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0-15
法国学者让·梯若尔独揽2014经济诺奖
北京时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图/CFP
被称为“天才经济学家”，将独享682万元奖金
新京报讯 （记者陈白）瑞典皇家科学院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间公布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独揽这一奖项。至此今年诺贝尔所有奖项已全部公布。
昨日梯若尔表示，获得诺奖是意外的惊喜。
独享682万奖金
统计显示，让·梯若尔是近6年来首个独享单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上次由一名经济学家独享是在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凭借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的分析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让·梯若尔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获得者，将独享800万克朗的奖金，相当于682万人民币。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给让·梯若尔的颁奖词中表示，“梯若尔的成就在于，阐明了如何理解和监管由数家公司巨头主导的行业。很多行业为数家大型公司或单个寡头控制，监管缺失，类似市场的产物以非成本因素造成的价格高企，或是效率低下的公司通过阻碍新的、更高效的公司进入市场而存活，不会受到社会欢迎。”
被誉为“天才经济学家”
让·梯若尔（Jean Tirole）1953年8月9日出生于法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被誉为当代“天才经济学家”。
让·梯若尔累计发表过300多篇论文和11本专著。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02年12月，梯若尔曾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之邀，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系统地讲授公司金融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今年6月10日，他还到访江西财经大学，并发表了题为《监管改革能否提高银行安全性》的演讲。
■ 花絮
陪跑？保罗·罗默呼声高未获奖
从2005年起，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就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此后在2007、2009、2011和2012年，他都在诺奖公布之前被认为是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甚至有赌博公司为其开出了1/4的获奖赔率。
保罗·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这一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讨论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的新方法。
美国经济学者连续多年“霸占”诺奖
美国经济学者近年来始终保持着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统治地位，自该奖设立以来约70%的得主都来自美国。让·梯若尔是自2010年以来首位非美国国籍获奖者。
自1999年以来，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几乎被美国人垄断。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共同分享此项殊荣，遗憾的是，芬恩·基德兰德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在美国进行。
对此，瑞典皇家科学院一直都在抱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为美国提供研究经济的经费，研究的经济理论也只有在美国才能运用。 新京报记者 陈白
■ 看中国
让·梯若尔2002年称
应完善社保制度推动中国改革
过去十年，让·梯若尔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谈到中国经济，他建议，中国应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推动改革。改革应当在经济高涨的时候进行。
“应完善社保制度推动改革”
2002年让·梯若尔在武汉大学演讲时曾表示，当国家逐渐发达的时候，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员工度过失业期，给失业人员一段时间找到另一份工作。
“我想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已经建立，改革就更容易进行。”他认为，改革适宜在经济高涨的时候进行，因为工人失业后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应取消商品内部关税”
2005年，让·梯若尔接受中国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外竞争做得很好，但内部相互征税则会带来许多问题。省份之间互相征收“关税”将会减少贸易量，有碍增长和社会福利。他指出，“如果内部关税不能取消，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会带来很大问题。”
应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让·梯若尔在2005年表示，当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还不是很完善。小股民担心投入公司的股票可能得不到回报，以至于股市不会很强劲。国有股和银行系统也在当时给中国股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陈白 刘素宏）
诺贝尔官网颁奖词
“因他对市场力量和规制的分析”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梯若尔非常关注政府如何对待兼并，政府如何规制垄断。最好的管理，或者说竞争政策应该小心被使用到每一个产业的具体情境。在一系列文章和书中，梯若尔都展示了这样的框架，设计并应用到从电信到银行等很多产业。因为这些新的洞见，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励大公司变得更有生产力，同时，阻止他们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利益。（刘素宏）
■ 点评
“梯若尔可能是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
财经评论员、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马光远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让·梯若尔获奖虽然相对冷门，但是仍然是实至名归的获奖者。
马光远认为，梯若尔在经济学包括博弈论、金融、公司财务等许多领域都拥有卓越的建树，对经济学界的贡献也为业界所认可。“让·梯若尔是当代经济学家里少有的大家”。
马光远表示，“按照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趋势，每一位经济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都日益微观和细分。像让·梯若尔这样的跨领域的通才已经十分稀少。他有可能是经济学领域最后一个通才。其他人只在一个领域取得突破已经很难得，他居然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样的天才，以后很难见到了。”
此前，外国媒体曾先后预测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但梯若尔并不在预测的获奖候选人之列。对此，马光远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最难预测的诺贝尔奖项。目前学术界起码有200人都在各自领域有卓越贡献，足够获得这一奖项。梯若尔在多年前就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人选。因此他当选大家都是心服口服。”
对于梯若尔的理论是否对当下有指导意义，马光远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就是解决当下实际经济问题。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是在经济学研究上拥有超过20年的努力和沉淀。”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多注重的是对经济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的荣誉，而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简单理解经济学的大家。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梁捷认为，梯若尔的论文不见得能直接解答许多现实问题，如银行危机，规制中的一些具体情况等。但他展示给我们看，如何运用博弈论工具来定义这些问题，抽象出问题本质，然后建模，用数学工具来解决，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陈白）
[新京报]
梯若尔给打破垄断更有效的答案
■ 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全球经济学界殿堂级奖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洞悉全球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趋势的窗口，也成为正处于迷茫困惑的全球经济风向标，为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政策指引和治理参考。
让·梯若尔教授凭借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规制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斩获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出乎意料，但也实至名归。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年越来越难以预测也恰恰说明传统主流经济学正在遭遇危机，各类流派兴起。当前主流经济学正在面临方法论、“形式化”，以及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冲击和挑战。
事实上，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已有45年历史。与危机之前诺奖近些年更多的关注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分析新方法不同，金融危机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在从过去对计量问题的重视转向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分析，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是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回归。
让·梯若尔教授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 让·梯若尔教授的新规制经济学更受到发达国家政府的关注。由于对垄断监管的缺失，非成本因素造成的价格高企，或是效率低下的公司通过阻碍新的、更高效的公司进入市场而存活。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在电信、电力、铁路、煤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中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产权私有，由垄断走向竞争已成为世界各地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趋势。
传统的规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服务成本定价的服务成本规制方法和基于拉姆齐定价规则的拉姆齐-布瓦德规制方法。由于忽略了规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使得它们无法提供正当的激励。一般地，被规制的垄断企业拥有有关运营成本的私人信息，并且总是积极地隐瞒这种信息，因而规制方很难获得精确的成本信息。在这种环境下，上述两种方法会带来极大的激励扭曲。
对自然垄断以外防止过度竞争，保证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是反垄断的目的。纵观世界垄断行业改革实践的经验，垄断行业主要经历了三大根本性改革，即产权改革、经济自由化、规制改革。梯若尔在研究中所提出的利润分享问题、收入转移和利润虚报方面的欺骗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和静态承诺不可信问题都与发达经济体这些年的一些市场行为能够找到对应，而这对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和深层次改革的今天更有参考意义。
此外，让·梯若尔教授的模型对于掠夺性定价、反垄断政策制定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些年来，对于产业组织、反垄断政策，以及政府规制方面都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意义。特别是梯若尔教授又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这使得他的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他们倡导简单的政策规则，比如为寡头公司设定价格上限、禁止竞争者之间串通，但允许产业链上位置不同的公司进行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的激励机制。
从理论和国内外实践看,对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如电信、电力、石油等,政府管制者的目标和角色定位, 都应促进竞争。即使垄断不可避免,也要保持有效竞争机制,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法治前提下限制行政性垄断,不能以行政手段限制进入。如何通过对垄断的监管提高效率，我们可以在让·梯若尔教授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中找到答案，因为这本书可称之为是一部真正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著作。
在中国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企改革”是重头戏。有一部分企业会仍然保持国有企业的形式。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 代理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除了自然垄断行业和某些特殊行业外,混合经济所有制将成为主流，这个转轨的过程, 就是一个规制的演进过程：从高度规制( heavy-handed regulation)到低度规制( light-handed regulation) 过程。因此，政府如何进行制度安排,破解垄断难题，实现最优规制，通过有效反垄断提高市场效率就变得意义重大。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新京报]
相关报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双子座最多
唯一一位女性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在2009年凭借“公共经济治理”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共同被授予该奖项。
最高龄获奖者：莱昂尼德·赫维茨，2007年，90岁高龄的莱昂尼德·赫维茨与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机制设计理论”获得该奖项。
最年轻获奖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在他51岁的时候凭借“一般均衡理论”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共同被授予该奖项。
唱多中国经济代表——罗纳德·科斯
中国经济唱衰者——保罗·克鲁格曼
来中国“走穴”最多者——罗伯特·蒙代尔
处女座和金牛座获奖人数排在二、三位；平均获奖年龄67岁，最高龄得主获奖时已90岁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1969年起，诺贝尔经济学奖项第一次设立，46年的时间内共有75位经济学者获奖。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获奖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在67岁，最年轻的获奖时51岁，最大的获奖时已90岁高龄。双子座成为获奖者最多的星座，共有11人是双子座，其次是处女座，共有9人。
而说起与中国的关系，75位中也有20多位与中国有渊源。
其中，1991年的获奖者罗纳德·科斯成为看多中国经济的代表，与之相对，2008年的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坚定的唱衰者。此外，1999年得奖的罗伯特·蒙代尔是来访中国最多的经济学家，19年的时间里，超过20次造访中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星座人数
什么星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从1969年至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75人中，双子座以11位的数量居首，处女座9位，排在第二。位居第三位的是金牛座，有7位获得者。
白羊座 6
金牛座 7
位居第三位的金牛座，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括弗·冯·哈耶克和保罗·萨缪尔森。
双子座 11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双子座的人喜爱变化，贪新鲜，这样的星座怎么能专心做研究？但好奇心旺盛的双子座喜欢吸收资讯，有许多新奇的想法，并且愿意不断探索。足智多谋、反应灵敏的特性让双子座脱颖而出，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多的星座。
巨蟹座 6
狮子座 6
处女座 9
一直被“黑”吹毛求疵的处女座，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可以“扬眉吐气”。追求完美、一丝不苟的处女座，对单一事物有着最执着的刨根问底的能力。有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处女座。
天秤座 4
天蝎座 6
射手座 5
摩羯座 5
水瓶座 4
双鱼座 6
获奖平均年龄67岁
自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被颁发了46次，授予75位经济学者。其中，23次是由单人获得此项殊荣。得主平均年龄67岁。
20余位获奖者与中国有渊源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20多位与中国有过渊源。他们或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所了解，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建言，或是未曾访华，但理论研究影响中国。
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曾多次来中国讲学，到武汉大学讲学就去了3次，还曾到中央财经大学讲学2次。马斯金在美国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更是以“最喜欢帮助中国学生的老师”闻名。
马斯金对中国的改革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正是由于他的理论与中国改革密切相关，吸引了一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拜在他的门下。李稻葵就是马斯金的得意门生。
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曾三次访问中国。她也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及其发展。目前，每年都有2-3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到其创办的研究所系统学习其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伊德·沙普利与中国的渊源更久。他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过日本侵略军。
唱多中国经济代表——罗纳德·科斯
1991年诺贝尔经济奖项获得者科斯，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奇性人物。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却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西方经济学家。
在当代经济学界，科斯拥有崇高的地位，他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
科斯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凸现了产权在宏观经济和企业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也被外界称为西方产权理论的奠基人。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意图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变革，这与科斯所研究的企业产权理论框架相契合，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科斯开始倾心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
2008年，科斯自掏腰包，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研讨会。
2013年，科斯出版了最后一本著作《变革中国》。科斯对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提出，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自二战以后最为重要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实验标本。他还认为，未来10到15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望在2020年中后期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科斯的经济学理论影响了多位中国经济学家。
去年，原本计划10月前来中国的他，却于9月2日辞世。科斯将自己与中国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2013年。
中国经济唱衰者——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唱衰者。
2008年，克鲁格曼因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9年，保罗第一次到访中国，但很快便得到了“中国经济公敌”的名号，原因是他在考察中国之后提出了很多惊人的预言。
他曾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应该向海外扩张”、“人民币20年内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这些论调与中国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背道而驰。
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转入一个中速发展时期，年均GDP增速由9%逐步回落至7%。在此背景下，过去一年多里，克鲁格曼先后三次撰文唱衰中国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克鲁格曼有三点总结。首先，他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大量印钞票已导致货币泡沫化；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成为产业和资本的重要投资者，会压制民间资本，使得产业结构失衡并难以调整，经济发展刚性化被投资绑架。
其次，中国目前整体的社会配套服务保障制度不够，医疗、教育、养老等不确定，老百姓不敢消费，全国的储蓄率居世界首位。这会导致消费难以提振，经济发展陷入只能依赖投资，超发货币的死循环。
最后，中国目前正在向市场化的方向过渡，但经济制度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会拖累经济发展的速度。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中长期衰退的通道，并将在6年内崩溃，同时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发源地。
来中国“走穴”最多者——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绝对称得上是与中国走得最近的经济学家。
1999年，蒙代尔因“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也成功将欧元由概念变成现实，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1995年春，蒙代尔第一次到访中国，从此与中国结缘。此后的10年中，他访问中国的次数超过20次。2005年3月，蒙代尔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新京报记者粗略统计，2005年至今，蒙代尔已累计参加了大大小小近50次活动或会议，他也成为了当前健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光临北京次数最多的一位。
对中国经济的态度，蒙代尔一直是看好和欣赏的，并认为中国将是世界经济的未来。他曾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并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改造、资本市场建设和国有企业转制等经济改革举措极为赞赏。
他还主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如“中国外储有必要降低对美债的依赖，让投资方式更加多元化”，“人民币对美元无需再大幅度升值”，“中国还需提高工资水平来刺激消费”等。
新京报记者 刘溪若 梁薇薇 实习生 向倩芸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