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2005年全球高奏的一曲主旋律。然而，回望即将过去的一年，灾难却有增无减。从袭击美国的飓风到南亚大地震，再到波及几大洲的禽流感，人们不禁要问：人与自然和谐了吗？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灾难依然笼罩着地球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任重而道远。
今年灾难缘何多？究其根源，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全球变暖“灼伤”地球村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环保组织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2005年将成为有史以来气候最糟糕的一年，因为气温比往年高，北极圈冰层融化比往年剧烈，大西洋飓风也比往年肆虐。今年还是亚马孙河流域几十年来最干燥的一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地球环境中心教授乔纳森·帕茨在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平缓发生的，而是表现为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增加。近年来，全世界热浪、风暴、洪水和干旱发生的次数明显增加，人们应该警惕气候变暖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特别是热浪和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和大规模传染病等。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气候变化监测小组负责人斯蒂芬·辛格说：“苏格兰的雪消失、意大利蜜蜂减少、西班牙农作物歉收、德国森林面积下降、英国海平面上升，这些都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征兆。”
那么，全球变暖谁之罪？研究证明有自然因素，更有人“祸”的作用。人类在过去几百年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消耗，造成污染物大量排放、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日趋恶化。全球变暖是人类亲手破坏与自然原有的和谐的结果。恩格斯曾忠告：千万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频繁的灾难，唤醒了人类的理性。人类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犹如毛和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005年人类向控制全球变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经过多年努力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2月正式生效，11月世界气候变化会议通过议定书执行规定，这意味着今后各国减排温室气体已有法可依。
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威胁人类未来生存的挑战，国际社会已表现出“必须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这一共同意愿。但如何把愿望转变为现实，如何通过公平、有效、各方都能接受的行动纲领，把公约落到实处，实非易事。国际社会在不断朝这一方向努力，有进展，也有分歧。
国际社会取得的基本共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贫困等问题。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最终要依靠技术，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
从海啸、地震、飓风，到禽流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然灾难发生的多样性和不可预知性在增加，破坏力也越来越大。正因如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重大危机应对能力的建设是当务之急。不少国家正在认真研究重大危机的规律，积极探索应对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避免重大危机的发生和尽可能减少重大危机造成的危害，并在危机中寻找机遇，促进发展。在全球化时代，重大危机应对也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共同的灾难促进了全球大合作。1月，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举行世界减灾会议，描绘未来10年减灾前景；3月，八国集团环境部长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解决非洲气候问题；9月，地球观测组织宣布将用10年时间建成全球观测系统；12月，参加世界气候变化会议的发达国家同意出资，用于今后两年多个全球环保项目的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是在受到破坏之后才被人类所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村是我们目前生活的唯一家园。解决像全球变暖这样世界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善待地球，共同保护人类的家园。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让我们共唱和谐之歌，祈祷灾难远离地球村。（刘军）
[新华网]
相关评论
天灾继续，人类质问不止
到12月26日，噩梦般的印度洋海啸离我们整整一年了。在2005年，天灾没有再为人类创下去年海啸所造成的29.5万这样令人屏息的死亡数字，然而它对人类的侵扰却从不会终止。2005年，它继续上演着生命的脆弱——
到2005年12月，洪灾在我国境内基本结束，据统计，共1247人因洪水而丧生。回顾2005年的灾难，人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其醒目。它对人类行为的质问也比往年更加严酷。
质问一：人类认识自身的有限性了吗？
在灾难面前，人反复被同一质问点醒，又常常无动于衷。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然灾害的出现一方面与地理、气象和生态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人祸加剧天灾已经不是新话题，但它每年持续上演，观众似乎总也看不够这样的惨剧，我们还在做着“征服自然”的美梦。
黑龙江200年不遇的洪水就是一例。它的剧情是，沙兰镇一所小学校遭遇灭顶之灾。一位防洪专家认为，上游6座小水电站的堤坝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连续倒下，使原本强度为100年一遇的洪水，因加剧作用变成了200年一遇。
沙兰镇把小学校建在了洼地上，从而加剧了灾难的后果。我们似乎可以心存侥幸地把它看成是一次“偶然”和“意外”。然而，类似偶然事件却时有发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偶然背后人类在认识上的必然动因。这样的事件在2005年不只一件，一位美国作家写到，所有住在新奥尔良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随时处在危险之中，但他们生活在这颗定时炸弹上不愿离去。
人类对地球空间的争夺由来已久，尽可能不荒废每一块可供人类开发的土地。目前，大城市空间日益拥挤，被迫向地下转移，很多人把地下空间的开发看成解决城市拥挤的“良药”。然而，灾害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地下空间的开发大大提高了地下洪灾对城市的威胁，他们同时也指出，绝大多数城市对这种威胁在精神上、设施上并没有充足的准备。
人口密度的增大更增加了灾难的危险。同样是九江地震，有人提出了为什么灾难在农村比在城市对生命的破坏性小得多的疑问。专家的解释是，因为农村人口稀少，便于疏散、躲避和逃离，而城市人口密度大、居住拥挤，除了随时会被倒塌的房屋殃及外，撤往安全地带的速度也被延缓。
专家田松说，过去尼罗河规律性泛滥，人们会提前躲避，泛滥过后再回来享受河水带来的肥沃土壤。在他看来，这是人类顺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的范例。而现在人们把河流用堤坝束缚起来，在堤坝之下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就紧张起来。当堤坝终于崩溃的时候，必然造成更大的灾难，而逃离和躲避也是耗费较大的奢侈行为。
质问二：灾难与贫困交集，谁该率先支付代价？
九江地震最让人惊心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地震“扮演”了豆腐渣工程的“检验者”。1.8万间倒塌的房屋，仅仅缘于一个5.7级的地震，我们不禁要问：有多少房屋是不必倒下的？天灾凸现人祸，比之“征服自然”的虚妄决心，比之“援救及时”的英雄事迹，在2005年天灾惨剧中，显得最不悲壮。
在豆腐渣工程的荒诞剧情面前，可供人讨论的更多是对“腐败”、对“体制”的种种思考。而在灾难的思考框架下，类似的经验提醒我们，灾难似乎更容易摧毁“贫困”和“弱势”的人群——他们的房屋最不结实、他们享受的设施最不完善、他们获得的援救最不及时……
还是那所洼地上的小学，有哪个富有或当权者会在那里建筑他们的豪宅？在洼地上的新奥尔良讲述着同样的故事。一位美国黑人认为，布什政府之所以救援迟缓是因为受灾的多是穷困的黑人。美国众议院黑人议员威廉·杰斐逊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穷人和黑人，他们就不会被留在新奥尔良。”
“征服自然”是人类共同的美梦，他们享受着征服所带来的“文明”的时候，也一直在支付着生命的代价。虽然弱势者和贫困者也享受了这种文明，但田松指出，他们占有的物质是最少的，而一旦灾难来临，他们则首当其冲，承受最大的后果。相反，那些从“征服自然”、从“豆腐渣”工程中受益最多的人，往往最迟受到自然的责罚。
天灾质问着人类的“公正”。
质问三：一个超越天灾的困惑
在很多好莱坞灾难片中，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在灾难来临前夕，在人类对决天灾前，主张预警和担心恐慌的两种力量，率先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对决，一场道义的对决。
2005年，穿插在天灾的阴影中的，是一系列全球性和国际性的减灾会议，在会议的种种纲领、计划的繁琐条款中，我们可以读到对灾难预报的呼声比往年更强烈。
从目前看，预报是减少灾难损失最有效的办法。据一位大气学家说，我国目前对台风的预测几乎可以做到无一遗漏。由于预报准确，遭遇同样强度的台风，死亡人数在1994年是1126人，在去年是164人。
然而，在地震这样预报成功率较低的灾难面前，预警与恐慌的抉择更让人左右为难。江西的一位地震工程师解释说，“如果仅仅凭某些异常现象就判断为地震的前兆，从而发布预报，有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灾难在毫无准备的人们头顶降临的时候，恐慌在人群中传播的时候，生命的损失同样不能避免。一群死难者，代替另一群死难者，预警与恐慌在这个层面上对决之惨烈，对所有的生者都是道义、良心和伦理的逼问——这种逼问超出了政策、措施，甚至超出了灾难本身。
其实在天灾面前，人并不是完全“无为”的，由于种种手段、措施的介入，在天灾中的死亡人数开始逐渐走低，而造价越来越高的城市，却使在灾难中的经济损失逐年上涨。人类的生活越来越昂贵，人类的安全越来越昂贵，天灾到底要让人类在生命上、在财富上支付多少才可以放过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像古老的尼罗河居民那样与天灾言和，但是在一个更高的生活质量上完成与自然的和谐？这不是2005年所能解答的。(本报记者 洪蔚)
[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