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一步步攀高的同时，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名义，一些污染产业也正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由城市向农村一级级迁徙。

　　摆在地方决策者们面前的选择是：要温饱，还是要环保？

　　产业转移固然是经济规律，但如果听任污染产业一轮轮一级级地辗转迁徙，最后的结果将是中国大地都被污染一遍

　　污染迁徙的中国路径

　　不久前结束的苏北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媒体发现，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自苏南，他们开列的项目清单中，化工、印染、金属电镀等污染较重的行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仅太仓市拟向苏北转移的19个项目中，污染隐患较大的项目就占了一半。

　　“受到环境容量、土地成本等因素限制，这些项目在苏南已无立足之地了。”苏南人士在洽谈会上坦言。

　　这是《江苏经济报》和《新华日报》的报道中透露的信息。对此，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迪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经济发达地区把污染严重的产业或企业转移到落后地区，称为污染转移。在中国，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纷纷转移到苏南；而近年来苏南经济发展了，环境门槛提高了，污染企业又相继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和皖南地区落脚。

　　污染转移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较高的环境标准，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市郊开办的农药厂发生爆炸，剧毒化学物泄漏，仅几天就导致近两万人死亡，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成为世界环保史上国际间污染转移的典型案例。

　　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钱水苗撰文介绍，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三分之二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仅80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就有35%危害生态。上世纪80年代初，美、日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严重行业，相继落户大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污染迁徙的三个路径

　　在中国，污染迁徙大体有三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污染西迁。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声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1986年，中国东部和西部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的59%和41%；到1995年，分别占64%和36%。10年间，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标志污染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却都向西“迁移”。1986年，东部和西部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各占一半，二氧化硫排放的相应值为48%和52%。到了1995年，东部、西部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分别演变为43%、57%，二氧化硫变为45%和55%。10年间，化学需氧量排放向西“迁移”了7个百分点，二氧化硫排放向西“迁移”了3个百分点。

　　有鉴于此，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经贸委在2000年联合发出《关于禁止向西部转移污染的紧急通知》，严禁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借“西部大开发”转移到西部地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说，近年，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的高污染企业纷纷到安徽、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落户，造成当地环境污染。

　　周宏春的话在多篇媒体报道中得到证实。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周边的工业园区就有很多从东部省份招来的污染企业。由于排污失控，已将投资8亿元修建的大房郢水库污染，水库供水被迫无限期推后。据新华社报道，成都海关的一项调查表明，近年来，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正在从沿海向四川转移……

　　第二个路径是，在同一区域内，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污染。

　　以广东省为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国梅说，当广州市和深圳市企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两地一些工厂就向临近地区转移。近年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广东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不断承接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项目，局部地区的生态恶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在广东各大中城市，国家明令停业的15类严重污染的小企业已逐渐绝迹，不少厂商却把它们搬到了偏远山区。

　　第三个路径是，从城市向农村迁徙。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曹东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全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实行了工业污染搬迁的做法。以北京为例，日前，北京市发改委承诺，2008年之前，污染企业将全部迁出五环路，落户到五环以外的农村。

　　“城市产业的每次升级，都伴随着农村工业的立即跃进。但如果搬迁企业不能很好地结合技术升级，那这种做法在减轻城市环境污染的同时，只能造成新的农村污染。”曹东说。

　　“绿色通道”与“黑色通道”

　　很多环保人士认为，污染迁徙现象日趋严重，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头脑中的GDP崇拜密切相关。

　　一些官员为了在短时间内出“政绩”，出台许多“优惠”政策，开辟了招商引资的“绿色通道”。而这些“优惠”，有时也会包括环境，从而使“绿色通道”变色为“黑色通道”。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在广东省清远市曾看到这样一则招商标语：“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服务一优再优”。这个门槛也包括指环境准入标准。落户这里的皇马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龙华对记者说，由于存在污染，公司总部所在地的佛山西樵镇不允许扩大产能，他们才到清远来，并得以享受每条生产线每年交定额税100万元的优惠。

　　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调查报告称：“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又没有条件发展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污染少的产品，只有接受被发达地区淘汰的产品、技术工艺和设备。”

　　“高科技企业根本招不来呀！就是污染企业，也是抢来的。”周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迪华说，除了地方官员的GDP冲动之外，造成污染迁徙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区经济落差的因素在起作用。就全世界情况来看，国际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粗放型企业和污染企业逐渐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而后者在自身经济获得发展之后，又将这些类型的企业向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污染也从高到低一级级地迁徙。

　　要“温饱”还是要“环保”

　　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中，没有人公开认同发展经济就应该牺牲环境，也没人支持“先污染，再治理”的做法。但记者注意到，一些官员和学者在字里行间也表露出一种无奈：没有“温饱”哪来“环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研究人员苏杨撰文指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生活需要、发展需要。这三个层次从低到高，有先有后，只能逐步解决，不好跨越。因此，西部一些地方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就难免“饥不择食”。他认为，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恐怕还只轮得上干“更脏的活”。

　　对此，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生态恶化和破坏是不可逆的，一旦发生将难以挽回，花多少钱也无法改变。2006年，“自然之友”编写的《环境绿皮书》指出，污染十分严重的淮河、滇池的治理，积十年之时，花百亿之金，成效至今仍不明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国家环保总局一份生态状况调查，证明了杨东平的观点。调查表明，仅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甘肃和青海两省的GDP总和。

　　一些学者强调，这些问题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等著作中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粗放增长、片面追求规模；二是不管适合与否，各地都争相发展重化工业。吴敬琏认为，从大局来看，污染严重与上述两个问题相关，并且成为一个长期的困扰。

　　“自然之友”的《环境绿皮书》评述道，近年来污染排放严重反弹以及污染转移的背后，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过度重工业化的迅猛势头。资源密集、能源密集、污染密集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发展过快，重新进入传统工业化高能耗、高污染的“黑色”发展模式。

　　在这一态势下，污染密集产业由于在沿海发达地区受限，只能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如果听任污染产业一轮轮一级级地辗转迁徙，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大地都被污染一遍。这显然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结局。

　　而防止污染转移的对策,周国梅、曹东等学者引用国际间的惯常做法提出，在当前情况下，一个可以采取的应急措施，是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防止污染企业未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就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由财政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开征生态环境补偿费，用于恢复生态环境和防治污染，将现由政府和居民共同承担的污染后果及治理成本，转化为污染企业的经济成本，从而提高环保门槛。(本组报道得到南京大学学生记者团师生支持)(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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