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和未来前景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１９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２０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看法，但２１世纪为什麽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是什麽？对此问题的回答则是见仁见智．我们认为促成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除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外，最基本的条件是人的（民族的）实力和＂天运＂，用中国传统的观点概括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所谓人的实力和优势，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天然机制――匮乏、饥馑、瘟疫、战争、天灾、人祸――逐渐消弱，而工业社会促进人口增长的社会和科技手段不断涌现，使全球出现人口膨胀、粮食危机、资源短缺的严重恐慌，人口负担成为国家贫弱的直接原因而被世人诟病。中国也为此实行了极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从国际竞争和大国战略的角度看，人多并非是坏事。从西方近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到当代经济学的巅峰人物哈耶克（杨小凯语）对人口增长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条件都有过详细论述和热情赞誉，边际主义和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瓦尔拉斯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说得更直接：“如果一个社会首先注意扩大资本，其人口就可以做无限制的增加，但如果不首先扩大资本，就注定要受到穷困和饥荒”（《纯粹经济学要义》第４１３页）。所以一个民族的强大和富裕与否，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在普遍匮乏的计划经济和消费短缺的环境下，人多、生产力低下、导致人均ＧＤＰ落后，自然不是好事，但在告别短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多、劳动力储备充足，单位劳动成本具有竞争力，再通过教育培训手段提高人口的文化和劳动素质，则人多就是一个国家保持强大和一个民族走向繁荣振兴的先决条件。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大国的政治博弈中，中华民族要立于不败之地靠的是什麽？中华民族的最大实力是什麽？１８１７年大卫。李嘉图完善了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成本”理论，中国由于劳动人口多，工资低，（劳动收入约占产品总收入的３／４），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具有长期的、巨大的比较优势，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各先进国家压中国货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９３３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比较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竞争的“资源禀赋”理论。就资源禀赋而言，中华民族有七到十亿巨大的生活于农村的，尚未进入工业文明的优质人口资源和劳力资源，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竞争潜力和尚待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开发的雄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在一两代人之间被唤起，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的前景将不可限量。

最近，宁夏小学生马燕的日记轰动欧洲，这是一个偶然被欧洲人发现的案例，它是一个非常想上学而由于贫穷几次辍学的小学生的心声，像马燕这样的孩子在中国农村何止千万，如果她（他）们能像先进国家的儿童一样享受到起码的九年义务教育或更高的教育，使她（他）们能和先进国家的劳动人口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华民族的振兴谁能阻挡？！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国民义务教育法比中国早颁布一个世纪左右；中国当今的教育投入只占ＧＤＰ的２％，居世界倒数第几位，这就是中国的巨大差距，是素有礼仪之邦、产生过世界最大教育家孔子和有悠久的全民重教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耻辱。面对如此差距，我们怎能不奋起直追。

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天运”条件，不是什麽神秘莫测的谶语，而是人类用以解释过去、预测未来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气候、天象等的方法论手段，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些宏观动力和复杂系统内、外生变量相互作用的周期性结果。

以经济周期而论，中国经济自文革结束以来已经历了多次短期的“基钦周期”和中期的“朱拉尔－希克斯－江恩周期”的波动，并且跨越了２０年的“库兹涅茨－贝纳周期”继续向上运行，以至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经济突破二十年持续增长的大限，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正在运行一个３０－３４年的“司马迁－艾略特周期”，如果这一周期能平稳度过，中国经济将继续运行一个跨度为５０－６０年的更加波澜壮阔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周期在经济、政治和历史上将展现出一副更加壮丽的历史画卷，并留下一些影响深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事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重要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正好同现在正运行的６０年跨度的地球气候周期和以太阳系四颗巨行星地心汇聚的力矩效应引发的“准６０年天文周期”相契合，同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大国６０年崛起的模式也相契合，更不必说中华文化的６０年干支周期了。这些天体、季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周期的准同频共振能说是偶然的吗？能说是哪位神仙或伟人可以左右的吗？用现代科学的话语系统也无法解释，这种综合效应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天运”来解释，正所谓“天道使然”。

如果用更宏观的眼光和更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来看待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走势，可以用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提供的尺度来衡量，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中华民族现在所处的历史坐标的位置不正是在小变、中变、大变的起点和“大春时刻”吗？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ＷTＯ，中国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同世界各国在同一经济环境和经济规则下展开自由竞争，这是２１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优异表现，以及中华民族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爆发力，令世界为之震惊。这世纪之初的良好开端不正奠定了２１世纪“百年中变”的坚实基础吗？

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持续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在五百年前的明代盛极而衰，发展迟滞，而同时，以西方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在五百年前开始了一轮强劲扩张，迅速崛起，使世界格局为之大变。如今，西方工业文明经五百年运行，“物壮则老”，已显出疲态，进入“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经五百年“遭遇”、“冲突”（亨廷顿语），学习、吸收、借鉴、融汇，已开始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了。“五百载大变”，未来的五百年应是中华民族大有作为的时代。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天运”进入６０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之前，有一个不大为西方学者注意，但早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３０－３４年的“司马迁－艾略特周期”，中华文化中所谓“三十岁一小变”，“三十年河东，三是年河西”，说的就是这一周期。这一周期从中近期来看，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前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作为亚洲经济发展“雁阵”领头雁的日本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之交提前进入的经济衰退，都是这一周期振荡留下的历史轨迹。美国著名金融市场分析家罗伯特。希勒在其代表作《非理性繁荣》里也提到过美国２０世纪的两个３０年周期的大牛市，及其结束时的巨大杀伤力。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运行这一周期，其“见顶回落”或“转势”的“时间之窗”大约应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前后。在这一“时间之窗”中，中国经济可能会暂停持续快速增长，进行深刻调整。根据艾略特先生６５年前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刻划，这类调整会以两种形式展开：一种是强势调整。经济运行在高位振荡，结束调整后继续上行，对社会破坏力不大，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香港、台湾的表现。另一种是弱势调整。由于经济高度泡沫化，其破灭的杀伤力极大，是一种迅速向下的“之字型”调整，甚至可能将经济打回起点，这就是东盟一些国家所遭遇的沉重打击，以至于一些东盟国家领导人惊呼：三十年增长毁于一旦。更严重的则可引发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中国如果不能未雨绸缪，提早准备，在加快经济尤其是金融改革步伐的同时，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提前释放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能量，使社会在政－经结构良性互动的条件下实现此周期的强势调整，那末，中华民族可能就很难躲过这一周期“之字型”弱势调整的一劫，１９９７年后的东亚一些国家已提供了前车之鉴。

相反，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认识到这些规律和前人的经验教训，通过自己的智慧，带领中国走过这三十年周期调整的坎坷，那末，中国经济和社会就将继续向上运行到更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轨道上，这是真正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潮。西方的历史和经济史学家现在越来越爱用这一周期来分析、解释和预测人类历史的宏观走向，但他们如果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按中华文化的思维把气候周期、天象周期、干支周期、五运六气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地球物理和生态环境参数变化的相应周期因素都考虑在内，他们就会更自觉地运用这一工具认识历史和世界，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而中华民族在认清这一周期所驱动的宏大潮流和方向后，也应“有风驶满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展鸿图。

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比作大潮和乘船出海，借他吉言，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之初，正该是好风凭借力，“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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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8年后中国超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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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方生

　　能想像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吗？你或许会说这太久远了，何必去理会。但是政治家、大企业家拟定政策和策略时，往往须考虑30年、50年后的形势，据此制定的政策却会立即影响你我眼前生活。可见，50年后的世界谁主浮沉，一般人也不能不关心。

　　最近有专家指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年后将超越英、德，2015年胜过日本，2041年超出美国，到2050年中国GDP达44.45万亿美元，比美国的35.16万亿美元多26％。（1美元合1.75新元）

　　与此同时，印度飞速追赶，到2050年印度GDP是27.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排第四的日本，GDP只有6.67万亿美元。巴西和俄罗斯分别以6.07万亿美元和5.87万亿美元居第五和第六。

　　今日的世界经济首六强（即G7中的美日英德法意，由于加拿大仅占七强的3％，排除在外），到那时只有美、日挤进六强，欧洲四强全出局。

　　上述50年后经济强国大重组的情景，是高盛证券公司在10月1日发表的一份报告的要点。这幅未来情景，令许多人觉得难以置信。试想去年中国GDP才刚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1.2万亿美元），要在2050年突破44万亿美元，就意味着中国在48年间经济增长了36.7倍。

　　此外，根据报告，2050年首六强中，中印日三强是亚洲国家，GDP总和占六强的62.6％，而排名第七至第十的英德法意的GDP总和仅占世界十强的10％而已。

　　预测不可能完全准确

　　这表明今后数十年间，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将迅速从欧美国家转移到亚洲地区。叱咤风云200年的欧洲将被边缘化。难怪许多西方分析师要质疑这个报告是根据什么模式来推断。

　　报告的两名作者威尔逊和普鲁苏达曼透露，他们应用的综合模式，是结合人口的增减及老化、吸引投资步伐、生产力成长、资金流动、货币汇率的走势等综合计算出来的。

　　虽然考虑周详，但40多年的预测，是不可能完全准确的。有人指出，石油价格就是难以推测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因素。

　　威尔逊却不以为然，他指出，韩国在70年代经济刚要起飞，遇到了石油价格飞涨，但韩国工业化的进展并没有受阻。

　　再者，这套计算法也用历史数据来验证。两名作者以阿根廷、巴西、印度、韩国和香港等发展中经济体在1960年时的数字为起点，应用上述模式推算它们40年的发展，所得数据，和1960至2000年的实际数据非常相近，证明上述模式的精确度。

　　达到预测经济指标的先决条件

　　威尔逊说，中印巴俄四国要达到预测经济指标的先决条件是：开放的贸易、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以及不干扰或中断经济的平稳政治进程。整体精确度只要有七成准确，就有作为大趋势预测的参考价值。可以协助政治家和企业家拟定政策和策略。

　　报告中的经济数字乍看惊人，但现实世界早有先例。日本在1955年至1980年间，经济增长8倍。八十年代甚至有人预测日本会超越美国。没料到，后来日元汇率调高，造成股市和房市的泡沫经济，使日本经济停滞了10年。

　　报告中的模式也预测四个高成长国会逐渐调高汇率，50年后的汇价会高达3倍。不过却没有提出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或许也可视为这份报告的缺憾之一。

作者：【cj 】发帖时间：2003-11-11 18:13:24

发言内容：调查显示中国人智商高但制度落后

英国一项全球调查发现，香港与日本、南韩等环太平洋地区，人口的平均智商，位列全球最高，平均智商高达一百零五，属比较聪明一族；而欧美人口的平均智商为一百，是第二聪明地域。中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的人智商很高，但是人均收入很低的原因，通常是因为这些地区实施社会主义体制等历史原因，影响了经济发展。 (chinesenewsnet.com)

星岛日报十一月十一日报道说，按智商指数，八十五至一百为一般水平，高于这个水平则可称为较聪明，低于有关水平则表示比较不聪明。 (chinesenewsnet.com)

北爱尔兰大学和芬兰坦佩雷大学的教授，对全球代表不同人口的六十个国家所作的非文字推理能力的调查显示，环太平洋地区国家具有最高智商，平均智商大约为一百零五。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chinesenewsnet.com)

第二聪明的人口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平均智商为一百。南亚、北非和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智商约为八十五。，而非洲西撒哈拉和加勒比地区的智商接近七十。 (chinesenewsnet.com)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了这项调查结果，指高智商的人口，能够掌握复杂技术，制造出全世界需要的产品，并发展诸如交通和电讯等有效的公共服务。同时，这些国家更可能培养出睿智的政治领导人，有效地管理国家经济。 (chinesenewsnet.com)

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心理学博士李美莹则解释，智商（ IQ）最主要是先天性及依靠幼年培养，很难有太大改变，一般市民以为「叻人」就是智商高乃错误的观念，因为技能和勤力等与智商的关系不大。但她指出，智商高的人会较容易学习新事情和适应新环境，可能因此有利创造繁荣的社会。 (chinesenewsnet.com)

《泰晤士报》的报道特别指出，按正常情况，一个地区人口的平均智商愈高，该地的繁荣程度愈高。 (chinesenewsnet.com)

文章援引北爱尔兰大学教授理查德•林的话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为二千四百美元（相等于一万八千七百二十港元）是因为共产党体制所致。不过，现在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他说；「可以预测，中国将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赶上欧洲和美国，成为新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

高盛专家“慰”言耸听：203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国

高盛公司全球高级经济学家威尔逊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指出，资源自给自足并不是核心问题；资源问题可以随著资本积累和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未来4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在2039年超过美国。高盛下属的全球经济研究部上个月出版的《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书中，做出如此预测。

这份研究报告中分析的主要问题包括──世界经济在50年内将如何发展？谁将最有机会从中受益？这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负责人、高盛常驻纽约的全球高级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威尔逊(DominicWilson)本周二(2月17日)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对中国的预测)结果让我们都感到惊讶！”

他同时向本报分析，资源问题可以随著资本积累和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受制于目前石油、煤炭和电力等能源缺乏的困境。

BRICs改变世界格局

威尔逊去年末主笔撰写的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展望2050年》的报告，在全球曾引起很大反响。在这份报告中，他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英文简称BRICs)作为经济实体，将在2050年前超过西方发达六国(简称“G6”，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

在《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的研究中，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运用最新的人口统计预测、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增长模型，得出了BRICs直到20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GDP)增长率、人均收入和货币存量变化的模型，并探讨了对G6的相关长期预测。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一切正常，在不久的未来，BRICs可能成为全球支出的一个新的重要来源。威尔逊指出，以美元计算，尽管目前BRICs经济规模还不到G6的15%，但在40年内，可能超过G6；到2025年，他们将达到G6规模的一半；在2050年，目前的G6中，只有美国和日本可能位于世界六大经济体之列。

BRICs的经济增长强势还将引起全球需求格局的变化。威尔逊认为，最早在2009年，来自BRICs的美元支出的年增长量就将超过G6，并超过目前水平的两倍；到2025年，来自BRICs的美元支出的年增长量将达到G6的两倍，到2050年将为4倍。

由于研究年份跨度近50年，威尔逊强调，这些预测需要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在他看来，要达到预测目标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体系、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以及高水准的教育作为基本保障。由于每一个国家在保持经济正常发展方面都面临巨大的挑战，预测很有可能随著条件的缺失和不充分而不会实现。

资源不是问题

在这项对未来50年全球经济状况所展开的研究中，高盛全球经济学家将人口统计预测、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增长模型作为理论基石，并将人口、劳动力和技术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主要因素，但能源因素却不在考虑之列。而中国自2003年年末就开始面临石油、煤炭和电力等资源缺乏的困境。当《财经时报》问及能源瓶颈会否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时，威尔逊表示：“这不是主要因素，资源问题可以随著资本积累和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按照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资源情况不在考虑之列。”

他向《财经时报》举例，韩国和日本都不是资源自给自足的国家，但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资源自给自足并不是核心问题，而且拥有自己的资源也并非是强势。

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巴西和俄罗斯的前景令威尔逊担心。他认为，俄罗斯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更多地依赖资源(譬如石油)等因素，而使更快的发展受到阻碍。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的研究成果还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从2003年的8.1%预测值降至5%；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增长率将降至3.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