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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没有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5-14
●“9·11”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 ●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 上世纪90年代，现代历史的“战后”时期结束了。从那时以来，又过去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在最近1/4世纪的遭遇，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来得深刻。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并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和大国战略关系的新调度；对感冒病毒和鸡瘟的防范，耗费了众多国家的举国之力，动员了跨国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飓风、海啸、气候变暖已经到了“水漫金山”、“欧亚陆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荡和冲击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一个字眼———“安全”。 三个事实，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有人用“全球化”来度量今天的安全问题。这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但惟独到20世纪90年代，它才发生了质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一是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而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 三是“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全球化”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是我们观察、理解和处理当代安全问题的纲。 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 随着地区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及地区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都屡屡呈现。这种状况要求在安全的哲学观念上与时俱进，更新思维。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倡导“二而为三”，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布热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为《大选择》。有意思的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家所发表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系列丛书，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败”、“大混乱”、“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这里面“大”的含义，是指站在全球视角谋划美国的国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必须在“领导”世界和“统治”世界这两个角色中做出选择。美国单枪匹马地干，将会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终自己也不会有安全；只有联合盟友，担当领导，美国才能成为强势超级大国，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赢得本国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这两个扩张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比过去大得多的活动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面对美军全球到达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同四面八方发生了相关的利益关系。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当前，多边外交在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争的舞台；最大的安全斗争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路线之争———是谋求单极还是推动多极，是美国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成为国际力量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时代安全整体性日益增强的表现。 敌我界限与是非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全球化时代以来，各国的安全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来筹划国家安全。要根据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国安全利益的拓展，树立大周边、大安全的观念；要加入到全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去，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要从地区、周边和全球的层面塑造良性互动的安全结构；要把本国、本地区最紧迫、最要害的安全问题放到全球总的安全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决，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的大棋局中加以谋划。不仅要重视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互动，而且也要重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互动，还要高度重视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个安全的全球化时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从安全的行为体讲，在国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下，又有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各类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了处理安全问题的“多维”困境；通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系统性、综合性、模糊性成为处理安全问题管用的原则，意志力、稳健和成熟是领导集团维护国家安全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和品格。 江凌飞 (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战略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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