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犯案暴露出的中国社会问题

　　顾雏军案发，使我们联系起俄罗斯尤克斯石油公司的霍多科夫斯基被抓，然后被判刑9年。中国和俄国近年里都开始对大企业家的不法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这一行动表明，中俄两国规范企业家和规范经济行为的时代正在拉开序幕。在企业资产规模上，顾雏军的企业王国可能比不上俄国霍多科夫斯基的尤克斯石油，但是这两个人各自在本国以及世界范围所产生的影响应当是一样的。两个人的命运可能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与大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虽然，中国的私有化程度没有俄罗斯那么大，私有企业规模没有俄罗斯的大，但顾雏军打造的格林柯尔系企业帝国，已经具有足以左右社会的力量，他的企业行为已具有榜样性和昭示性，并且与国家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策法规关系密切。如果国家不严格把关，顾氏的实践奇迹就可能对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的、经营的和政治的影响。

　　因此，无论是俄罗斯和中国，都出现了整肃大企业行为、纠正改革路线和政策偏差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在纠正企业家行为的时候，首先要纠正理论界的思想和政府行政部门的错误决策。

　　二、顾雏军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宏观环境

　　顾雏军所为反映了当前我国很多问题。概括起来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思考，一是企业家自身发展的问题，二是社会的法制环境问题，三是这些年我国改革的思想思路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没有社会的大背景，产生不了顾雏军，没有一批顾雏军和经济学者也产生不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所以说，顾雏军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产物。尽管他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但没有时代的舞台，他表演不出这么一场有声有色的悲喜剧。

　　先不讲顾雏军如何以资本玩家的角色巧取豪夺社会资产，先来看去年郎咸平发难之后中国社会的表现，譬如，一批学者和官员学者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顾雏军辩护？主要是郎咸平的批评击中了他们的“改革思路”，而顾雏军正是这一“改革思路”的实践者。他们怎能不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辩护！由此可以看出，顾雏军等一批资本玩家与当前我国的一批“主流学者”们关系多么密切。

　　是谁主张让企业家们这么“玩”？没有背后的理论基础，没有有关政府部门保驾护航，企业界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请看，不仅张维迎、周其仁等公开发话和写文章对郎咸平进行抨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企业研究所还在科龙20周年大庆的时刻，为顾雏军献上了一份《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经过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宏观背景的考察，认为“今天的科龙既是国家发展大环境、企业家的作用、独特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产物，更是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缩影”，并认为“体制层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科龙在格林柯尔接手后迅速扭亏为盈是成功的“战略性整顿”。有媒体评价说，此举可谓是顾雏军对郎咸平炮轰的直接驳斥。

　　总之，顾雏军入主科龙是“国退民进”改革思路的杰作。没有这一大的改革思路和具体政策，顾雏军式的收购兼并不会发生，也不会这么顺利。顾雏军是一员大将，他的这辆攻城掠地的战车，如果不是在背后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是不会这么迅速、轻易、四两拨千斤式地攫取这么多企业和资产的。

　　中国不是不能搞国退民进，但不是这么个搞法，以几亿元的资金迅速控制一百多亿元的资产，说漂亮了，是西方的资本运作，说不好听的，便是鲸吞虎攫，巧取豪夺。有人会说，不管公有还是私有，只要有经济效益就可以。但是，科龙电器停产的困境已经说明了这种“资本运做”存在着极大的经济风险，特别是带有掠夺和欺骗性质的收购兼并，对国民经济的损害更大。

　　在企业界，顾雏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倘若这样的人才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和政策下，他也许可以避免犯错或犯罪，但中国今天的这种状况，体制问题和改革思方法问题都可以导致公共利益和企业家资源的双损失。

　　三、知识界和某些官方研究机构需要进行检讨和反省

　　今天，顾氏这一“改革缩影”已经露出了马脚。通过事情的发展，逐渐看出了我我国理论界一些人思想的幼稚和浅薄。学者界在今天应该反思和检讨。就以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为例，看看他去年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那篇批郎咸平文章，语气是多么傲慢，那有一点务实求真的精神？好象不这样做就不能捍卫改革成果，就不能反击左倾之风。一个成熟的学者怎么能这样意气用事！

　　从80年代开始，这些人都是一批朝气蓬勃的改革者，但在今天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有些人还在义无返顾地朝着一个已经看出问题的方向进发，只能说明这些学者应该在名誉和成功的簇拥下好好学习点真知识了。

　　更引起社会愤怒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他在去年公开说出了这样的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见大军中心网站袁剑文章：《“张维迎现象”和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一个经济学教授说出这种话来，不能不说明其政治水平的低下和基本做人修养的欠缺。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化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已经如此尖锐，一个学者居然不懂得平衡各利益集团的矛盾，而干出挑拨离间的勾当来。这样的学者到底是改革的闯将，还是已经堕落成某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自己达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

　　翻开我国的古代经典《中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段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都有一个基本做人和做学问的准则，即尽量做到不偏不倚。而中国今天的学者，恰恰失去了这一传统和观念。

　　看看张维迎教授失态到什么程度：“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张维迎直接将对手（郎咸平）贬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到这个地步，张维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超越学术，而将争论直接变成一场赤裸裸的人身诋毁。”（见袁剑文章）。

　　当然，张教授行为的结果，是在互联网上招来了一边倒的更大规模的批判，用袁剑的话说就是其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对郎咸平的赞扬。这种现象已经说明：今天我国的一些学界精英已经走到与大众尖锐冲突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不应该警醒和反省吗？

　　我与张维迎教授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之所以这样直言不讳地写出来是为了他好。但愿张教授能正确理解我的批评。

　　四、中国的企业家也要反省，不要脱离人民！

　　企业家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强盛和富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拼杀，所以，在国内市场上练兵，在国际市场上搏击，已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任务。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在这些年的实践和锻炼中，涌现出一批企业购并和资本运作的优秀企业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家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要避免与权力做交易，不做权钱交易。第二，在现有的制度政策中不受空子的诱惑。第三，要尽量按中国的国情办事，不赶时髦。第四要谦虚谨慎，不骄傲自满。第五，在财富面前不要太贪婪。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有民主意识，尊重社会舆论和批评。

　　现在来看顾雏军，根本的问题是野心过大和过于自恃，香港学者一个批评，就坐不住了，立即将其告上法庭。郎咸平揭露的也不只是顾雏军一个企业，还有TCL和青岛海尔，李东生和张瑞敏对学者的异议都采取了低调处理，只有顾雏军做出了不容人说话的反映。

　　顾雏军看来是太霸道了，但是霸道的人往往有几种原因，一是心虚理亏，生怕漏馅，出了事要死死地捂住。二是报复心特强，容不得批评。在这一点上，顾雏军与珠海格力电器老总朱江洪有共同之处。但是，不幸的是，顾雏军步朱江洪的后尘，想用法律手段堵住学者的嘴，但没有朱江洪那么幸运。

　　恰恰是顾雏军强烈的反应，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愤怒和关注。纸是包不住火的，中国有句话叫欲盖弥彰，顾雏军诉郎咸平的做法恰好说明他被击中了痛处，恰好是他想抵挡这致命一击的下意识反应。

　　从这里可以看出企业家修养的重要性，顾雏军的例子值得中国企业家引以为戒。中国企业家到底要有什么样的道德修养？不要认为朱江洪靠着地方法院的保护打官司打赢了，顾也跟着模仿。朱江洪即使暂时打赢官司（此案还未完结，最后还要在最高法院解决），也惹起社会众怒，声名狼藉。

　　郎咸平幸亏在香港，如果也是在国内的话，恐怕顾雏军这一招真能奏效。当前我国的一些地方司法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大资本的打手和保镖工具。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企业家愿意与权力相结合的原因。

　　但是，这样做就埋下了我国企业家的真正悲剧：与权力过从甚密而导致的问题。看看当今的企业家们，如果真正追究起来，哪个能逃脱清白？这是中国企业家最大的不幸：缺乏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保障，缺乏规范的市场规则，缺少民主法治的思想意识。

　　五、公共资产流失与经济损失有多大？

　　郎咸平将格林柯尔在中国的攻城掠地称做“国退民进中的一场盛筵”，有人认为，反正肉都烂在锅里，国有资产流到私人手中照样可以发挥效益，创造财富，照样增长GDP。但是，科龙电器和美菱电器等格林柯尔系企业今天的惨状却说明：不正当的资产整合和动机决难产生好的国民经济效益。

　　顾雏军行为的后果表明，这一场兼并收购游戏，除了是在浪费交易成本，糟蹋企业资源，玩资本控制的杠杆游戏，没有一点正效应。证监会的调查报告很快即将公布，届时人们可以知道顾雏军象蛀虫式的捞取公共资产的行为。到目前为止，科龙电器的损失有多大？顾雏军和所谓的资本玩家们是在给中国做贡献，还是在糟蹋中国经济？

　　六、美菱集团收回美菱电器的股份意味着什么？

　　今天，当顾雏军给美菱集团承诺的美好愿景已成为泡影时，美菱集团又要收回当年自己卖出去的股份了，那么我们要问：美菱集团当年为什么要退出美菱电器？退出后的结果又怎么样？这些年里，在国退民进的大潮夹裹之下，有多少国有资产遭遇美菱电器的命运？顾雏军的问题是暴露出来了，那些没暴露出的案例又有多少？因此，人们有理由质疑“国退民进”的结果。

　　尽管这样，一些学者仍然在散布着荒谬的理论，正是这些谬论，导致了“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思路。譬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汪康懋教授认为，近年来很多企业家出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缺乏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我就不明白到底怎么激励，非要把资产都给他个人才算激励？顾雏军拿到的够多了吧，年薪600万，以区区几个亿控制上百亿，这一机制的激励作用够大了吧？但他把企业搞成什么样了？对于那些贪欲象无底洞的企业家，你再激励又有什么用？

　　七、国企改革的制度障碍是什么？

　　这些年里，中国一直在国企产权问题上坐立不安，在一些经济学者和一些腐败官员的鼓动下，掀起了一股瓜分国有资产和公共资产的浪潮，一些人把私有化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好象除了私有化，国企就不可救药了。

　　事情真得这样吗？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难道仅仅是产权问题吗？有没有从管理制度上找问题？国有企业顾名思义就是大家伙的企业，就要实行民主参与和民主管理，但现在的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起作用吗？工会起作用吗？中国社会有民主氛围吗？统统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在这么一种政治体制下国有企业能搞好吗？

　　即使卖国有资产也要有企业各方参与，但在一个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职工有发言的权利吗？在统统由企业官僚说了算的情况下，企业的产权交易能合理、能公平吗？贱卖和流失能没可能吗？社会能没有理由怀疑、质疑吗？这就是当前我国的根本问题。

　　顾雏军案例已经使中国的问题露出了冰山的一角，瓜分公共资产的浪潮可以休矣！但政治制度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还要继续警惕骗子，警惕权钱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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