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各国政府非常重视科普工作，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国家通过制定和完善科普政策法规，可以营造有利于科学传播的社会环境，推动科普事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科普工作走在世界前列，有很多政策经验值得我国借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科普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值得我国学习。下面对几个典型国家的科普政策做一个比较。

　　科普政策目标各不同

　　在科普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各国因国情不同，在具体的科普实践中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与区别。社会背景的不同，必然反映在国家科普政策上。所以，各国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确保科普政策能够为国家发展服务。

　　英国政府的科普工作注重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方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学走向民主化，走向治理，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疯牛病不会传播给人，科学界也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准确答案。这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因此，英国政府意识到“必须让人民感受到科学正在服务于社会，它可以被适当地规范、开发。”英国政府把其科普政策目标确定为：改善公众对科学的印象，确保科技发展为经济财富和国民生活质量做出贡献，吸收更多优秀的年轻人进入科学工程与技术事业中，并相应地通过增强对这一领域中所关注问题的公开争论而加强民主过程的有效性。

　　美国政府的科普工作把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放在第一位。美国公众对科技的发展大多持支持态度，并不像欧洲的公众那样对科技和科技制度缺乏信心。但美国人并不想对科技了解太多，尤其是对科技研发的过程。美国政府很担忧学校中青少年科学素养的缺乏，因为这关系到国家以后发展的持续

竞争力。所以美国科普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加强学生的科学教育，提高学校学生和尽可能多数大众的科学素养。

　　德国对科普的概念采用了较为宽泛的理解，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包括在内，提出公众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口号，认为科普不仅要涉及到自然和工程技术，而且也要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几年来德国政府和科研组织机构一直在探讨德国在科学与公众对话方面应该走哪条路。2000年以来，德国研究与教育部发起了“科学年”活动，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开展科普活动，让科学家们与公众直接交流。“科学与公众对话”是德国科普政策的着力点。

　　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国民教育，然而日本公众和欧美等国的公众相比，对科学的关心相对较少，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够深入。不仅20到40岁年龄段的人如此，中小学生对学习理科的热情也不高，在高等教育中选择理工科的学生越来越少。因此，日本政府通过科普探索建立学习型社会，把科普和国民的终身教育联系在一起。日本的科普政策从各方面为学校中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充满乐趣的实验和观察研究、现场工作和创新性科学技术研究的机会，提高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科普政策注重根据本国公众的需求和层次来设计。普及过程中，目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所必须具备的参与能力，而是“为提高生活质量而传播更好的知识”。其政策目标追求的是全民掌握最低限度的科学，即每个公民都需要具备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基本的科学(或技术)知识，以及对科学方法有一个操作性的、实践性的熟悉和理解。强调公众应对关系到日常生活和安全，关系到家庭、社区、和国家的科学技术，有较好的理解。印度对科学素养的本土化理解是成功的，值得借鉴。

　　丹麦政府科普政策的核心是公众的参与，政府希望在决策中达成一种全民共识，这反映了该国强大的表决文化传统和公众极高的科学素养。丹麦的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涉及重大争议的科学政策，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让社会公众了解科学发展对社会、环境和公众生活带来的影响，也必须让社会公众或公众代表对争议性的科学议题进行公共讨论。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普工作。建国以来，政府从科普的组织机构建设、政策法规制定和经费支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2年6月，我国颁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科普为内容的国家法律，为我国科普政策法规的体系化打下了基础。青少年、农民和各级领导干部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的重点普及对象。但对于在科普政策中如何把政策目标与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国还需要继续探索。

　　科技政策支撑科普地位

　　科普是科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国家的科技政策中，都提到了有关科普和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内容。纵览美、英、日、印等国近年的科技政策，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科技政策中都加入或强化了有关科普的内容，科普已成为各国政府科技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93年，英国政府发表《实现我们的潜力》科技白皮书，提出要增强公众对科学、工程和技术对社会的贡献的认识，这是首次在政府文件中包括这样的内容。也是首次把科普作为英国研究理事会的一部分职责明确出来。将科普与英国“科学与技术办公室”的职责联系起来，改变了政府科普工作薄弱的状况。英国上议院2000年发表《科学与社会》报告，对英国政府近年来的科普工作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视，提出创新只有在被消费者期望和接受时才是成功的。英国政府2000年7月份发布的白皮书《超越与机遇——21世纪的科学与创新政策》，开始把政府科普工作的重点转向公众参与科学以及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合理对话的新模式，以使科学和创新获得一个稳定的公共支持框架。

　　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均把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作为政府的一项任务。克林顿政府1994年发表《科学与国家利益》政策文件，确立了美国政府科技工作的5个目标，其中的一个就是要通过科普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素养。国会1998年发表的《开辟未来——走向一个新的科学政策》报告中，也特别强调面向公众开展科普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加强科普工作取得了共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2004年印发的《为了21世纪的科学》文件，分析了科普对美国科技工作各方面的重要意义，并把美国科普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科学、技术、工程劳动力的培养上。

　　日本政府认为，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基本策略在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并培养科学技术从业人员。日本1995年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把强化措施以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理解并改变其对科技的态度作为科技工作的一个奋斗目标。日本科学技术会议拟定的《关于面向新世纪应采取的科技政策的综合基本方针》，指出了普通国民对科学技术关心整体不足的问题，认为科学工作者应该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加强与公众对话，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负责教育和促进科学研究的文部省及负责有关产业活动的通产省都被要求开展科普工作，为日本实现“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奠定基础。

　　印度制定的《科学政策决议》、《技术政策声明》、《新技术政策》、《科学技术政策》等一系列国家科技政策中，都提到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内容。1999年，印度科技部制定“国民基础科学”标准，确立了印度科普工作的总目标。印度政府“2003年科技政策”第一个目标就是：保证印度的每一个公民都获得科学信息，以便提高科学素养，出现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让全国人民都有可能充分参与科技发展及其应用，为人类造福。印度把2004年定为“科学意识年”，力图提高公众的科技意识，让公众认识到科技正在引领国家走向何方；通过对博物馆、天文馆和植物园等的支持以加强对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努力向年轻人灌输追求科技进步的激情，以及在全国人口中树立科学品格。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20条就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明确了国家的科普责任。199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基本法》作为我国的科技基本法，也规定了有关科普的内容。在刚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也涉及到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思路。

　　各国青少年科普教育方兴未艾

　　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是开发科技人力资源、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所以各国都把青少年作为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注重推进跨学科的科普教育，强调科普教育和正规教育的融合，利用多媒体等先进技术改观科普教育，使所有的青少年，特别是未被充分代表的青少年群体(如女孩和少数民族青少年)接受科普教育。

　　美国1985年开始启动的“2061计划”认为，美国青少年的科技知识非常薄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科技扫盲；在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上制定一个示范性、指导性的基本标准，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全国的中小学、幼儿园可以据此来普及科技教育，使未来几代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施的一项研究称这一计划是“美国历史上在科学教育方面唯一最具有行动性的努力”。为此，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推出了《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国家技术教育标准》，明确规定了所有学生都应该知道并能够去做的科学和技术内容，并且提供了对学生学习这些科学和技术内容所达到的程度进行评估的指导方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还实施了RISE计划，即“科学家参与教育的对策”，确定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在K-12科学教育中所担任的角色，通过这种做法，转变学校学习氛围，促进学生对科学课程的兴趣。

　　英国在1988年出台的《英国1988教育改革法》，将科学列为核心课程，将技术列为基础课程中仅次于现代外语的位置。在此之后，让学生更多的掌握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成为学校教学的一个主要目标。英国各研究理事会把科普工作的重点都放在支持中小学校的科学教育上，各自设立面向学校的科普计划。由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开发新奇的、富于启发性的科学教材和教学方法，供学校的教师使用。

　　日本1947年3月颁布的《教育基本法》第二条提出，“在一切场合、时间，都必须实现教育目的”。其他涉及少儿校外教育的法律法规如《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儿童福利法》等，都为少年儿童享受应有的社会权利、保证其健康成长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法律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应通过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公民馆等设施和利用学校的设施以及其他适当方法实现青少年科普教育目的。日本教育文化体育与科学技术部(MEXT)还开展了超级科学高中、科学伙伴项目等多个科普教育项目，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自主学习思考，自主进行判断，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与能力。

　　青少年一直是我国科普的重点对象。2001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和共青团中央联合颁布了《2001-2005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为有效推进我国青少年科普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学校正规科学教育和社会科普工作互动不足、衔接不够等问题的存在，不能保证在校学生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接触科学。

　　科学博物馆尽享优惠政策

　　科学博物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科普资源，可以给予参观者有关科技的直观印象，激发观众对科学的兴趣。因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科学博物馆的发展。发达国家大都制定了《博物馆法》，要求政府在建设资金、活动经费、税收等方面对包括科学博物馆在内的教育及文化公益设施给与支持。在这种激励措施之下，科学博物馆正在逐渐成为学校开展科普教育的第二课堂。

　　1958年丹麦制定了该国第一部《博物馆法》。该法律规定，每一个得到丹麦文化部认可与资助的博物馆都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收藏范围并负责相应类别的收藏品的登记注册、保存维护、研究开发、进一步的收集以及安排展览和向公众开放。1998年，丹麦各博物馆从社会各界得到的资助约7亿9470万克朗，从中央政府得到的资助约4亿6190万克朗。

　　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等两方面大力扶持科学博物馆事业。18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确定其公益法人地位。英国政府不仅出巨资建立科学博物馆，而且每年为科学博物馆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其运营。如伦敦的国家科学博物馆2004年收入共计7216万英镑，其中来自国家文化、媒体、体育部的直接拨款有3401万英镑，彩票拨款317万英镑，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日本的《博物馆法》及其附属法律文件，根据设施设置、展出内容、展览规模、开放天数等标准，将所有博物馆分为三级：“登录”、“相当”、“类似”。登录级的博物馆享受到最多的政府资金与税收减免，“相当”级次之，“类似”级则享受很少的类似优惠政策。这样日本就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必须在经费上支持真正公益性强、活动规模大、社会效益显著的场馆；反之则支持少，缴税多。日本的法律还规定，即使是非公立博物馆，只要其内容公益性强并达到一定标准，政府也必须给予一定的支持，包括资金投入。

　　注重科普政策的配套措施

　　与科普相关的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不仅仅需要在科普领域立法，还需要很多配套措施，比如在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国外政府通常特别注重从配套措施上促进科普政策的真正落实，例如不少国家的税法就对包括科普在内的各种公益事业的捐赠给予税收优惠。美国税法501(C)(3)规定，向非营利组织或完全的公共组织捐赠者，可享受税收优惠。这样可以有效的通过政策杠杆带动民间机构对科普的捐赠。美国政府还曾明文规定，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在报废前必须经过当地博物馆机构的挑选，之后才能报废。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良好的政策引导措施。以科普经费的筹集措施为例，为了促进科普事业的发展，除了政府出资和鼓励社会投入之外，一些国家政府还特例发行了科普彩票。韩国科学文化财团在政府的特许下，每年在融资过程中销售科技彩票，所融资金一部分用于补充科学技术基金，另一部分用于表彰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普工作者。英国和芬兰政府也发行科技彩票，主要用于对科学博物馆建设和运营的支持。英国议会建立的国家彩票基金会支持了众多的科学博物馆项目，为英国科学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芬兰彩票公司是芬兰唯一一家国家经营彩票的公司，隶属芬兰教育部。除了其营业额的5%作为税收上缴财政部外，芬兰彩票公司全部利润均上缴教育部，用于艺术、科学、体育、青少年活动、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教科文事业。

　　对比世界各国，我国在科普政策方面，还存在系统性、配套性不足，有法不依、有法不用等问题。面临新的发展时期，我国要努力构建一个以《科普法》为基础，以科普投入、设施、人才等各项配套政策为实施手段，以行业和地方科普发展政策为重要内容的完整的科普政策体系，保证科普事业的健康发展。

　　佟贺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赵立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洪启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