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良藻

　　再论中华民族二十年迎头赶上国际科技先进水平的必要与可能

　　国家主席最近来中科院视察，向科技界提出：“要大力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要大力提高”说明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目前还远远不够，“要加快建设”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还远未建立。这是对中国科技界的表扬？还是对中国科技界的鞭策？我国科学家的文章很多，列居世界第四，可是总体水平不高，引用率很低，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就更少。我国科技管理队伍历来十分庞大，第三期创新工程已经启动，更多更多的科研经费即将投入，为何五十五年过去，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尚未建立，或者说建设得如此之慢？是我们中国科学家水平不高，还是我们的科技长官对整体科教事业的发展指错了方向？这样下去，中国的科教事业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能不能赶上？需要不需要赶上？不谈赶上，大家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行不行？说赶不上就应该回答：为什么不能赶上？怎么做才能赶上必须对公众和纳税人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作为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见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有话要说，应该是允许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将50年的科技生涯中所见所闻，所历所为如实的向公众披露，使后来人能坚定自己的步伐，走中国人自己该走的路。有位长者笑问我：“你是不是认为，人皆醉矣，唯你独醒。”我的回答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历史的感召和我们面临的现实

　　05年4月1日 范某人在“博客中国”网站说到“要在20年上下迎头赶上国际科技先进水平”。颇有不同意见。

　　“我国曾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是我国远在战国时代，三国时代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科学、文化大发展时的丰富经验。现代科学和文化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蓬勃发展起来的。所以用科学的方法领导科学，在我国并不生疏。如果坚持双百方针，我国早已建成科学大国，经济大国，至少不致如此落后”。

　　记得在57年夏夜一个晚上，钱学森所长看我在办公室读书，说起他的导师冯•卡门，在一个星期六晚上撰写“卡门涡街”论文的故事。问我们星期六晚上，是否能不去休闲，国际水平没有什么神秘，国际水平可能就在某个星期六晚上出现。联想起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光电效应”一文，全文核心内容不到一页，短短几行公式，勾勒出一个即将来临的光电子时代。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尚未知名，小人物写出了大文章。爱因斯坦如果生长在当今中国，他的文章能否被认可，受重视，是值得怀疑的。在中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若无权势伯乐说话，谁人去听？！中国没有普朗克！在我接触和闻知的师辈中，只有钱学森和杨振宁经常在讲：“凡是外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中国人都能作到。世上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可及的，不是不可及的”。不知两位前辈能否鼓励一下中国的青年学子，说你们的成就是可及的，也是可以逾越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将打破观念禁区，对中国的科技进步的推动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经常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众多的革命家中，只有毛泽东先生才具有这样的心胸和勇气，敢于向洋八股——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挑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促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如果今天我们连“赶上”二字都不敢说，甚至反对别人这么说，那么五十年后就能赶上，人已故去，说了也不用负责任，说了又有何用呢？。

　　也是在57年秋，学部委员张宗燧先生在中关村原子能所作报告，介绍杨振宁先生“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一文荣获诺贝尔奖的始末，给人的感觉，真理有若水晶那般的透明，令人振奋不已。50年后的今天，再回想当时会议的场景，远非人们想象中应有的热烈。有一位学术权威说：“宇称守恒，本来只是一个假设，现在只是说这个假设不全对罢了”。寥寥数语，不知想表达什么，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与中国武林何其相似！非本门派中人，轻易不言好。在场还有彭桓武、朱洪元、赵忠尧、王承书、……理论物理界诸多名家，却少有人发言，讨论会也旋即结束。我怀疑刚三十岁出头的杨振宁先生，当年若不在普林斯顿大学，而在中关村原子能所就职，能否脱颖而出、名满天下，该打个大问号！扬名天下的名人遭遇尚且如此，我们还能相信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一类似是而非的老调吗？实际上不过是压制人才的一种遁词。中国科技五十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过去老先生往那儿一坐，学问大小基本上决定发言人的官位大小，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当场说不，加上官道尊严，师道尊严，否则就是大不敬。现在大家都是教授了，都是研究员了，都是老先生了，那么谁是科技大师呢？只有天知道！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日子都好过。我的研究生再差，你不评我5分，你的研究生再好，我也不评你5分。这就叫等价交换，名牌大学也不例外。它反映了千年帝国的封建文化，也反映80年代党中央交权给知识分子，实行内行领导内行，结果差强人意。现在没有人叫我们知识分子臭老九了，我们是否好了伤疤忘了痛，这说明20年的炼狱生活没有使我们的政治水平提高多少。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权对知识份子都要划一个不可逾越圈圈。民主和权力都要有个度，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别人就别活了。不懂自律，难成就大事业。虽说清水河里养不了鱼，学术腐败不可发展到公开掠夺的地步，现如今成果鉴定可以简化成三字一包——签个名，发你一个红包，就请走人。这样做派，岂不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联合起来骗中央，天下就要大乱了吗？

　　56年周恩来发表“向科学进军”的伟大的号召。凡不过七十岁的人，体察不到5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份子内心的雀跃和激动——屈辱了200年的中华民族今天要站起来了。正如马大猷老师说的那样：“如果坚持双百方针。我国早已建成科学大国、经济大国，至少不致如此落后”。“迎头赶上”是我们几代科学家的心愿，决非今天在此无事生非。考核能否“迎头赶上”，最佳的办法是兵分两路，试办一个民办科学院，试办一个民办的清华北大，投资强度只需官办的1/10，实行科学、技术和工艺三结合，一竿子到底，既有明确分工，又有必然的结合，打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陈规。学而优则仕逐步转变成学而优则商，学而优则工。在管理上展开竞赛，坚持10年，孰优孰劣，必见分野。为科技改革趟出一条路来，如何办科技，无又何需别出心裁，结合中国国情，采用国际通用的办法就是了，讲特色必须尊重共性，在共性基础上显示个性。人每天都得用餐，用餐是共性，有人爱吃米饭，有人爱吃面食，这是个性，不用餐，米饭没有了面条也没有了，有区别就会有矛盾，有对比才能有鉴别。彻底改革现行科教体制，还给科学家一个学术民主的氛围；一个自由探索的创新空间；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一个公平竞争同工同酬的工作环境，中国的科学家就可以用20年时间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许多科学大国和经济大国的科学技术都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起来的。给知识分子学术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难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去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只要是工业大国，不论是原苏联，还是资本主义的欧美，执行的都是基本相同的科教路线。为什么国际通用的方法在我国行不通呢？是我们的科技长官不知实情吗？不是的，是因为官本位的体制习惯把领导科学研究也看成是体现个人政绩和个人仕途升迁的衡量标准。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甚至越俎代庖也就难免啦！整天催迫下面要计划，要进度，要成果，很少关心如何确立研究方向，怎么选题，怎么识别人才，钱该怎么花才对，任务由谁去做才行，怎么象周恩来总理说的那样：“一信、二看、三邦，做好政治领导工作”。我们现在的科技长官，自己原本也是一专之家，而今什么业务都要过问，梅兰芳要去指挥马连良，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结果必然是各种报告不断、各类会议不断，走上了欲速而不达的不归之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楼愈盖愈豪华，花钱如流水还嫌不够，就是很少在办公室、实验室、加工车间、图书馆看到他们的身影。也难看到学术争辨和学术讨论的热烈景象。他们一会飞美国，一会飞西欧，在飞机上指挥科研，像广东农民那样叫四川农民帮他们种地，一月贰仟人民币，雇佣六十岁以上退休的原本是他们的老师帮他们打工，用钱买业绩，而无须亲历亲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这就是我们许多老人，怀念张劲夫，怀念邓小平，怀念聂帅，怀念周总理的原因所在。张劲夫说要给科技人员“提鞋”，邓大人说：“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这一切如在眼前，记忆犹新，往事怎能如烟。

　　2004年在中关村，偶然遇到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许校长的苦恼是：北大留不住最优秀的学生，北大培养不出自己的科学大师来当教授。原因何在呢？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试验，请海外科技人士来北大进行背靠背式的同行评议现在北大工作和毕业后离开北大的专家教授，那么评议出来的科技大师未必就是北大自己推选出来的科学院士，为什么？在当前中国，没有背景支持，没有基层组织的推举，自己又无能在门第和门阀中曲意周旋，是很难评上院士——当上现代化翰林院的大学士！千里马是赛出来的，不是人人都有参赛权，怎么评判出谁是千里马呢？有时院士的名额成了统战需要的砝码！这样的人才制度，比封建科举都不如！关起门来搞民主和关起门来做皇帝，他们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又是守门员，几乎所有的资源掌握在极少数的手中，决定年轻人命运的还是少数幕后的政治寡头，真正能干的人才，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海外第一流的科技精英看到这样的景象回归也难，这样的科技体制不改怎么行呢？不求实、只唯博、不讲贡献、不讲业绩、只讲学历、学位、职称和官位，没有出国留学渡过金的人当不了所长、当不了院长，此事若是发生在50年，代岂不是像华罗庚这样的科技大师也该失业了？还谈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呢！

　　二、抓住机遇，迎头赶上

　　20世纪30年代，科学、文化在中国有过一次大发展，发展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军阀割据，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延绵30年中国才归统一，中国的和平崛起又一次失去了机会。直到80年代开放改革了二十年，一再打破了各种思想禁锢，精神才变成了物质，中国生产总值达到了世界第二，一跃成为一个准经济大国。神舟五号上天，登月计划在即，中国科技的实力达到美国1969年的水平(69年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30年的差距，请注意200年的历史延误中国人民只花了20年的时间，神州大地旧貌换新颜，创造了人间奇迹。如果57-76年我们能坚持双百方针，善待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事业早已赶上国际先进水平。30年的差距，20年迎头赶上，为什么不可能呢？

　　时代在快跑，信息传递变快了，地球变小了，汉武大帝打匈奴几十年，第一次美伊战争100个小时解决战斗，当今10年的历史画面讲述的故事在中世纪要历经几百年，今后20年内外，这个世界还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不测事件很难预料，机遇和挑战并存，说迎头赶上20年时间太短，这在犯糊涂，这又将使我们再一次失去千载难逢迎头赶上的机会。

　　目前中国的经济每年以6个百分点的加速度追赶日美，20年后中国人的年均收入将从目前1000美元升至4000美元，整体国力超过日本接近美国。自苏联解体两次美伊战争爆发，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反恐战争不宣而战，这个世界比冷战时期更加不平静，未测的重大事件时刻可能发生，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历史将赐给中国再一次大发展的机会，成败决定于体制改革，决定于观念上的创新，决定全民族的万众一心。

　　赶上从来都是迎头赶上——那就是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接受全人类创造的技术文明和文化，迎头赶上后来可以居上是事物发展不平衡法则的必然结果。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谁又曾见过一个久盛不衰的千年帝国呢。君不见冥冥之中，有一只手在主宰这个世界。人人都觉得自己对，其实能号准时代脉搏的人并不多，这就是伟人所以不同凡人之处，事物就会走向反面。萨达姆被打掉了，伊拉克没有被征服！小布什总统是基督徒，他不是上帝。

　　三农问题，能源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环保和生态平衡，农民受教育问题，还有分配不公，差距过大……，问题多如山，毛主席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成绩，要鼓起我们的勇气。现在人人都在谈改革，怎么改革却各有各的想法。有人希望出现西方的议会民主，而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摆脱穷困，从温饱奔小康走向富裕的社会。“迎闯王，不纳粮”“打土豪，分田地”而今我们应该提出怎样的行动口号，才能把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出来，把全民族的意志集中起来，把科技人员工人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十分重要。科教兴国，科教怎么兴国，谁是科教兴国的主力军。人才强国，谁是人才？谁去发崛人才。大学生报考录取以分数线为准，提教授审院士能不能自报公议，能不能网上见光，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中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英雄创造历史，人民创造世界，谁号准了人民的脉搏，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用正确的方针路线带领他们前进，谁就是英雄。科学家不过是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子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难道我们不应该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同命运共呼吸吗？但愿原本也是知识分子的科技长官和企业家先生不要淡忘我们，我们能帮助你们创造历史，这个世界没有成吉思汗，历史上少一个军事统帅，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爱因斯坦，没有贝多芬，就不可能如此和谐和精彩。因为这个世界最终是人民创造的。

　　三、科教体制改革要按律办事

　　1. 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子，只有赛先生，没有德先生，赛先生就会奄奄一息，同理，没有学术民主，科学发展不起来，科学研究是在新，是在探讨一个暂时谁也不清楚的未知世界，大家都在迷宫中，谁又能代替别人去思考呢？科学研究是人和自然的对话，是通过观察现象，科学实验和抽象思维，和上帝进行无言的对话，上帝怎么可能同时对两个思想过程不同的人启示自然的奥妙，这就是科学研究和其它事业不同的独特之处，科技创新的载体是科学家和技术家，以人为本就是以科学家和技术家为本，怎么能用行政领导的管理方法来领导科学研究呢？怎么可以把科学家当作士兵，搞兵团作战呢？

　　即使你是科学大师，你的意见在没有举证以前也不一定对。无权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见解。发扬学术民主，要允许争辩，鼓励争辩，这样才能在相互启发和各自的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推进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即便对真理取得共识后，仍然存在不同的体会和千差万异的联想，百家争鸣引导百花齐放，蝴蝶翩翩，百鸟婉转，才能相互映辉，虽说当今世界科技如此昌盛，但是我们对自然，对社会，对生命本身知之仍然很少很少，这是一场科学家和自然的较量不能打横炮，决不能用行政领导来干预科学研究本身，科技长官是花园里的园丁，是培育人才的工程师，为一线工作人员创造腾飞的条件，这才是父母官应该去做的事。蔡元培、梅贻琦、陶行知、马寅初、张劲夫……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室主任、系主任不是蓝球队长，是指导员，协调员，一个能为大家接受的长者。回想1951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时候，王竹溪老师是系主任，孟昭英老师是50年的系主任，教授轮流管理系务工作，课照常教，研究工作照常做，精兵简政，一切有条不紊，虽然教授治校在51年已是夕阳晚照最后的余辉，但是对学子的关爱引发学子对老师的尊重，记忆犹新，挥之不去，这也是学术民主的环境才能造就融洽的师生关系。

　　2. 要尊师爱生

　　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人不是没有，谁是孔子的老师，谁是马克思的老师，谁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已不甚其详，但是我们知道杨振宁的老师是王竹溪，是费米，是奥本海迈：周培源的老师是爱因斯坦；黄昆的老师是波恩，都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名师出高徒，杨振宁先生82高龄，回归祖国，还在清华授课，培养专门人才，把毕生难得的宝贵经验和感悟的香火代代相传，没有继承，又何来发展呢，这才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登高平台，彭桓武老师在和我散步时说：“我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周光召(前中科院院长)，一个是于敏(中国的氢弹之父)，他们都比我强，我这辈子值了，听，这是一切有良知科学家的品格和心声。大科学家一枝独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继无人，再辉煌也如天上的流星，一闪而过。子不嫌母丑，老师不嫌弟子不才，化不才为有才，这才体现老师的爱心和功德。王竹溪老师桃李满天下，人去了，却活在我们的心中。

　　人贵有自知之明，也难有自知之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因材施教，扬长避短是老师的天职。如果将杨振宁和丁肇中换位工作，擅长作理论去做实验，擅长做实验的去做理论，世界上将少去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如果我们不能有幸受到这么多大师级的老师教诲，步入科学的殿堂也难。在凄风苦雨的岁月里，有人公开站出来，批判老师，甚至在学术上贬低老师，只说明他们自己无德、无才、无能，不堪造就而已。师生之间是用感情的扭带连接起来的，尊师爱生才能得益相彰，互相促进，这样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古代就有之，而今已被忘却。而今有的高校博导，一人带几十名博士，用批量加工来培养人才，这样的博导不是绝顶的天才，就是误人子弟的高手，一堆垃圾输入，一堆垃圾输出。现在大学生上百万的扩招，甚至还提出硕士和博士也如此办理，斯文扫地如此，难道我们的大学校长，我们的教育部长都不知情吗？这样做的后果是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若干年后，当这批人进了领导岗位，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会被摘去顶戴花翎赶出大厅去，中国的科教事业将倒退一百年，传统的破坏是最严重的破坏。

　　3.要爱惜本土人才，吸引世界各地优秀的科学家，共创大业

　　50年的建国历史，理应培养出5代人才，十年树人，百年树木。50年代初，有一大批留学生回归祖国，其中有许多精英人士。精英人士所以能联袂回归，有三个历史原因：一是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人们的心目中阴影未散，支持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论断；二是苏联重工业建设成功，二战又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小半个欧州一片红，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三是美国麦卡锡法案排挤外国科学家，不得人心。建国后，这第一代的回归人士大都具有爱国情节，期望回国后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苦难的祖国作出贡献，他们的科学水平都较高。甘愿抛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不怕吃苦，建设祖国，科技水平也较高，从发达国家回来，做在发达国家正在做的事，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不少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深思的是，他们的子女中绝大部分，又回到大洋彼岸！Why?

　　20年过去，到了1977年，解放前后在本土培养的大学生基本人过中年，虽说在各条战线上挑了大梁，基本上都是无名英雄，知名人士很少。国家也无意宣传他们，宣传陈景润是少数例外，其实和陈景润科技水平相当的科技精英在我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不是十个八个，也不是一百二百，根据大数定律这样的人才近千——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前两年才宣传了王永志先生是神舟五号的总指挥，五十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才为国人所知。对比美国登火星的“挑战号”和“机遇号”的总指挥也是华人，年方28岁，或30岁出头，对比之下，我们这批年逾70岁的老科学家理应的得到表扬似乎晚了30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经常受到身居高位的“人才”的漠视和压制。你这么有才干，把我往哪儿放。萧何月下不追赶韩信，刘邦得不了天下。要像好莱坞星探那样组织人马去物色科技大师。打扫庙宇请进尊神，重开新局。切忌又去做官。

　　到了90年代，送往美国的10万留学生中不少学子纷纷回国，不同之处，其中一部分人归来为了创业，一部分人到高校和研究院所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有趣的是，由于国内人才和国外回归的人才待遇差别太大，60年代文革前大学生中的优秀人才几乎走空。77年恢复高考后的优秀人才，有的出了国，有的没有机会出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出国后少数已成为美国科技精英的人才大多没有回归，在国内成长为优秀人才(在30—45岁的年龄段)也尚未被发掘，如果他们和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不能公平竞争，同工同酬，他们还将离去，或是已经离去。中国花钱培养人才，外国人那去使用。不信任，不宣传，不重用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政策如果不改，那么即使已经回归的人才，喂饱了以后还会走人，海外少数尚未回归的科技精英回归，没有他们父辈的召唤回归也难，听说有的所长有的院士年收入高达几十万，还嫌少，不知是否是事实，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几十万人民币相当在国外几十万美元的收入，比美国总统的收入还要多，尽管如此，还有人在喊叫待遇低，说聘不到第一流的人才出不了第一流的成果，难道科研成果可以用钱来衡量吗？我们又为人民创造了多少财富呢？如果我们真的能用高薪聘请到一千名像当年杨振宁和钱学森这样水平的科技大师，每人百万年薪也值，每年10亿人民币的投入，顶不上一座浦东经贸大厦的造价，中国出的起，可惜人才是不可能用货币来购买，弄的不好中国政坛会又多了一千名副部长，又多了一千名终身享受副部长待遇的两院院士。这么做，如果能保证我们制造出世界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遨游太空，向宇宙深处要能源，大科学家进村，使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多一万块钱的收入(国民经济翻一翻)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对人民做了大贡献，理所应当，可惜现在不是。

　　四、要给基础研究正名

　　什么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有那些特征？基础研究为什么那么重要？基础研究究竟要国家投多少钱？基础研究当真是那么高不可攀吗？从哲学上讲，基础研究就是认识世界，从科学研究的过程上讲：那就是通过现象的观察去了解自然；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再现自然；通过抽象思维去归纳自然，去演绎自然，达到从个别到一般，从暂时到永久这样一个最高境界。作为一项基础研究的成果，我们要问：你有没有一个创造性观念的提出；你有没有新的自然现象的发现；你有没有从事突破性的技术攻关和工艺攻关；你有没有证明什么前人没能证明的命题；你有没有指出过去信已为真其实并不完善的科学假设；你有没有对真理再次进行雕琢，温故而知新，由此进行新的科技创新，增加社会财富，使真理不致被人遗忘。从这样的评判要求，建国以来究竟有多少研究成果达到这六项标准呢？这就从侧面回答了为什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六年无人捧此桂冠，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人为的分开，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为的割裂，起码是犯了认识论上的错误，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遗风难改，毛主席讲，你不吃一口梨子，怎么能知道梨子的滋味，不从事改造世界的艰巨工作，怎么可能深入的了解世界原本的面貌。我们有些理论家，不到生产实践中去观察现象，了解疑难杂症何在？不做科学实验，很少去浏览世界各国在科学实验上最近有那些进展，一支烟，一壶茶，一支笔，一台电脑，身居斗室之中，却要演绎大千世界，这样，会出成果吗？多少年来，在北大、清华，在中科院流传着崇尚理论，轻视技术，鄙薄工艺的传统，认为没有才华的人才去做科学实验，高级工程师在中科院是一个贬称，上千人的研究所，能够称得上科学家的不到5%，开发能手更如凤毛麟角，这是建国以来习惯于兵团作战的后果，这样的人才结构，这样的科研体制，能干大事，打大仗吗？中科院的优势是多学科，多技术兵种，它有可能交叉组合成无数个科技创新，但是人们热衷的是，多出论文，既出名又得利。多办公司，人人都有小金库，不讨论，不交流，闭门造车就谈“迎头赶上”不是变成一句空话了吗？破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清朝大学者顾炎武的治学之道，对我们应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的理论文章少有实验的举证，文章一出，好箭好箭，随后置之高阁，这样的基础研究怎么可能转化成生产力呢？

　　基础研究所以是那么重要，是因为没有基础研究功底的人，难有技术创新的可能，绝大多数的科技人员的主战场应在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去调查，去总结，去抽象，生产实践中需要我们科学家去解决具有普遍性攻关项目达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目的，用科学的基本原理来剖析生产实践中的疑难杂症，这样的科技创新就是有的放矢，我们说科技创新是不同学科不同技术兵种不拘一格的综合，所以这些，没有好的数理基础，没有对前人工作透彻了解，没有广博的见闻，没有新的科学思维方法，没有首创的精神和全神贯注的工作激情，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科技创新。

　　认识世界难，改造世界更难。两年拼搏，可以写出一篇高水平学术论文，一项技术创新，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问世。需要沉底十年，十年磨一剑的功力。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分割错位，是我国科技事业缺乏生气的内因，什么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分解，什么是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综合。不做基础研究，就不可能从科学走向技术，从技术走向工艺，走向产品。基础研究充满在研发全过程中，无所不在，这才基础的广阔天地。格物致知，学以致用，天经地义。人类对自然基本规律的认识进程是时代的产物，决不是科学家随心所欲的天才创造，原创性的基础研究，要看机遇，要看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不是想做爱因斯坦都能去做爱因斯坦的。如果，以做原创性基础的名义，舒舒服服的吃皇粮，出名得利，不用担忧什么时候才能为国民经济服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美差吗？中国的现状是做基础研究的人不关心技术的发展，甚至不懂技术，做技术的人，没有基础研究的功底，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分工却无综合，这就是中国科技少有自主创新的根本原因，结果是做科学的人最好的出路是去作官，学而优则士，做技术搞生产的唯一可选择的出路，就是去引进，这就是我们必须立即改变的现状。

　　五、中国科技人才谱

　　“ISI”提出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和技术家约4000人，但是中国内地只有2人，这可信吗？中国两院院士有2000多名，难道被国际公认的只有袁隆平和刘东生2位吗？

　　中国科技队伍的总数不比美国少，中国科学家的潜质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如今中国留学生成了美国科学家的摇篮，其中500名，已成为美国科技界的精美，难道我们上百万科技大军连500名科技精英都没有吗？不是没有，而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如若不信，即可信手沾来十名上下“墙内开花墙外香”国际知名学者，他们有的是50年代和66年以前，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有的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90年初期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可惜他们这些人太有个性，不懂权变，难为领导赏识，因此与院士的名号无缘。默默耕耘，默默地奉献，远离权势，对他们反倒是一种解脱，这500名国内的科技精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如能让群众推举，自报公议，网上见光示众。人们即可一览无遗。这里面的故事就太多太多了，50年辛酸，又何必旧事重提。好在多年来有两条战线——官方的和民间公认的——在运转。这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如果说院士制度和何人能当院士，是国家统战政策的需要，我们可以永不话语，一切荣誉，一切资源归院士虽不合情，也就合理合法了。问题在于谁去干活，谁是迎头赶上国际科技先进水平的主力军？如果人们都千方百计去谋取院士的宝座，谋取终生享有副部长的待遇，那么一旦选上院士后，还能有积极性，继续奉献吗？那么谁还有兴趣，默默的耕耘，默默地奉献？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都不是终身制，难道院士就应该是终身制吗？他将毁掉一代人才迎头赶上的积极性。

　　六、科技人生

　　2005年是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光电效应，布朗运动三篇传世佳作一百周年。全世界将为之隆重纪念，人们崇拜爱因斯坦是崇拜他们名望和地位，还是崇拜他的智慧对人类巨大的贡献？这位貌不惊人26岁时名未经传的小人物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和光电时代创造了大世界。狭义相对论发表初始，科技界大师多半还以惊愕不解和迷茫的眼光看待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是爱因斯坦呼应了一代宗师普朗克黑体辐射中的量子论，同时也是普朗克发现了爱因斯坦，成就了科学史上的一代宗师，光速为什么不变是一个沉寂了50年的话题，决不是当时的科技热门，只有给科学家探索自由的创新空间，科学才得以顺利的发展。爱因斯坦读高中时尚是一名不让老师喜欢的学生，从凡人到天才的转化，不到10年的时间，十年树人，十年寒窗。和我们国情不同的是成名后的爱因斯坦几十年如一日，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奉献。既不争名于朝，又不争利于市。远离权势才能有大成就。自兴科举之后，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份幸运——“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言明的归宿。而今人们对科学家的崇拜，不是崇拜他们对人类的贡献，而是崇拜他们名望和地位。地方抢院士，每月加两万，企业请院士挂个名，每月发五千，彻底体现了学而优则士的市场价值，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权力和官位的支撑，请看倪光南工程院士和王辑志先生的遭遇。一介书生，三尺微命，胳膊还能扭的过大腿！1992年，王辑志先生在贡献了2401中西文打印机软件，使四通发了大财，紧接着提出研究多媒体技术的建议，正如倪光南继提出了汉卡使联想获得了腾飞的经济基础，又建议做ASIC，却都遭当政的企业家的拒绝，官商勾结，卸磨杀驴，这就是中国科学家出局的普遍规则。最后怎么样，摇钱树砍掉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也先后或迟早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中国的科学技术上不去，和中国的企业家远未成熟的急功近利是分不开的。杀鸡取卵是经常有的事。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呐喊。改革开放，不改自己，尽革别人，最后是大家一起同归于尽，仔细想来，知识分子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自己的同类。

　　研究所里的同仁，一旦当上了研究所长，大权在握，就公开掠夺他人成果，甚至把国际权威在三十年代里程碑式的论文改头换面窃为己有，把一个研究室几十人多年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归功于自己，而名满天下，真正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享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不可能享有权力。所谓所长负责制，所长的权力有法可依吗？大家吃的都是皇粮，谁给你这么大的特权。

　　八十年代胡耀邦在科学会堂给学部委员作报告，恳请在座有关人士“不要再压制下面的年轻人了，我手里的告状信有一大摞”，看来党中央总书记也奈何他们不得。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远未成熟，给了你二两权，你还真当回事。中国科学院如果还要做国家队，就应该彻底摈弃近亲繁殖，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的做法。再这样下去，不出10年科学院就会关门，勿谓言之不预也。盼望我们的院长领导，能在世界范围内(首先在国内)物色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当所长，去物色最有能力的管理专家，联合执政。没有能点燃思想火花的发动机的科技大师，科学神殿就会被蔓草所淹没。只有奥本海默，没有格罗夫斯将军，美国造不出原子弹，只有夏伯阳元帅，没有罗曼诺夫当政委，行吗？我不反对中科院爆破公司张建华同志现在是百万富翁，我也不认为，作风略显粗暴，一定是个缺点。风里来，雨里去，带领大家用爆破力学的技术，建海港，筑码头，虽没有破万卷书，却行了万里路，中国的科学家如果都能这样的去实干，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就在眼前，国际水平是干出来的，不是议出来的，中国有一百个袁隆平院士，全世界的人都饿不死，什么是国际先进水平，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老百姓满心欢喜的国际水平。

　　当今科学家正在探寻暗能量和暗物质，正在研究量子纠缠，探寻保密通讯的方法和量子计算机，我们应该意识到，改进人类的生存状况，发展经济是我们从事基础研究的指南针和里程碑。

　　当我们在痛陈时弊时，即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又要对过去所取得的辉煌，表示敬意，黑格尔说：“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恩格斯说：“不合理的终将不再成为现实。”因此我们既不能肯定一切，更不能否定一切，对一个有八亿农民存在的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说20年迎头赶上的前提是先花十年工夫改革体制，理顺关系，那么，20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中国在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仍然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而又能集思广益的政府，50年来中华民族已为新生的共和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今后，必然还将付出。但是当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提出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科技自主创新体制”这一新的科技路线的时候，应该说，曙光已经出现，方向已经指明，坚冰能否打破，航道有待开通。我们应该展开双臂，卧薪尝胆，埋头苦干，珍惜这一难得的机遇。二十年和平崛起，迎接一个能久治长安的新中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