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中国扩大内需来减少中国的高额储蓄，减轻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是美国对华经济对话中的新思路，但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美国如何抵挡追求短期的“政绩”诱惑

　　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闭幕了，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双方广泛讨论了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两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与纺织品谈判中的僵硬、蛮横相比，美方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的“通情达理”，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

　　在最引人注目的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方在会谈中没有采取如同某些人所希望的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方针，而是赞同“选择汇率制度属于一国主权行为”的说法，并盛赞7月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指责试图因为汇率问题而惩罚中国的法案是“一种考虑不当的法案”，尽管它们确实获得了一些支持。不仅如此，在此次会议中，美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改革、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也颇为可取。

　　看来，美国在对华经济对话中部分采取了新路线，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诱导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减少中国的高额国民储蓄，进而减轻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进一步减少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

　　美方财经高官此次中国之行前夕，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蒂姆·亚当斯(Tim Adams)曾将此次来华对话内容归纳为3个方面：第一，搜集相关信息，拟定报告，决定是否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以获取不正当贸易优势的国家行列；第二，“与中国人合作，以便使他们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更强调消费和内需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美国的金融服务公司在这种发展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上述3项议题中，美方更加强调了第二、三两项。

　　毫无疑问，不考虑美方的自利动机，单纯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来看，美方提出的上述议题颇为合理，因为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与社会的普遍共识，在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就赫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就此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经济政策协调。然而，美方上述策略要想成功，仍然面临多项重大障碍，其中以下两项障碍颇为突出：首先，美国对外政策具有浓烈的“竞选导向”，追求短期的“政绩”，而中国向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时间，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协调面临“期限错配”问题。

　　中国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疲软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内收入分配失衡和社会保障体系缺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然而，即使不遇到掣肘，上述策略实施并取得成效也需要相当的时间，何况调节收入分配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阶层千方百计的抗拒呢！

　　其次，在实施上述策略时，美方可能会遇到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政策目标冲突，亦即中方为实施上述调整所要采取的某些政策，可能与美方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要求相抵触。在中美经济、政治交往过程中，这种由美方自己造成的政策目标冲突早已屡见不鲜；未来为了改善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且不提中国要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必定会与美方对中国“体制改革”的说教发生冲突，就是一些“纯粹”的经济政策取向，势必也与美方在经济上的某些短期目标相悖。

　　是毫不动摇地追求长远利益，还是屈从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摇摆不定，美国面临考验。从以往的行为记录来看，由于美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成员，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盲目追求单方面强加于人，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追求短期效应对美国政府始终有着“挡不住的诱惑”。

　　这一次中美经济对话结果尚称可取，但双方在对话中达成的共识能否落实、如何落实，仍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过分乐观。至少，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就不宜指望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能够很快解决。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