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出效率低我国离“知识产权强国”尚远

“如果用单位科技人员科学引文索引和专利量作为衡量科技劳动生产率的话，我国科技产出效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陈美章指出，统计表明，我国的科学引文索引投入产出效率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中国在欧洲的专利投入产出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２％，中国在美国的专利投入产出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４％。“无论是科学引文索引还是专利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而且也明显低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数的比重。从总体上看,我国既不是知识创新大国，也不是世界技术创新大国。”

据了解，２０００年我国技术创新经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１％，低于世界平均值的２.１％。２０００年我国每万人口中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５人，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３３人。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陈美章指出，要通过以培育和发展国家综合竞争能力为龙头，以大幅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为核心，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综合能力为重点，以推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为目的，以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为内容的国家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以实现我国由知识产权大国到知识产权强国的转变。（新华）

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中国软肋

　　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日前在北京闭幕。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中，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始终是一个致命弱点，这也是本次两院院士大会院士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最新一期《瞭望》报道说，院士们认为，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无法令人乐观：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靠进口。

　　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主要都是依赖进口；而在国家安全领域，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和急需的关键元器件只能依赖进口，处处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甘子钊院士曾经考察过国内的一些集成电路企业，它们的特征是核心技术深度依赖国外厂商，一旦国外停止供应核心技术，15天之内只能停产。

　　日趋严重的对外技术依赖局面，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身为中科院院士的路甬祥说：“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将带来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来自国际社会的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反倾销调查等限制日益增多，将可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遏制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手段。”

　　《瞭望》文章写到，许多院士对中国的技术依赖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技术依赖远比资金依赖、市场依赖更加深刻和难以摆脱。我们必须认识到，产业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前沿和战略高技术是引进不了的”。

　　正因如此，酝酿中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把“战略高技术与高新技术产业化”列为一个重要的专题进行研究。决策层的目的很明确，要以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为契机，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将重点集中到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高技术，事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公益性科技创新和重要基础研究领域。

　　而发展航天、核、微纳米、激光、关键材料、信息、生物、能源等领域战略高技术则不光事关国家安全，还事关中国的科技乃至现代化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

　　陈宜瑜院士表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一定要对基础研究有持续和高强度的超前投入。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的比例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准，投入总量持续增加。美国为了保持其在技术创新上无可抗衡的领先优势，从1953年到2001年，把基础研究的经费增长了110倍。

　　陈宜瑜认为，基础研究必须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给青年科学家提供足够宽松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全副精力用在科研上。总让科学家“为生存而奋斗”，必然难以为继。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祥棣也表示，人们都知道原始创新能力非常重要，但为什么我们与国际一流的差距仍旧很大呢？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在教育环节上，目前依然是灌输式，而不是启发式的教育，极大地束缚了人的创新潜力。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的观点是，创新能力源自多方面的培养，要允许年轻人“胡思乱想”，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允许他们失败，不能操之过急。

　　另外，接受采访的两院院士们还表示，目前，在基础研究的宏观决策和管理上仍缺乏强有力的国家调控能力。国家层面常设的科研决策、评估和监督机构尚未建立。由于缺少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造成了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争夺资源等弊端。(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