GDP的奴隶,资助这种坑人的研究”。
今年52岁的谢剑平现任郑州烟草研究院科研副院长,历经4年3次提名,此次终于当选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郑州烟草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直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即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烟草科研与开发机构。该院名誉院长、92岁的朱尊权院士,是此前我国烟草行业唯一一位院士,也是谢剑平的导师。谢剑平的研究方向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减害降焦”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
事后,网友刘志峰坦言,与谢剑平并无恩怨,封其“杀人院士”有点偏激。但他坚称,以卷烟“降焦减害”等方式降低大家对健康危害的防范,是更长远而隐蔽的“杀人”。
随后两天,打假人士方舟子、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也相继在微博上公开质疑,矛头直指谢剑平的卷烟“减害降焦”研究。
“这是个伪命题,降焦根本不能减害,是全世界已认同的科学道理”,国家控烟办主任、最早介入控烟的工作者杨功焕直截了当地指出,谢剑平的研究“一点都不新鲜”,几十年来、多个国家、成千上万个研究早已证明,任何降焦、任何添加剂,都无法让卷烟“减害”。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王克安更直言,研发“无害”卷烟不可能实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在今年投票选举新科院士时,给谢剑平投了赞成票。他表示,与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污染矛盾类似,吸烟和控烟也需要进行利弊权衡,相互妥协和平衡,不能绝对地看这个问题。
“降焦不是承认无害,而是将焦油降到更低的程度,烟民不喜欢了,感觉到抽烟没劲儿了。”魏复盛这样解释,控烟有一个逐步的过程,除了宣传、管理控烟,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影响他人和孩子,“降焦减害”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更大的质疑 烟草业选出了院士?
经费来自烟企 院士如何自律
杨功焕表示:“我们都知道,一个科学研究要公正的话,不可以拿企业经费来做,而谢剑平所在研究院直属烟草公司,几十项研究都是烟草业界资助的,在这方面怎么自律?”她指责谢剑平拿烟草业的钱做研究,公正性难以让人信服,客观上起到帮烟草公司营销的效果。
“我并不是说研究烟草的人就不能当院士,但他研究的是降焦减害,这会误导老百姓吸烟,帮助烟草企业卖烟”,杨功焕介绍,“低焦油”成为很多卷烟厂主打品牌的营销策略,而近几年我国卷烟销量一直增长,公众误以为真的低害,反而吸得更多,减少了戒烟意愿。
就在几天前,疾控中心受卫生部委托,正式发布《全球成人烟草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报告》。调查发现,我国有85%的人不知道,或干脆认为低焦油香烟少危害。
“这是中国科学界的耻辱!这是中国工程院的耻辱!”在微博上,杨功焕提出疑问:是我们参评院士群体不了解全球健康研究的进展,集体“无知”?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劣币驱逐良币”?
据公开资料显示,谢剑平2007年、2009年、2011年连续3次以“部位遴选”方式参选,即由所在单位提名,报送归口部门,前两次分别止步于第一轮、第二轮评审,这次终于笑到最后。“院士评选机制有很多漏洞”,方舟子认为,每间隔两年评选,“回炉”院士多,新增院士质量贬值,且目前的选举方式易导致各机构包装候选人、大肆活动、造势炒作等现象。
院士评委回应:国家需要烟草业
“过去我也质疑、反对过烟草专家当院士,毕竟吸烟有害健康,支出的医疗费用巨大。”魏复盛院士近日则表示,这次给谢剑平投票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谢剑平的“降焦减害”研究对控烟作用很大,他获得了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申报发明专利多项,其研究成果被认可,并已经推广。其次,烟草行业是我国的纳税大户,烟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这一点看,国家还是需要烟草行业的,控烟是个逐步的过程,‘降焦减害’是解决吸烟问题一个必经的阶段。”
[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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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落选院士无关国籍
中科院称其与饶毅二人相关手续未办完,但认定其拥有中国国籍,具参选资格
本报讯 (记者仲玉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落选中科院新科院士一直备受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施一公落选因“国籍”问题。此前首轮候选就被淘汰的北大教授饶毅的“国籍”问题亦是疑团。
对此,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近日正式回应,施一公和饶毅国籍没有问题,其双双落选院士与“国籍”无关。
施饶被曝落选因国籍
据媒体报道,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称,施一公落选主要是国籍问题,“申报院士的时候,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
与此同时,还有网友拿出证据称,北大教授饶毅撒了弥天大谎,使用美国护照同时拥有中国护照。对此,饶毅近期回复记者的邮件表示有关该事件不再回应。
中科院称两人有中国籍
曹效业表示,在中科院公布314个有效候选人名单中,确有饶毅和施一公名字。
“关于国籍的问题,公安部给过我们一个函。有两句话,一是从某年某日起,两人具有中国国籍,二是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曹效业说,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也将其列入了有效候选人中。
■ 评选揭秘
院士:投票过程复杂累人
“回国报效”科学家施一公出局后,力挺他的好友饶毅为其抱不平,挥笔4000字抨击院士选举不公、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排挤。之后,院士选举过程与公正性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过程很复杂,很累人。”曾参与投票的王家骐院士说,通信评审阶段邮寄过来一个信封。里面另附信封,非实名投票后寄回。此后,院士们集中投票。
曹效业说,当时,施一公所在学部70多位院士到场投票。
近期,工程院“烟草院士”的评出,人们质疑投票院士被欺骗了,称“隔行如隔山”,投票院士对候选院士不了解,投票没有权威性。对此,曹效业说此前会安排三个和候选人“同行”(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的院士对其进行调查。评审时,详细介绍每个候选人具体情况。
“我们进行的是关门讨论,讨论内容保密,99%的时间都花费在学术问题讨论上。如果院士们参加讨论的时间不够,则不能参与投票。”曹效业说。
中科院新科院士不“答辩”
中国工程院选院士,有一个“答辩”的环节,新科院士要到场与投票院士见面,进行提问和回答。
中科院并没有这道程序。曹效业对此表示,院士选举是推荐接纳制,不是竞标。
“过去,院士选举保密工作做得好,上世纪90年代选举时,本人根本不知道。”曹秘书长说,“在国际科学界也基本不会进行‘答辩’。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很意外的知道自己获奖了,是个惊喜。”
■ 链接
中科院增选院士每两年举行一次,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60名。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被推荐人需要提交当前有效的中国国籍证明,即中国国籍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今年,经过推荐,并经学部主席团审议确认,从增选有效候选人的314名中,最终产生51名新院士。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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