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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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03
“土地与文明”——土壤家底有多“厚”
人类对土地的利用程度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对土地资源的直接破坏。由于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干预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气候变化大背景下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我国土壤资源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耕地损失巨大、资源面积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土壤资源利用与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副所长杨林章研究员对记者说，我国农业土壤资源面积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衰减期，1958~1985年全国耕地总面积减少接近1500×104公顷，年均净减少50×104公顷，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末，全国耕地减少的年均幅度超过60×104公顷。尽管通过土壤后备资源的开垦以及各种类型土地的复垦，全国耕地面积下降的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耕地净减少的数量依然巨大。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78~1997年全国累计增加耕地1140×104公顷，累计减少1605×104公顷，净减少面积为465×104公顷，占目前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5%以上，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进入新世纪后，耕地减少的速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杨林章说，我国土壤资源的主要特点是：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少，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仍属于土壤资源严重制约型国家。全国耕地总面积约为1.26×108
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1
公顷以下，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2。在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含直辖市和县级市）中，有666个县（占总县级数的23.7%）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确定的0.053
公顷警戒线，其中人均耕地低于0.035 公顷、仅具有“保命田”耕地水平的县有463个，又占警戒线以下总县数的69.52%。
二是空间分布不平衡。平均生产力水平不高、功能限制型土壤类型分布面积大是我国土壤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高寒型荒漠地区以及沙漠、戈壁、沙化等干旱型荒漠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2以上，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高原地区，其中坡度在25度以上、应逐步退耕还林、还牧的耕地资源6.07×106公顷。农业土壤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人均耕地较多的一些省份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而自然条件较好、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人均耕地最低。在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警戒线的县份，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塘地区。如太湖地区人均耕地只有0.041公顷。
三是后备资源匮乏。我国后备土壤资源尤其是后备耕地资源短缺，建国以后历经数次大规模开垦，后备土壤资源的开垦潜力锐减。目前，我国后备耕地资源总量约为0.33×108公顷，其中可用于粮、棉、油生产的约0.133×108公顷，开垦系数即使按0.6计算，全部开垦后也只能获得0.08×108公顷的耕地，不足现有耕地总面积的6%。
国际土壤学会土壤发生委员会副主席张甘霖博士说，土壤侵蚀是中国最主要、危害最严重的土壤退化形式。根据估算，全国每年因为侵蚀而流失的土壤物质大约为50×108吨，每年损失的土壤有机质以及氮、磷、钾营养元素分别为2700×104吨、550×104吨、6000
吨和5×106吨。土壤养分因为侵蚀而损失的总量分别相当于全国年化肥施用总量中42%的氮肥、2%的磷肥和63%的钾肥所含有的有效成分。全国大约2×108公顷的土壤因为侵蚀而发生退化。最新的监测结果表明，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地区，平均每年流失泥沙就达16×108吨。根据测算，目前，黄土高原每一年流失的土层就有1厘米厚，而在自然状态下，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需要100～400年的时间。
水土流失是我国东北地区黑土资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的黑土地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４省区，总面积约100×104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赵其国院士等专家调查发现，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主要表现为侵蚀沟的恶性扩张和黑土表层的急剧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27%，侵占良田超过600万亩。黑土区目前年土壤侵蚀模数达11万立方米/平方公里，超过了黄土高原的侵蚀强度。全区分布着25万多条侵蚀沟，其中黑龙江省有大型侵蚀沟14万多条，侵占耕地140多万亩；辽宁省每年大约有60多万亩耕地因水冲、沙压和侵蚀沟发展而消失。每年流失0.3～1厘米的黑土表层，搬运土壤量达2亿立方米，流失掉的氮磷钾养分折合成化肥达500万标吨，每年因水土流失减产粮食近50亿公斤，造成经济损失约40亿元。水土流失加剧了土壤退化、耕地质量下降，使黑土区成为一个生态脆弱区，旱灾、洪灾和风灾发生的范围越来越广，频度越来越大，同时由于水土流失减少农民收入达15亿元。
专家介绍说，中国也是受风沙和土地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益加剧的土地荒漠化严重威胁我国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截至1999年，我国共有荒漠化土地267.4×104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荒漠化土地在中国的30个省（区、市）的851县（旗）均有分布，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的13个省（区、市）已形成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约4500公里、南北宽约500公里的风沙带。发生荒漠化的土壤由于富含营养元素的表土被风吹蚀，导致土壤肥力衰竭、物理结构变劣、生产能力衰退，土壤质量严重退化，原来的草场农田退化为毫无生机的流沙。
以不足10%的耕地满足世界22%人口粮食需求的现实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土壤资源利用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土壤的高强度利用和管理不善，导致了部分土壤质量严重退化，沙漠化和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部分耕地土壤肥力下降、或养分不平衡。根据《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人为因素诱导的土壤退化现状评估》的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各种类型的退化土壤总面积约为4.65×108公顷，是世界上受土壤退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科学时报]
“土地与文明”——百年尺度看黑土
“闯关东”，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词汇。正是“闯关东”使东北开始了原野变田野的转变。
从地域上讲，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据说，最早的东北人是黄帝的后代，商纣时期，他们逃到了东北——尽管这一点学术界还有争议。此后历代，这里人来人往，游牧民族的马蹄并没有踏碎这里的宁静，直到3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一个金戈铁马的民族——满族。
满清王朝视东北为自己的发祥地，于1668年（康熙七年）实行封禁政策，严禁民人出关开垦土地。在封禁的200多年里，“除辽河流域及辽西地区（柳条边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农业开发以及吉黑两地一些局部零星开发外，广大东北地区基本上呈现森林广布，草野茫茫，绝少人烟的原始状况”。
清中期，东北地区由长期封禁转为开禁，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土地开发。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东北地区100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对东北开发过程中的人文驱动机制进行了详尽分析。由于项目负责人、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宇赴台进行学术交流，他通过电子邮件给记者提供了他与同事李为、宋玉祥合作的这项研究成果。
研究表明，清代向东北地区移民垦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人口急速增长，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
清代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经过“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康乾盛世，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达到41280余万，“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高的人口统计数”。在当时条件下养活一个人大约需要4亩耕地。而根据资料，1851年（咸丰元年），人均耕地仅有1.78亩，“闯关东”也就成了距东北地区较近的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省处于饥寒界限以下的广大农民寻找生存出路的重要途径。
清代开禁东北的另一个原因是连年的大灾荒。有清一代，“北方省区几乎是无年不灾，无处不灾，灾害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为世界所罕有，其中黄河中下游尤为突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经济的大破坏和人口逃亡。此外，捻军、太平军与清军在山东多次交战，战火烧得山东“大半糜烂”。
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蜂涌“闯关”，局面已无法控制，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于是奏请朝廷“开关”，他在奏折中说：“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弩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自此，清廷不得不打开封禁200多年的关门。
进入东北的流民以山东为最多，以致有人戏称东北为山东的殖民地。据推断，整个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有700万至800万人之多。
开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民实边”，巩固边防。沙俄对东北早有觊觎之心，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不断蚕食鲸吞东北领土，在外力侵逼形势之下，1897年，东北全区开禁。汉民族大量移民东北，成为巩固东北边防的最强的力量。
民国时期，关内大批农民继续迁入，同时执政当局也采取了大量鼓励移民垦荒的措施，东北地区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耕地面积迅速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依然是全国开荒的重点地区，1949年到2000年共增加耕地面积491.3万hm2。
张平宇项目组根据2000年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得出的结果表明，东北地区耕地3697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9.99%；林地5000万hm2，占40.26%；草地面积2409万hm2，占19.40%。
从1900年至2000年，东北人口由700多万增至1.3亿，增长了14倍。人口增长带来了生活、生产需求量的增长，在农业社会则集中表现为对大自然的索取，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大量的森林植被遭破坏。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耕地面积持续增加，主要是三江平原沼泽湿地被大量开垦为耕地，湿地锐减；牡丹江、黑河地区大量林地被辟为耕地；天然林地减少，人工林地增加；西部草地被大量开垦为耕地，草场退化严重，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退化加剧，一些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
学者赵冈指出：“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大范围的人口移动。生态被破坏后，农业生产力降低，人们便向生态环境完好、生产力高的地区移动。人口移动不但是生态变动的结果，也可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原因，两者互为因果。”
[科学时报]
“土地与文明”——利弊得失说“土改”
土地是人类生身立命之本，是与人类生存关系最密切的自然资源。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土地问题便成了人类社会的主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农业经营的方式自古至今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井田制”、“开阡陌”、“天朝田亩制度”、“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历朝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制度的改动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都因其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被载入史册。
不断推进的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与人类生存关系最密切的自然资源。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土地问题便成了人类社会的主题。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莫不与土地有关。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土地所有权一直沿着“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这样一条曲线在摇摆，集中与分散成了中国土地产权的主要变更形式。他说，土地的集中与分散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影响关系十分重大，土地的兼并与扩散几乎成了改朝换代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土地产权分散与集中的任务，但建国后的土地变革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土地产权变更。中国当代的土地变革是一场公有制下的土地分散，与过去封建王朝时期私有制下的土地产权分散不同。在这种制度下，半个多世纪过去，土地既没有分散到个人也没有集中到个人。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国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无限期提供给用地者，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
1979年中国开始以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或向中外合资企业收取场地使用费。土地使用权可作为合资企业的中方合营者的投资股本。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1986年，国家通过了《土地管理法》，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在使用权上，变过去无偿、无限期使用为有偿、有限期使用，使其真正按照其商品的属性进入市场。
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
同年12月，深圳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这是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打破了土地长期无偿、无限期、无流动、单一行政手段的划拨制度，创立了以市场手段配置土地的新制度。
1990年5月，国务院允许外商进入大陆房地产市场，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和相应的有关文件，这标志着中国的土地市场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从而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
中国土地制度的利与弊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产权运动并没有在所有制上向分散方向演进，土地产权的高度集中程度甚至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实行土地农户所有的国家有较大的区别。所以，新中国成立的土地制度不可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
有经济学者指出，这种土地制度会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其局限性，不利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即将发生的深刻而全面的城乡变迁，对这种主要基于公平原则，而不是效率原则的土地制度，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美国经济学者文贯中说，中国有人少地多的农村地区，也有大量的人多地少的地区。所以，在人均土地面积方面本身就十分的不公和不平。他指出，在土地农户所有制的制度下，农民在地区之间的迁移与当地政府无关。只要有人愿意出售或出租其土地，同时有人愿意购入或承租，不管此人是否属于该地区，他及他的家属便可迁入该地区，使用购入或承租的土地。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土地法和土地制度下，地少人多地区的农民并不能随便移往地多人少的地区承包土地。
《土地法》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文贯中直言，这种对农民在本社区之外承包土地的限制，事实上是对他们迁居的限制，不利于劳动力的流转，不利于全国性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成熟。
仲大军分析说，这样一种土地所有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影响。其最大优点是，可以在心理上满足一种政治要求，即满足农民的均田要求，并可满足平等的人格理想。正是这样一种公田制度，中国社会获得了极大的民众凝聚力。另外，土地公有制有利于国家实施大型工程征地。
“但这种制度也有其缺点，那便是土地资源利用率低，生态破坏严重。经济学中有个‘公地悲剧’说，意思就是公共土地被过度使用，造成土地退化和破坏。‘公地悲剧’在中国造成的弊端主要是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农村的低效率，农民消极怠工，以致最后放弃人民公社，都证明了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仲大军接着说。
记者通过资料了解到，“公地悲剧”在中国还使土地退化严重，国土资源大量流失，生态环境恶化。内蒙古的大片沙漠是北京今天沙尘的主要发源地。过度的放牧使这片原本青绿的草原变成了如今干旱的荒原。
有文章曾指出，假如这些土地是农牧民自己的，放牧便会量力而行，中国的荒漠化也不会如此迅速蔓延。
“公地悲剧”还表现在农村建设用地严重浪费方面。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显示，1996年，村镇居民占用地已扩展到1645万公顷，人均宅基地已达182平方米，为1985年用地面积的两倍多，并远远超过各省政府规定的标准。许多举家外出打工并长年在外居住的农民仍然在家乡保存着老房子，空置的住宅比比皆是。
仲大军分析，公地制度不仅有以上问题，另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弊端。公共财产在公地制度下成了某些腐败分子大肆攫取的对象，为腐败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利益的驱动，致使土地滥用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土地工业用途中的高额差价，获取高额利润，将大量的农耕用转为他用，这是目前我国土地公有制面临的较大问题。他说，土地是免费的，资源的破坏是没有人负责的，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要把耕地保护好，并且要永久性的保护。
新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50年～1952年
土地农民私有制。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时，中国农村完全消除了地主占有制，所有农民都变成了自耕农，中国农村真正建立起了自耕农制度。
1950年起进行的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到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土改结束。
1953年～1956年
在保留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旨在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掀起大办农业合作社热潮。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做法是：在允许社员有小块自留土地的情况下，社员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获得土地收益。
1958年～1978年 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
1958年11月初， 全国共有人民公社26572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1％。
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由农民自发兴起的包干到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普遍推行，到1983年，全国农村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比重高达95%以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1979年至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公有，由农户家庭经营。
[科学时报]
“土地与文明”——文明中的土地创伤
对于人类，两千多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而对于土地，沧海桑田，千年只如白驹过隙
人类挥起铁锄的刹那，其无尽的索取与土地之间，就不可逆转地开始了彼此的伤害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这是我们集体低头看大地——人类文明承载者的时刻。
审视人类与土地关系，有学者判定，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审视，将不得不以全球性的人口困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为背景，不得不考虑人口、生态、资源困境对社会发展的强制约束，不得不考虑这些困境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的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农耕文明的盛宴
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自主性提高为标志的。文明与土地的作用，历史地理学者认为分三段：新旧石器时代、农耕文明、工业文明。
旧时器、新石器时代，手持简陋工具的人类对土地的影响很微弱，整个地球上的人口数量稀少，犹如襁褓中的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是无助且微弱的索取。即使到了以狩猎和农业同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新时器时代，人类开始改变生活方式，从原来的迁徙流动，逐渐停留在一方土地传宗接代，开始长期对一片土地施加影响，但由于工具的简陋，人类的最大愿望也仅仅是祈求土地的给予能够更慷慨。
铁质工具出现后，锋利的铁锄落向坚实的土地，正式拉开了人类影响自然、塑造土地的农耕文明的大幕。
以定居为主要表象的农耕文明，在技术的支持下，使大面积开荒垦田成为人类繁衍的一个强力后盾。
以此为背景人口、土地、灾难、战乱、王朝更迭形成了一套基本维持了生态正常运转的复杂系统：人口增长，开荒垦田；人类社会的不稳定，战争随之而来，政局动荡导致灾荒加剧，人口锐减；抛荒迁移，土地得到适当的喘息之机。
俯拾即是的例子，在初中课本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例如，汉武帝率先开垦河套地区，移民10万。随之整个黄河流域均成为开发对象。这期间，耕地面积骤增，公元元年左右可能已经达到5亿多亩。人口也飞速增长，到公元初年，达到近6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但紧接着的战乱与朝代更替，迅速平息了这次人口带来的土地危机。晋朝统一全国时，史载人口只有1600多万。大量农田荒芜，土地得到喘息，也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获得了一个休养的机会。
但不是每一处都可以恢复，诸如罗布泊、毛乌素等地，人类施加的作用不但改变了这些地区的风貌，甚至导致土地荒漠化。在历史和地理的大背景下，楼兰古国、统万城等只是一个个极端的个案。从广阔的大土地的角度看，这时人类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其实已经显现。
工业文明捉襟见肘
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土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掠夺。人口、大工业化成为这个时期土地身上承受的两座大山。
农耕文明的最后一次盛宴就是借助工业势力痛快地宰割了东北三省，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当年未设省府，仅三位将军节制，清末人口压力骤增，政治衰退，外强窥伺，清王朝不得不开闸放人，农耕风暴迅速席卷大片黑土，直到内蒙古草原。这是一次触目惊心的变化。
如今，人口逐渐成为中国谈论任何资源问题、生态问题都迈不过的一个坎儿。百多年内人口翻了三番不止，人口增加、生产力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类对土地的诉求空前猛涨，工业文明几乎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上，对土地造成的创伤是毁灭性的。
一组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近20年来中国土地沙化面积，平均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区域面积。如果按照《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所确立的定义，则中国荒漠化的土地面积高达28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近1/3。
民国年间，被开垦的土地有15亿亩左右，已经达到中国可开发土地的上限。
一方面，可供开垦的土地早已丧失殆尽；另一方面，人口持续增长，生活水平需要提高，都要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加以索取。这就导致了人类与土地之间生生相息的关系逆转为彼此伤害。
可持续发展的救赎
中国目前全部土地资源生产(每年的生物生产量)约32亿吨干物质，包括近8千亿斤粮食。据中国科学院专家在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国情研究报告》，中国合理的人口承载量为9．5亿人。中国土地资源潜在的自然生产力(最大的每年生物生产量)约72．6亿吨干物质，按温饱标准计算，其理论最大人口承载能力约为15亿～16亿人口。在严格控制人口条件下，到2030年，中国人口可能达到或接近这个承载极限。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刘东生院士认为，从现在的记录看，人类全球变化应该是一种加速了的全球变化，我们正处于可能出现的两个情景中间。这就是我们从干旱化和风力作用中所认识到的地质全球变化的情景，它是一种放大了的人类全球变化——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含有人类活动的全球变化。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其速度和规模取得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倡导的循环经济与节约型经济都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目标不但要使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源可用，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好的环境，有可利用的资源。
西方世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可持续、和谐发展概念，而我国到80年代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国情研究第一号报告《生存与发展》在分析中国的基本国情、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之后指出，中国不得不寻求一种与外国完全不同的现代发展模式。这种判断为后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而如何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则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的一个难点。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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