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筑交流：让文化历史关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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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13
在不久前的“中法建筑论坛上”，法国建筑师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法国，建筑师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可持续发展。然而记者在这个以“对项目共同的关注”为主题的论坛上深切地感受到，在面对这个共同的问题时，中国建筑师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相比，却有着不同的困境与无奈，要更多地面对一些非建筑因素的干扰。
中外建筑师在论坛上交流。
可持续发展：一个非建筑的主题
法国的教训
法兰西的建筑素来以浪漫著称，而在本次论坛上，法国建筑师却更多地把探索的目光锁定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上，很多人发言和谈论的核心都是能源、交通、空间的合理利用。相对于法国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又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建筑师张永和则用自己的参会经历，一语刺中了北京城市建设的软肋。他说：“我为了赶9点的论坛，早上7点就起床了，差一刻8点出门，结果迟到了一刻钟，这只能说明，我住在一个太大、太不方便的城市。”
都说北京的发展是“摊大饼”式的，而据法国建筑师介绍，巴黎也曾经是“圈形发展的”。几十年前，巴黎的人口增长了20%、经济活动增长了50%后，城市规划采取了圈形发展的思路，从城市向外延伸，在巴黎的郊区盖了很多房子，把居民移到那里去居住。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很多住在郊区的人家都会有两三部汽车。当道路不能承受大规模、长距离的流动时，巴黎只能修更多的道路。
巴黎某建筑学院校长Clement——这位与中国交往了25年的法国建筑师表示，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道路的增加使汽车的数量随之增长，于是老城区作为放射性城市的中心，率先经受不住交通的压力，几近崩溃。从上世纪60年代，规划的思路从乡村重返城市，巴黎人开始保护他们的市中心，保护市中心的建筑文化遗产。
与重建老城区同时进行的是公共交通的发展。在中国以修路为发展的时候，很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在拆毁原来修的道路，重建曾经被关闭的有轨电车。在论坛的前几天，巴黎刚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对经过老城区的70%的汽车加以限制；美国的波士顿也正在拆毁他们标志性的高速公路。
改变生活质量是建设城市的首要目的。尤其在对老城区进行改造时，Charpentler说，我们要在保留原有的建筑节奏的基础上，让值得保留的老房子在功能上适应新的需求。对有文化价值的建筑尽量不毁坏外观，让城市有更多样化的“建筑语汇”，重新塑造城市的肌理。
中国的现状
在谈到中国的发展时，一位法国建筑师说，中国正在走一条欧洲走过的老路，这条路在欧洲被证明是失败了的，它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从这条道路上返回。
Clement也流露出一个外国人的忧虑，“美国消耗了全球50%的能源，如果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也走这样的发展道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在建筑与可持续发展上的问题也确实值得忧虑。
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张宇披露了我国在建筑与节能上的一些统计数字：目前我国建筑耗能占了总耗能的27.5%，在我国城乡既有的400亿平方米（其中城市约140亿平方米）建筑中，只有在城市的3.2亿平方米房屋算是节能建筑，其余的无论从建筑围护结构还是采暖空调系统等来看，都属于高能耗建筑。更令人担忧的是，每年竣工的新建筑中，节能建筑不到1亿平方米，还主要集中在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按最乐观的估计，高能耗建筑在全国既有建筑中占95%以上，在每年新竣工建筑中占90%以上。此外，全国建筑能耗已占全国总能耗的27.5%，如果和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比，在相近的采暖效果下，我国能耗是其他国家的3倍。此外，我国的住宅与发达国家相比，钢材消耗高出10%～25％，卫生洁具耗水高出30%，因此，在我国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尤为迫切。
Clement认为，中国建筑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非建筑本身的，其原因也是非技术的。他说，欧洲国家城市人口占到了70%，而中国正好相反，只有30%。而城市的容量和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城市建设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中国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为了与发达国家一样，有高比例的城市人口，中国准备放弃这个优势。在他看来，这将是中国建筑业未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说，其实中国的很多乡村已经城镇化了，没有必要把人员转移到城市，“中国本来有机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避开西方国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困境”。
文化：一个非技术的挑战
如何接受“洋设计”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论坛上，以艺术家自诩的法国建筑师，并没有长篇大论地谈论建筑艺术，一个对我国公众比较陌生的词——“步行者的权利”——却几乎挂在每个人嘴上。当记者问起Clement，这是新的趋势还是一个传统时，他说，这是一个传统，欧洲一向对“步行者的权利”予以充分的尊重。他同时向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截然不同的经历。他说，不久前，在为上海设计一条100米宽的道路时，我在初稿中设计了一条自行车道，而他们看了告诉我，这条路上不要自行车道。在Clement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有自行车交通的文化和习俗，而这么宽的道路却不给自行车留一点儿空间。他认为，这又是中国建筑行业的一个非建筑困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和公众都在批评说，北京已经快变成外国建筑师的“实验田”了，而记者在这次论坛上感到，我们在引进外来文化时，有些优秀的理念却被我们回绝了，其中包括Clement对传统的尊重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而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却被我们一股脑地不加选择地接纳了。张宇寓意颇深地总结说，被称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条街上新建筑数量和式样之多，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说，那些在本国无法通过的前卫设计，都跑到中国来了。而国外却恰恰相反，他们在建筑上是相当保守的，法国最近在走一条“蜗牛发展”的设计道路，他们在接受所谓前卫设计时，相当谨慎，而这种思路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北京历史上就一直吸纳“洋设计”。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一座藏式佛塔——妙应寺白塔，就是尼泊尔设计师的作品。此外，圆明园的西洋楼、西什库的教堂、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都为城市增色。如何看待目前的“洋设计”，中国建筑师们有很多无奈，张宇对此说了一句话：“我们反对没有理性整合的充满了含混而多义信息的所谓前卫的建筑。”
法国建筑师在中国
目前中法建筑交流频繁。据法国大使馆介绍，目前有15个法国建筑师事务所在中国承接了项目。其实法国建筑师在中国有时随心所欲，有时又痛苦不堪，从这两种状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建筑文化和中国建筑师的现实困惑。
同济大学副教授章明说，法国建筑师在中国真可谓“随心所欲”，创作条件非常优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舞台的核心，而外国建筑师又成为中国建筑舞台上的核心，中国建筑师反而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他说，同样一个设计，是本土建筑师做的，可能就得不到认可。越是大型工程，所谓形象性、标志性建筑，外国建筑师就越容易中标。很多外国事务所在中国两三年内完成的工程量，在本国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
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比中国的建筑师更痛苦不堪。很多国内的建筑师说，中国的开发商已经被国内的建筑师惯坏了，业主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陈光说：“中国的市场把一些有艺术创作灵感的好建筑师都引导到纯商业化的路子上去了。”据说有一位很有追求的法国建筑师，在天津做得自己连信心都没有了，开始糊弄事，开发商说加个什么就加个什么，开放商说画个圈，他就画个圈。
于是有些建筑师开玩笑说，也许中国建筑师应该先走向世界，把全世界的开发商都惯坏了，就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中国建筑师与法国建筑师最大的不同，章明认为，中国的建筑师是工程师，法国的建筑师自视为艺术家。在文化和艺术的熏陶上，差别较大。民间古城保护者华新民认为，法国的很多经验在中国未必行得通，而他们对建筑系学生的人文教育，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她说，她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做讲座，发现学生的人文素养较差，尽管对问题很关注，而对问题本身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因素却知之甚少。
正如Clement所说的，建筑从来就不是高技术的领域，而是生活，建筑师面临的挑战不是技术的而是质量的，特别是建筑所带来的生活质量。吴良镛院士说，我们除了学习法国的技术和方式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法国建筑长盛不衰的本质：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和现实关照。
然而这种文化和历史，必定是本土的。在会场上的很多中国建筑师，都穿着中式的礼服，这种装束隐约地表达着他们的某种倾向。然而在他们身后，连“随心所欲”的法国建筑师（包括Clement）都面对的那种困惑和不可思议，又让他们在面对记者时，“有多少事欲说还休”。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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