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00年来，国家修史只有4次，第一次是弘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顺治二年福临下令修明史，经康熙至乾隆才得以完成；第三次是北洋政府下令修清史，14年修了一部《清史稿》；第四次就是刚刚启动(2002年8月)的纂修清史工程，可谓百年不遇的盛举。”

　　在清史纂修工程的网页上，这段描述让人印象深刻。但就是这一预计耗资6亿元人民币的大型国家修史工程，在启动的两年时间里，竟一直保持着低调，长期没有进入公众视野。《青年参考》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期财政拨款2500万

　　2001年3月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分别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交议案和提案，倡议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王晓秋在提案中说：“一方面建议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一方面建议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现在纂修清史时机完全成熟。”

　　4月，季羡林、任继愈等13位学者聚首北京，在纂修清史上达成共识，座谈会后上书李岚清。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随后，文化部、中宣部、教育部等中央14个部门成立了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由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亲自领衔。25位著名历史学者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也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清史纂修的草案和整体协调，由酝酿这一工程达35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承担。

　　“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现在，清朝被推翻已经整整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戴逸在清史编委会网上工程的发刊词中阐述纂修“大型清史”的必要性。

　　由于财政部的一期2500万元人民币拨款今年2月才到位，前两年一直是借款运转，原定于2012年清朝灭亡100周年完成的大型清史工程可能要推迟到2014年，清史编委会预算完成全部工程大概要6亿元左右，但是国务院并没有完成审批。

　　“我们会力争在很有意义的2012年推出这部大型清史。”戴逸说。

　　主体92卷3000多万字

　　据戴逸介绍，完成后的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将分92卷，3000多万字，打破过去常用的章节体(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篇章结构，综合两者的优点，创立了包容量广阔的“新综合体”，以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5大部分构成总体框架。在文体上，将采用简练的白话文。

　　其中，通纪部分区别于过去的“本纪”，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记事，而是整个清朝的一部300万字的通史，分为清建立、入关、康熙之治和雍正改革、乾隆统一中国、清朝中衰、外国侵略和农民战争、清自强运动、最后衰亡；典志和传记部分包括天文历法、地理、人口、民族、法律、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交通、财政、学术、西学、诗文小说、戏曲书画等35志和3000个人物传；别有新意的图录部分则是过去的“二十四史”中从未收录也不可能收录的部分。

　　编委会原先还计划在美、日、俄、英、德成立5个海外工作站，但因为一些突发原因暂时搁置。“清朝在战争、贸易和思想文化上都和外国交往很多，设立海外工作站，发动海外学者参与到修史工程中来十分重要。中英早期的贸易档案，甲午战争中日本方面的档案，都需要到海外去调查。”戴逸还举例说，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英国《泰晤士报》有个叫莫理循的澳大利亚籍记者，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留下了大量关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记载史料，王府井大街也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这70箱日记，现在保存在澳大利亚图书馆，我们需要用胶卷的形式把它们拷贝回来。

　　“虽然是国家修史，但是不能等同于过去的‘官修正史’。”王晓秋说：“过去的国家修史都是统治阶级意识下的官书，我们现在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要做一部真实、科学的史书。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也很少干涉编委会的工作。”

　　每个项目经费平均40万

　　目前，整个清史纂修工程被分解成约170个项目，采用项目管理方式组织。所有项目又分为委托项目和招投标项目，据悉今年首批委托的26个项目已审定通过并开展工作，包括主体项目中典志类的天文历法志、地理志、农业志、法律志、灾赈志、水利志等，史表类的中外约章表、各国驻华使领表等，传记类的民族、宗教类，以及基础辅助类的编译类、文献类、档案类项目。第二批委托项目40余个也将于8月底完成立项，找到并确定负责人。

　　除这两批委托项目外，清史纂修将全部以公开竞投标的方式完成立项，今年年内主体工程将全部立项完毕。

　　“难度比较大的项目有邦交志、宗教志等，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主持人。前者是因为国内研究力量薄弱，后者是因为项目过于庞大的问题，我们准备再分解为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喇嘛教5个项目。”戴逸说。

　　据记者了解，一个志比如天文志的撰写，经费大概是30-40万元。在完成立项之后，工程将于明年进入撰写阶段。王晓秋告诉记者，大概的时间表是4-5年写出初稿，再用2-3年的时间论证定稿。

　　不是关起门来写自己

　　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撰清史，历时14年完成536卷《清史稿》。但“由于参加编撰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忠于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对端方、志锐、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大加褒扬。还有在记载民国元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故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因为其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戴逸和李文海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

　　当时在编纂《清史稿》时，清官所藏历史档案尚未为世人共知，故编撰人也没有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这就大大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国民党去台湾以后，尽管也有重编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又缺乏修史的专门人才，虽有心但无力做此巨大工程，故仅把《清史稿》稍作修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修史工作。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认为：“编清史有比前人难度大的地方。比如鸦片战争这么大的事件，一方面我们的资料要齐，对方的资料也要齐，如把英国议院怎么讨论的写出来，这样价值就更高了。我看过俄罗斯的材料，记载中国与俄罗斯划界时，写到中国代表崇厚，说‘幸亏’中国代表团不懂外文，不懂得利用地图，据理力争。如此看来，我们不仅要搜集中国史料，也要搜集外国史料。这是有别于过去二十四史的，要达到世界水平，不是关起门来写自己。”[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