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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制造了中国版黄禹锡事件(图)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1-23

  

科技时代_南方周末:谁制造了中国版黄禹锡事件(图)
丘小庆激动地反驳对他造假的指控 姚远/图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实习生 马小六 饶德宏 发自成都

  在沉默了近半个月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授丘小庆终于开口说话,反击网络上称他为“中国版黄禹锡”的指控。

  2006年1月16日晚,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正式作出激烈回应,声称“这是明目张胆地对中国科学家的侮辱和中伤”。而引发事端的一封质疑其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的论文涉嫌造假的公开信,被他逐点批驳。

  事件源于2005年12月底的一封被各大网站转载的名为《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的公开信。在信中,论文的6位署名作者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的这篇论文存在造假,要求《自然》杂志撤销其署名权。此信一出,举众哗然,丘小庆教授更是一度被网络舆论指斥为“中国版黄禹锡”。

  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在1月16日紧急澄清,指出所谓学术打假背后其实是一桩涉及百万的商业纠纷,并称已经启动调查验证程序,将召集校内外专家成立专家组,不日给社会和科学界一个交代。丘小庆教授更是称自己被拉入了一个商业骗局。

  本报记者专赴成都,深入探究事态发展全过程,并试图厘清导致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35年来的抗生素重大突破”

  此次备受质疑的论文《一种作为新型靶向性、特异性抗生素的杀菌工程多肽》发表于2003年12月号国际知名学术刊物《自然·生物技术》,系丘小庆教授积十余年研究的“抗菌工程多肽”课题的衍生成果之一。

  迄今为止,四川大学发表于《自然》系列杂志上的论文只有两篇,而丘文正是其中之一。基于此,此项成果被列为2004年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科研十大标志性成果。

  众所周知,病毒或细菌对抗菌素的耐药性是医学领域非常棘手的前沿课题。而丘教授发明的PH-SA牗一种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杀灭作用的新物质牘被认为是改变了以前抗菌素被动打击细菌的做法,变成主动、有目的的攻击,和应用导弹有相似之处,2003年,法国权威科学杂志《生物科技通讯》称其为“靶向抗生素构想”,而国内媒体则多形容其为“纳米大小,具有导航系统的生物导弹”,称“丘教授发明的PH-SA号称是‘35年来人类抗菌素的又一重大突破’”,“它宣告了人类自50-60年代开发抗生素高峰期之后的36载偃旗息鼓阶段已经结束。”

  该项目因之被列为了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课题,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百万的财力支持。

  它还被视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扬眉吐气的经典实例。2004年,四川大学校领导就曾在全校科技大会上公开褒扬,丘小庆教授的此项突破实现了哈佛、MIT等国际名校投入了四五亿美元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国际国内科学权威均给予其高度评价。2002年11月,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盖蒂谢克教授在四川大学访问期间听取丘小庆汇报后,兴奋地称其为“令人振奋的发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文思教授,亦曾感慨丘的发明和努力,放诸世界“很少很少”。

  而对于丘小庆教授本人而言,1997年学成归国后,一直潜心研究此项发明,还背负着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赞助的包袱,至此,终以《自然·生物技术》杂志的这篇论文,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没有复制成功的样本

  如此具有革命意义的科研发明,自然孕育着无尽的市场价值。事实上,这一被誉为“生物导弹”的发明声名日隆之前,商业开发项目早已启开帷幕。

  2004年,在一次公开场合,丘小庆教授就曾判断,此类抗生素一旦进入临床,国内至少有15亿元/年的市场需求。2002年5月,该公司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达成专利转让协议,以200万的价格捷足先登地取走了当时尚未被国家正式批准的科研专利。

  四川新泰克公司是一家注册成立于1992年8月18日的民营公司,以数字电视视频产品起家,2002年显示注册资金9800万元。

  2002年中,在支付了首期100万的款项后,四川公司神速地开始了相关专利的跑马圈地,又接连在国内和国外申请了相关的十余项专利。

  所有这些专利的申请人中,四川大学的名字没有出现,这意味着可能产生的巨大利益将会被新泰克公司独享。这遭致了四川大学及华西临床医学院的不满。

  “众所周知,专利发明属于职务发明,我们曾就此问题与新泰克公司多次交涉,但一直得不到纠正。”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敬静说。

  此事件,如今被四川大学校方解释为双方商业纠纷的最早起源。

  2003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人工组合的抗菌工程多肽及制备方法”专利。依照合同,新泰克公司应支付剩余的100万专利款。但新泰克没有如期支付。

  项目经理左俊勇说,“当时,我们已经有苦说不出了。”他介绍道,在丘教授的PH-SA正式向国家一类新药进军的一系列实验中,他们始终得不到丘教授所称的理想效果,遂开始怀疑此发明的真实性。

  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最早受该公司委托,承担PH-SA的药性实验检测,左俊勇称,“样本是由丘教授提供的,但检测的结论却是,该物质杀菌的特异性并不存在,不仅杀死了指定的细菌,对其他无关细菌也有杀灭作用。”他认为这与所谓的“特异性”“导弹”说法不符。

  西藏药业公司则受新泰克委托,依照丘教授发明专利的方法复制样品,但几番努力也得不到理想中的样本。“西藏药业公司还曾提醒我们,所谓新物质的杀菌作用很有可能是因为制备中添加的高浓度链霉素残留所致。”左俊勇说。  

  新泰克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姚庆回忆,曾就此疑问多次与丘教授交流,但样品的制备依然得不到理想结果,逐渐使双方的合作关系蒙上了阴影。

  也在2003年,丘小庆教授根据既有研究成果,完成论文《一种作为新型靶向性、特异性抗生素的杀菌工程多肽》,寄往美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几次修改后,《自然·生物技术》杂志表示接受,同年11月在该杂志网站发表,12月书面发表。该论文一共署名18位作者,包括四川新泰克公司参与项目开发的工作人员,但当时并未有人拒绝。

  随后2004年,在对复制的样品蛋白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四川新泰克公司还是委托西藏药业公司按照专利上的模式如法批量复制,迫不及待地进入了药毒副作用的实验阶段。

  “因为既有的合作关系,此事一直处于内部讨论,虽然有疑问,我们还是倾向信任丘教授。”姚庆说。

  颇有意味的是,正是这一年里,关于“生物导弹,抗菌素奇迹”等报道始在公众媒体上刊出,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推介会也陆续展开,构成了一幅产业前景无限的辉煌图景。而一份拟投资2亿元的“抗菌工程多肽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计划也被酝酿,合作单位初步构想包括四川大学、四川新泰克公司等六家。

  这个或许是致命的疑问,被几乎所有当事者置之不提。

  这种物质根本不存在?

  真正让新泰克公司下决心撕破脸皮的转折点,源于2005年初一份来自海外的电子邮件。邮件的作者赵利军博士,当时供职于美国佐治亚大学疾病感染室,他在这封邮件中对于丘小庆发表于《自然》系列杂志上论文提出了严重质疑。他认为这种生物抗菌多肽是完全不存在的。

  2006年1月17日,赵利军博士接受本报书面采访,他称自己是美国Prophet公司众多科学顾问之一,受该公司委托,着手调查此论文,这家美国公司享有新泰克授权的美国等地的专利权。但他强调,自己与新泰克公司无任何关系,是局外人。时至今日,他依然不动摇对丘教授论文的质疑意见。

  他认为丘小庆造假的事实,第一是其文章与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的药效报告相矛盾。第二是丘论文中所用的一种载体并不是被推荐用来表达蛋白,赵本人向提供这种载体的公司证实过这一点。

  四川新泰克公司方面称,正是这一邮件让他们决定暂时放弃所谓的经济利益,开始追寻科研发明的真相,“首先是利益存不存在的问题,有了才是分多分少的问题。”姚庆说。

  该公司提供的一系列来往函件表明,从2005年2月开始,该公司与四川大学及华西临床医学院的交涉一直不断。

  但对于问题的认知显然没有达成共识。新泰克公司始终要求校方就《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的PH-SA目的蛋白的真实性作出解释,而四川大学及华西临床医学院则认为学术论文的真实性应由公司自行论证,学校没有义务回复,却就专利转让问题提出两个解决方案,或支付剩余的转让余款,或协商解除专利转让合同。

  自此,昔日的合作伙伴矛盾彻底公开。

  2005年4月的一次双方接触会上,专利的真实性成为争议焦点,“学校方面有人居然说,转让合同转让的只是专利所有权,并不代表核心技术也要给你们。”

  而新泰克公司相信,所谓核心技术之说只是托词。几乎在收到赵利军质疑邮件的同时,新泰克公司委托合作方西藏药业公司再次就PH-SA蛋白进行全方面的验证实验,并出具报告。“该报告进一步怀疑,所谓的PH-SA蛋白的杀菌作用与残留的硫酸链霉素有关。”姚庆说。

  再加之早于2003年3月就由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出具的药效实验报告,新泰克公司认为,所谓的PH-SA既无指定杀菌的特异性,也不导致强大的杀菌能力,“这种新物质根本不存在”。

  在先后征得本公司被署名的4位员工和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的两位署名作者的签名同意后,2005年8月16日由美国Prophet公司出面正式向《自然·生物技术》杂志提出撤销署名的请求。

  四个月后,一篇名为《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的帖子在网上发出,将此事披露,旋即波澜四起。

  两份“负责到底”的实验报告

  6位发出撤销公开信的署名作者中,4名为四川省新泰克公司员工,分别是左俊勇、杨莉、周雨祺、王海云,另外两名是四川省抗菌素工业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张淑华和欧真容。

  而此论文的署名作者一共18位,还包括华西临床医学院的部分院领导、实验室部分人员,对此丘小庆教授坦言,“为了尊重大家的劳动,虽然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的生物知识都不懂,但只要来帮着做实验,给过意见,就都署了名。”

  在这份要求撤销署名权的公开信中,质疑的主要证据来源于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和西藏药业公司出具的两份报告。

  对于意料之外的轩然大波,两家单位目前均选择了缄默,不愿发表意见,但又坚称会对自己出具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而具体涉及的6位当事作者,目前态度也出现了分化。新泰克公司的几位员工依然不折不挠,而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的两位作者,则极力回避媒体。

  在本报记者的努力下,2006年1月15日下午,漩涡中心的张淑华研究员首度开口。

  她告诉本报记者,丘教授曾经告知过发表论文并要替其署名的事情,但发表前并未交她全文过目,也是事实。“论文体内测试那部分引用了我们的部分内容。”

  在她的印象里,丘教授当时和新泰克公司的合作还算不错。直到2005年初,新泰克方面建议其细读文章,并指出论文摘要与其出具的药效报告不一,并建议其参与撤销文章署名的举动。

  张淑华对本报记者承认,“摘要内容与报告确实有点不一致”,论文摘要显示,PH-SA的杀菌效力专一,对无关菌种无杀灭作用,而张淑华的实验报告显示,虽然PH-SA对指定细菌有着强大杀灭效力,亦对其他无关菌种也有一定杀灭效力。

  基于此,她当时才签名表示同意。

  但之后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她称自己被无辜卷入这场风波,现在只愿意对实验报告的内容真实性负责,拒绝对论文的真伪发表意见。

  所以,之后虽然丘小庆教授和华西临床医学院专门就此事找其沟通,希望其能签名证实实验报告与论文结论一致时,“我不想再牵扯其中,没有同意。”

  西藏药业公司研究中心彭红卫研究员,也称对出具的检测报告真实性负责,同样不愿意发表和论文真伪有关的任何内容。

  对于有无可能因为实验疏忽或方法不对而导致实验结论错误的可能,两位研究人员均否认此种可能存在。

  他们几乎都提及,具体的实验报告均是就特定的样品而言,“至于是不是丘老师的原始样品,我们不负责。”

  会不会因为丘小庆教授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出,或没有提供真正的样品?新泰克公司项目经理左俊勇强调,“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PH-SA根本不存在。”

  “我们和黄禹锡不同”

  美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主编Andrew Marshall在1月18日接受了本报的书面采访:首先,这篇文章是经过仔细审核的,正如所有在我们杂志上出现的其他论文一样。

  我们收到了左俊勇的信,我们杂志和所有其他的作者联系过,要求他们对左的信作出一个反应,如果那些作者不予回复,我们保留同从事该项目的研究机构联系并要求他们调查的权利。

  因为有详细的联系方式,我们同两位主要的通讯作者George Wu博士和丘小庆博士联系过,我们要求他们把这封信转发给此文的其他作者,并要求他们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内答复。

  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我们已经把它寄给了外界的科学专家,他们正在评估该文中提到的数据并确定这些数据是否能支持结论。

  我希望能澄清本刊在此文上的立场。(此信有少数删节)

  四川大学与华西临床医学院在1月16日亦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此事件发表声明,力主学术问题与商业纠纷应区别对待,并允诺成立专家调查组,对丘论文的真实性进行专业调查,全面核实实验数据,会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在学校正式表态后,丘小庆开始反击,此前,他一再拒绝任何媒体的任何相关提问。而这一次,显然是准备充分,并且具体地批驳。

  “他们用测验报告的结果来否定我的研究,选用了结果中大概400字内容。那份结果报告其实一共有1.3万字左右,而在他们所发的仅有的400字中,还删去了很重要的一个测试结果。这样经过删改的结果,能说明什么问题?”

  比如特异性问题,他一再强调,川抗所的实验报告已经证明PH-SA对指定细菌具有极强杀灭效力,而他论文中的所述实验,因为样品量要远远低于川抗所实验,“所以对其他无关菌种没有显示出杀灭力。”“何况论文的题目就说,这只是一个model,模型,我并没说一定正确!”

  而对于西藏药业公司所指的PH-SA杀菌能力源于制备中添加的链霉素残留,丘小庆更是不屑一顾,他说他曾在2005年底公开在一次研讨会上驳斥类似论断,当时百余名专业人员,无一人表示异议,包括西藏药业公司在内。

  “制备不出PH-SA,就说我的PH-SA不存在,这是何居心?”

  丘小庆教授的助手,也是该论文的署名作者之一张杰早先一天曾意味深长的对记者说,“我们和黄禹锡不同,丘教授此项研究有十几年了,会持续撒一种谎吗?”

  丘小庆在美国Albert Einstein医学院的导师不愿就此事给予评价。而该论文的另一责任作者、美国康涅狄格大学George Wu则称需向所在学校请示再回复,但截至发稿一直没有回复。

  而丘小庆原来在Albert Einstein医学院的同事Paul Kienker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本报,他表示自己读过丘博士的论文,并且觉得很有趣。“他在该文中介绍的科学成果的意义正是新型的抗生素所需要的,如果他能开发出一种新的类型,将是一件很好的事。”

  他说:“他在Einstein医学院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实验,我也没有对这些实验的有效性产生疑问,但是我并不清楚他在中国做的工作。”

  四川大学的调查程序已经启动,由四川大学主导。但新泰克公司的声明要求,应向公众公开本次检测的具体做法和时间表,而且要求本次送检药样的制备过程在权威的公证机关及有关专家的全程监督下进行,以示公正与透明。

  四川新泰克公司在1月18日的声明指出,他们关心的是技术是否存在这一最基本事实,另外,他们认为川大独家主持鉴定的客观公正性与透明度不够,“对这样的任何检测结果我方都持保留态度”。

  另外,该公司宣称,“丘小庆的《自然》杂志论文、专利发明技术与我们的商业纠纷实质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以抗菌多肽的发明技术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学术、专利及商业纠纷是不可分割的事件整体”。

  (沈亦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

 

相关报道

“科学怪人”丘小庆

  □本报记者 朱红军

  1998年丘小庆应聘至四川大学华西临庆医学院,担任教授,这里对于丘来说,并不陌生。虽然他未在华西接受过学历教育,但母亲曾在该学校工作,且职位不低,华西临床医学院也算是他另一种意义上的母校。

  回国之前,他在美国纽约Albert Einstein医学院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5年。他昔日的同事Karen Jakes教授对本报记者称,在一个实验室呆上这么久并不容易,当时丘主要从事colicin Ia(大肠菌素)研究,“很谨慎”,与现在的研究运用了同一蛋白。

  “造假”风波甫出,许多华西师生都很快注意到了。而在他们之前的印象中,这位教授51岁,胖,即使在秋天也因为怕热只穿短衣短裤,几乎被公认为才华横溢的科学家。

  而他与他的发明———PH-SA最为流传的典故是,他曾亲自在自己胳膊上划出10厘米长的伤口,先以细菌感染,再以PH-SA杀菌,一周后,伤口神奇地痊愈。这个以身试药的情节,在2004年4月华西临床医学院举办的一次大型博览会的筹备期间被刊出,引得赞叹如潮。为了造势,PH-SA发明则被列为当时学院重点推介的成果之一。

  华西临床医学院一位教授,则对丘小庆科研工作的勤奋印象深刻,他说,最初回国时,实验条件并不完善,为了在几个实验室间来回检测,丘经常骑自行车背着一个大背兜,里面全是丁零哐啷的实验器皿,来回奔波。因此落得个“背兜科学家”的称呼。

  丘孤身一人回国,在华西临床医学院家属区有一套学校分配的房子,但很少回去,更多的时候留宿实验室,床就搁在仪器旁。

  “他对实验的热情和投入令人钦佩,对学生要求也很苛刻,有些他带的硕士生被吃苦吓得跑光了。”四川大学一位教授的回忆说,“我听他说过,自己这套研究在国外不受重视,所以才决心回来,而且一定要做出来。”据称自1998年到2001年,整整三年多,丘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就憋着这股劲。丘小庆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四川大学的感谢,给予他的研究足够的时间和耐性。

  更多四川大学的学生则是通过丘小庆诙谐有趣的讲座对他产生好感。除了学术问题,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在南美神秘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捉蟒钓鱼的经历,引得台下啧啧赞叹。至今,他还在身边养着一条巨蟒作为宠物,是藏在怀里从国外带回的,并亲切地唤其“安妮”,这是他国外女儿的名字。他喜欢两栖爬行动物,实验室的鱼缸里,养着硕大的巨骨舌鱼。他喜欢油画,画了十余年,还制作过北洋水师定远舰模型。

  在PH-SA声名日隆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继资助,商业合作开发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丘某些率性的做法也招致了一些微词,“我就听说,在一些科研基金和商业合作的分配上,与学院有一些分歧”,川大一位老师谨慎地说。但基于其科研地位和能力,这样的分歧往往妥协了事,因此川大有些教授总是不无羡慕地说,“华西临床医学院对丘教授实行的是一校两制。”

  他曾不止一次表白,“我是一位生物学家,科考家,曾经是一位不错的内科医生,将来想成为一位诗人、画家。”

    [南方周末]

川大副校长:维护科学的尊严是四川大学的使命

  专访四川大学副校长李光宪教授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授丘小庆发表于《自然》系列杂志论文涉嫌“造假”新闻被正式披露的第二天,四川大学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主动就事件情况向新闻媒体通报,并已经在第一时间组建专家组,对所谓学术造假事件中涉及的论文真假问题进行调查。

  在新闻发布会后,四川大学副校长李光宪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这次四川大学对丘小庆论文事件反应很快,危机公关的意识很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光宪:与任何一所有影响力的大学一样,四川大学从来把维护学术的纯洁和科学的尊严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所大学的声誉也维系于此。这次有关丘小庆论文真实性的争议学校之所以迅速回应,就是基于这一意识和原则。凡是涉及到学校名誉和利益的一些重大事情,尤其是已经在公众中引起一定反响的,学校都有义务和责任在第一时间通报情况,促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公开和公正。

  记者:我注意到学校目前的表态还是中立和谨慎的,包括强调论文发表是作者个人学术事务。

  李:我想“中立”这个词用得不太准确,学校的立场是站在科学真理的一边,无论是哪个人或哪个公司违背了它,我们都要反对。学校态度很明确,就是通过科学的规范和要求来澄清有争议的事实真相。任何结论都应该在调查完成后得出。具体到论文的写作和完成,则有一个文责自负的问题。学术上的争论,学校不会干涉,但若争议超出了学术范畴,且对学校声誉造成影响,则不能坐视不理,维护学校的声誉是我们的权利。而且,因为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国内学校怎么应对这类质疑,国际学术界也会看。

  记者:具体到对丘小庆教授论文的调查,四川大学怎么来组建这个调查组,怎么选定专家,具体完成时间会是什么时候?

  李:首先是遵循回避制度,专家成员不会出自争议发生单位,就是说华西临床医学院不会有专家,也不会出现和论文写作发表有任何关联的专家。当然还有一个懂行的问题,必须是熟悉相关领域的专家,需要多学科,比如药学、生物学等。调查工作已经开始。学校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有关核实工作,但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应该由科学家来决定。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选择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这个调查工作?

  李:具体到实验结果和数据的核查,我们会引进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其实我要说的是,专家出不出自校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会按科学的规范和要求将调查的程序和内容及结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也不会真。

  记者:调查的结果,无非两个可能,或者丘教授的论文的确存在不实之处,或者丘教授是无辜的,学校具体会采取什么相应的后续措施?

  李:四川大学历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腐败”,学校也有相关的完备的学术规范制度,如果证实论文有问题,我们会依照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理。如果最后被证明,论文是可靠的,则我们在声明中也强调了,保留法律手段处理的权利。另外我在这里也愿意再次指出:此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源于两年前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与新泰克公司签订的一项专利技术的转让合同,该专利发明人是丘小庆教授。合作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矛盾,由此产生商业纠纷。现提出退出丘小庆论文合作者中没有一人是川大教师,主要是该公司的雇员。现在该纠纷的解决已进入法律程序。正确的做法是依靠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有人借用炒作未经证实的“学术造假”来谋取其他利益。

   [南方周末]

 

相关评论

别怕中国版黄禹锡

  【作者】舒远(美国)

  一个优化社会,并不把精力浪费在改变人的本性上边,而是在对人性的清楚认知之上,建立相应的社会机制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近日,一篇题为“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的帖子在知名网站“新语丝”上炒得沸沸扬扬。丘小庆是否涉嫌造假目前尚没有定论,但是,他与其他六名合作作者之间在公众面前一来一往的纷争却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旧事。

  那时,我到美国波士顿才不几个月,同时抵达的哈佛医学院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其导师接到过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揭发另一个中国人寄给该院的申请纯属造假。朋友不知孰是孰非,只好说揭发信的作者如此作为肯定不是为哈佛的利益着想的。

  今天,国人早已在美国校园中构成了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不少美国大学也早就知道对中国人所提出的申请材料要存份戒心。但是,这份戒心的存在到底应该归咎于谁呢?是该怪罪那些动机不纯的揭发者,还是该怪罪那些心术不正的造假者呢?

  国人向外国人揭露自己同胞造假,当然会激起我们本能的反感。若再加上个揭发者动机不纯的话,或许会引起我们的憎恶和仇视,甚至会触发我们关于国民劣根性的联想。

  也许吧。只是,不管揭发者根性如何卑劣,动机如何不纯,他们揭发的情况是否属实却不应该以他们的品行和动机作为评判标准。丘教授是否造假,只有在独立公正的调查之后才能结论。

  就目前已经披露的情况看,对立的双方确实是存在着商业纠纷。这不奇怪。绝大部分揭密者从来都是内部雇员或合作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真实情况。黄禹锡丑闻最先就是由其实验室雇员捅给媒体的。而且,这些人之所以揭秘,极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怀有什么的崇高的情感。恰恰相反,他们如此作为或许只是在泄私愤,图报复。丘教授的合作者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花了一两百万,而买下的却是个没有任何用处的专利,在得不到对方积极回应的时候,才捅给媒体的。

  即便如此,也无可厚非。

  去年,20世纪最有名的揭密者“深喉”身份暴露以后,我曾给本报写过一篇题为《“深喉”未必崇高》的评论,指出“深喉”向媒体秘密披露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种种违法行为,极有可能是因为不满尼克松没有按自己预想的一样任命他继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然而,他的告密行为依然导致尼克松黯然辞职,保护了美国尊严。

  一个优化社会,并不把精力浪费在改变人的本性上边,而是在对人性的清楚认知之上,建立相应的社会机制,以使人的所有属性——包括自私、虚荣、报复心理等一些并不高尚的属性——都能服务社会。

  尽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揭密者大多怪癖、自私、不合群,但是,美国依然制订了一整套保护他们权益的法律,允许媒体保护他们的身份和隐私,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一个健康社会免于“病菌”和“毒瘤”的滋生十分必要。

  当今中国人大多抱怨假货横行,谎言充斥,舞弊成风。但是,一旦出现一个打假揭秘者,就会遭到侮辱谩骂和千奇百怪的人身攻击。有鉴于此,多几个厚脸皮的好事之徒说不定不仅不是什么坏事,还很难能可贵。他们可以起到吓一儆百,净化空气的作用。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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