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末岁尾盘点之时，一年内国内外关乎科教的大事小事虽渐渐远去，但细细琢磨才觉得振奋人心与忧虑踌躇兼在心中。振奋人心之事如自主创新呼声愈来愈高、中国航天跨越等，忧虑踌躇之事如自然灾害、矿难频发、能源紧缺等，所有这一切与中国社会发展深深交融并影响未来，促使我们回望2005，梳理并总结科教界的发展脉络、人物事件、差距不足及对策措施。

回首2005年，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尽管还没有官方的准确统计，但从频频见诸报端以及来自《科学》、《自然》、《细胞》等顶尖国际期刊的报道来看，中国科学家可谓收获颇丰。不过，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尽管我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但截至2005年末，我国尚没有一个学科的论文的篇均被引用次数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管理矛盾慢慢凸显

“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做一点儿二流的研究工作，却拿走不少于100万元的一流年薪……”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外籍院士曾这样向记者描述这些年来他所关注的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全职教授的作风问题。他说，有的所谓全职教授，应当回来3个月，结果实际上只来1～2个星期，拿了钱就走，把学生一丢，自己出去玩，风气坏得不得了！

也许这位院士所说的是个别现象，但这种现象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某些大学或研究机构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以高薪从海外吸引高水平研究人员，似乎正在成为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夺取”学术制高点的法宝，不过由于管理不到位，一些矛盾和问题正在慢慢凸现。

2005年，不断有人在媒体或网络上质疑，为什么有的研究人员在国外能努力做出一流水平的工作，而在国内却“战绩”平平？道理其实很简单，也许这些人的水平本身并不很高，但却被“隆重”引进了，并给予极高的期待，重要的是在中国做一些二流或者三流的工作，更容易不费力气地“过关”，更有“安全感”。究其原因，恐怕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正是由于我们现行的管理制度不够规范、严格，才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基础研究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但是如果对引进的人才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并建立完备的考评机制的话，即使给予再优厚的待遇和经费支持，也很难想像会产生一流研究成果，更不用说期望从中产生世界级的科学家和科学大师了。

2005年12月初，经过3年筹建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也许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其中14名已经全时回国工作。

国际水平不是SCI说了算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经费持续增长，从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基础研究的主要产出是科研论文。然而，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来评价基础研究成果则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在2005年，SCI、EI等毫无例外地成为几乎每一所科研机构和大学考核、评价研究工作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研究者国际水平与国际影响力的标志。这又能怪谁？毕竟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能为众人所接受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且中国现行的同行评价的认可制度尚难服人。

中国科学院认识到，要将研究所提升至国际一流水平，需要听取国际专家对研究所功能和结构模式的建议。为此，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理论物理教授大卫·格罗斯应邀率领一批世界顶级科学家来到中国，对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国际评估。虽然没人否认国际评估的客观性和积极作用，但现在又有几个研究机构真正愿意或有胆量请国际“大腕”来评估自己的基础研究成果呢？毕竟，国际评估不能玩“虚”的。

科学进步并不是以文章的数量，而是以科学问题的解决来衡量的。虽然发表SCI论文数量的增加也是一件好事情，但不能以此为满足并将其成为一个绝对的衡量评价标准，而提高研究队伍的国际化水平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当前，很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仍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总体上还是跟踪性的，原始创新研究较少，同时有分量的成果十分有限。尽管我国科学家在国内外研究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但在新的科学概念和新的科学领域的提出、科学成果的最终总结上的贡献仍十分有限。

希望与风险同在

11月14日，国家“十五”攻关课题“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项目通过科技部组织的课题验收，宣布完成临床前研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评审部门，就人用禽流感疫苗召开新药申请特别审批程序研讨会，启动快速审批通道，批准该疫苗研制进入临床试验。研究者称，一旦决定生产，在经过128天的生产周期后，就可以制造出疫苗产品。这一消息确实令人“振奋”，在大流感即将来袭的警告给人以恐慌和不安后，人们发现，大流感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一片赞美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却被人们忽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进入临床试验并不等于它就是一个成功的疫苗。换句话说，“还不要高兴得太早”。且不说疫苗是否对有可能暴发的大流感真正具有针对性，仅从疫苗的研发历史来看，我们就能看到疫苗研究的风险所在。以艾滋病疫苗为例，至今虽然有多种艾滋病疫苗通过了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但还没有一个通过三期临床。有的艾滋病疫苗在一期临床或二期临床后便戛然“止步”。20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一种艾滋病疫苗被批准上市。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水平和能力，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毕竟过去了。中国人用禽流感疫苗快步跑入临床试验当然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疫苗研究希望与风险同在。中国的相关基础研究也应理性、冷静、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实力和处境，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才能开辟新的天地。(本报记者 潘锋)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