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称中国正在发生性革命有社会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控制逐步放松。这是通过单位制度的瓦解(如结婚无须再开具单位证明)和传统信仰的日渐衰微实现的。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国内人口的流动急速加剧，居住方式也随即发生变化，形成了所谓的“陌生人社会”。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们的私人空间已经相当大而且独立，人们对彼此的生活互不了解也互不干涉。

　　另外，从80年代开始，青年人对上一代人的“文化反哺”也成为性革命发生的重要基础。许多社会风潮都是从青年人开始，进而影响上一代。像80年代的迪斯科和后来的互联网现象，都是在年轻人群体兴起之后逐渐通过“反哺”再蔓延到中年人群。这样一来，个性张扬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思想特征。

　　而在之前的“文革”时期，性存在与道德的优越性以及政治的合理性紧密相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无性的文化”、“反性的社会秩序”。因此，性紧紧地依附于政治，政治改变了，性也就亟需改变。1980年中国颁布的《婚姻法》规定，“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双方便可以离婚。这就第一次确立了离婚自由的权利。由此，婚姻的神圣受到根本的冲击，而感情因素被置于崇高的地位———这一切，则都成为了性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

性哲学革命：爱情至上代替婚姻至上

　　潘绥铭教授认为性哲学革命，是“独生子女国策”的直接产物。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的合法化顺利推广，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遭到破坏成为可能。而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需求。例如，“丁克”家庭不断增加。

　　女性的性权利在客观上得到了解放。比如，对女性来说，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再如过去那么注重。

　　另外,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子女成了中国典型“三人”家庭中的重要维系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孩子成年离开家之后的“空巢期”也大大加长，造成了50岁左右的夫妻间相处危机重重，离婚率增高，以往依靠儿女来维系家庭的手段失效。而在子女教育方面，溺爱倾向的普遍存在，使父母对儿女性道德的管束日益松懈。这些现象既引发了关于独生子女性教育的担忧，亦是中国社会性哲学革命的组成部分。

性表现的革命：“您不爱看闭眼啊！”

　　性表现方面的革命主要表现为性的公开化，包括性知识可以公开宣讲、色情品剧增、性用品商店的普及以及当众亲昵行为的增加等等。在1985年之前，国内的性知识基本上仅以《新婚须知》的形式局限于新婚人群，其他人群———尤其是女性的性知识则处于普遍缺乏的境地。而从1985年开始，以《性知识》和《性医学》两本重要书刊的出版为标志，主流传媒亦开始宣讲性知识。性，以知识的形态，成为可以说的东西。

　　至于公众场合亲昵行为的增加，这是大家所熟悉而且一直有所争论的问题，由此潘教授讲了一个他自己亲历的故事：有一天潘教授和母亲搭乘公共汽车，在离他们仅半尺远的地方，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亲吻。潘母忍耐不住，抛出一句“恶心！”随即遭来当事人的反击：“您不爱看您闭眼啊！”

　　问题由此引发：到底是接吻男女触犯了潘母“不看”的权利，还是潘母侵犯了青年男女“接吻”的权利呢？潘教授的观点颇有启发意义：

　　问题的中心涉及的是“人权道德”的理念，该理念对此提出的问题不是“接吻是美好的还是恶心的”，而是“美好的是不是就具有特权呢？”如果我们承认不应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行为，那么即便是我们觉得“美好的”，也顺理成章不该成为强迫别人接受的理由。在人人平等的观念下，别人具有不看的权利，你无权要求别人闭眼，这就是“人权道德”的标准。

性革命成为女性性革命的前奏

　　潘绥铭教授认为，性行为的革命是“对‘平心静气’文化的一种反动与突破，是以‘随心所欲’为旗帜，向‘个体主义’的一种迈进。”而性关系的革命，恰恰是表现为在重视婚姻的中国文化中性与婚姻的分离。比如,性生活、性体验不再是夫妻的专利，对性与爱情、性与婚姻，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有关系，也可以视为没关系。

　　潘绥铭教授认为，在中国，2000年以前针对“文革”“无性文化”和共和国革命文化的性革命阶段已经取得了成功。具体表现为以快乐主义为旗帜、自然主义为基础的性革命基本破除了精神禁欲主义；社会上不反对性革命的力量与日俱增。

　　然而，社会性别革命和女性在文学领域以外的性革命仍然没有到来，本土性哲学的方向依然没有明朗，婚姻革命仍步履蹒跚。中国会彻底从“阴阳协调”的哲学走向西方“个体快乐”的宗旨吗？亲情社会是否将向强调个人权利的社会转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前者的基础依然是中国独有的深厚积淀，西方翻版将不会简单出现。

[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