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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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5-08-21
文/吴思
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认为彭德怀说的都是实情，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说他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违心地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黎洪讲得很清楚：个人甚至整个编委会的反对言论将给个人和报社引来灭顶之灾。实际上他也写道，有一个编委不听他的劝告，忍不住在外边说了些话，对批判彭德怀表示怀疑，结果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想，那90%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即使他们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一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彭德怀在庐山的遭遇是一种标志。这个标志表明：响应公开的号召，按照党性原则说真话，讲出亿万人正在因政策失误陷入饥荒的真相，已经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违背禁令的结果，就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劳像彭德怀那么高，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与此相反，违背党性原则去奉承最高领导，说他是正确的，将他的胡作非为吹捧为英明伟大，不仅毫无危险，还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这个标志的这种含义是得不到公开正式的表达的，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真实的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当然，为了纸上写的漂亮原则敢于以死相拼，敢于将自己的脑袋磕碎在巨石上，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圣人，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为了自己不是圣人而责备自己甚至痛骂自己。真正应该责备的倒是那些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的人。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以道德的是非标准评判，林彪的这些话很没有廉耻。但是按照真假的标准判断，林彪是否说出了一种真相呢？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潜规则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的东西：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每个参与者都采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格局，尽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
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收拾彭德怀的时候，最高领袖决心已定。他要踢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在个人专制的体制下，他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这时候，无论是黎洪还是比他的地位高得多的中央委员们，合理的应对策略是不当绊脚石，因为绊脚石将被踢入监狱或劳改场。林彪的对策更进一步，他积极主动地帮助最高领袖清除驾前的绊脚石。他在庐山上当面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权力的欢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怀，于庐山会议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从个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如果我们跳出道德评判的圈子，把这当作一局棋来评论，显然各方的应对都是有道理的，但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林彪的选择比黎洪的选择更积极主动，因此也更胜一筹。相反，永远坚持真理的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的党性原则，则是一种注定被淘汰的自杀策略。当年宋襄公不肯向正在渡江的敌军发动进攻，渡江完成之后又不肯向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以为这样的策略不道德，毛泽东对这种以道德操守为核心的策略嗤之以鼻，说那是蠢猪的道德。林彪用“书呆子”这个词代替了“蠢猪”，不愧为毛泽东的爱将。不喜欢林彪是可以理解的，把林彪看成一个傻蛋则万万不可。正统党史一直希望人们把林彪当成一个反面教员，的确，在这位反面教员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出乎意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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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秦城监狱
始建于1958年、1960年起用，直属中国公安部13局、专门关押高层囚犯的特殊监狱（1967—1972中的6年由北京市公安局管理）。是1983年监狱、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后公安部保留的少数几个关押特务、间谍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的监狱之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北燕山脚下，东邻秦城村和象房村，西邻麻峪村和坟地村，前邻京密引水渠，后邻燕山山脉凤凰岭下。占地面积368亩，总建筑面积57900平方米。是1950苏联援建的157个项目之一；由苏联专家设计。
共盖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却为甲、乙、丙、丁——采取纯中国方式。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供放风用的空地。监室面积有20平米左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1967年为适应“文革”中日益增多的犯人关押需要，又仿照以前设计加盖了二幢监舍，排号顺延为戊、巳。仍然人满为患。新建牢房为钢筋水泥结构，监室5—10平米不等，盥洗台和便池同处一室；便池是蹲式。牢门为双层：外面的一层为铁门，里面的一层为木门。门上除安装了监视孔外，下方还有一四方形活动小门用以送水送饭。
监狱围墙高5米、设电网，有三重大铁门。整个监狱院内被分为三个区域：即监狱区（其中分高级监狱区与低级监狱区）、管理工作区、监管人员及家属生活居住区。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按规定严格分开：办案人员只处理案情，被习惯地称为“专案组”；是文革时的称呼。人员是由中组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派人组成，后来由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公安、检察、司法三家联合派人组成。监管人员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和被羁押者的名字。有名有姓的犯人，到了这里，都被用代号取代了。代号是一串数码组成的数码。数码分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中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1969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顺序是该年度第一人。管理人员则只剩下职责分工的称呼，如“管理员”、“看守”、“监狱长”等等。
最先被用于关押国共内战时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随着逐批大赦，到1975年最后一批离开为止已不再有战犯留存。随后陆续关进了来自“革命阵营”内部、被视为有通敌、叛变或重大国际背景的异己分子，或某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如“胡风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彭真、刘仁叛徒集团”主要成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及中共建政以来历次党内斗争的被整肃对象。其中党内职位最高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如王洪文、张春桥；行政职务最高者有政府副总理、部长、省长，如陆定一、彭真、薄一波等；军衔及军内职务最高的有大将、总参谋长，如罗瑞卿、黄永胜等。另外还有一批特殊人物，那就是位卑权重的中共中央领袖“秘书族”，如陈伯达、师哲、李锐、戚本禹和鲍彤。从最低职位来说，至少也在处级以上。1980年代末头一次容纳了政治见解不同的普通学生和各式知识界文化界人物。
按不同级别，犯人享有“单独囚禁”与“集体囚禁”两种待遇。伙食定量为32斤。每月的伙食费（按1990年代物价水平）高级囚犯每人在120元左右；低级囚犯每人仅在30元左右。一日三餐（星期天与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在低级监区，犯人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送。正餐内容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时兴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汤则是名副其实的“涮锅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与一块拇指大的咸菜疙瘩。在高级监区，则备有统一饭盒，不使用送饭窗口，而是开门配送。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李敦白语）。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监狱每天对犯人供开水三次，每次一杯。发放的大瓷缸就是给他们储水用的。
犯人每天早上七点听哨音起床，晚上九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被褥是薄薄的士兵用褥。低级囚室则用稻草垫铺。晚上睡觉不能熄灯，手不准放在被子里面，不准背对监视孔侧卧。否则，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叫醒，并受到训斥。此外还有不准损坏公物，不准在墙上乱写乱划，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唱歌，不准背对监室的门之类的规定。
由于这里关押“犯人”的级别、特殊地位，按照对“知密犯”实行隔离管理的规定，对他们实行单独放风制度。
荒诞的是，文革的整肃者和他们的猎物都关到了这里：黄克诚、严慰冰（99号监室，6707）、万里、刘仁、林枫、王光美、周扬、袁庚、贾若瑜、王任重、穆欣、矫玉山、王广宇、吴法宪、邱会作、陈励耘、江青、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徐静贤、王秀珍；严佑民、叶浅予、黄苗子、夏衍、丁玲夫妇、陈里宁、姜椿芳、绿原、孙冶方、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陈真仁、孙维世（100号监室）、金敬迈、爱泼斯坦、陈学诗、刘景范、刘诗昆等。
文革中折磨犯人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有罚站、不给犯人喝水、打骂，坐“喷汽式飞机”。受惩罚的犯人还会被戴上镣铐，最严酷的是背铐。秦城监狱建设者、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就被戴上过这种镣铐。许多人在那段时间内致疯、致残、致死。1972年因毛泽东指示而基本制止。
（参考资料：《秦城监狱是个什么样子》，“BT俱乐部”B.K
2004-06-10；《揭秘尘封岁月档案——讲述秦城监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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