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计红梅

    面对外资并购狂潮，国家有必要加紧《反垄断法》的出台，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危及我国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发展的潜在风险
    近日，有媒体披露，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正在中国展开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对于卡特彼勒发起的这一并购风暴，业界人士认为其“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
    在此之前，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米塔尔公司于1月中旬收购了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此举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钢铁业的高度关注。业内人士分析，米塔尔公司将以此作为进入中国钢铁业的“桥头堡”，进而进入中国市场。随后，1月26日，法国圣戈班集团投资1.1亿元并购了黑龙江丹峰集团。通过并购，这家磨料磨具业世界龙头企业终于将这一行业内的亚洲最大企业收入囊中。
    针对这一系列事件，著名经济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2006年将是中国的外资并购年。”他认为，面对并购狂潮，国家有必要加紧《反垄断法》的出台，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危及我国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发展的潜在风险。
    艰难的立法进程
    如果从1980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首次提出“反垄断”算起，《反垄断法》已经在中国酝酿了20多年了。1994年5月，原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总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当年，《反垄断法》就列入了八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1998年再次列入九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并成为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第一号提案。此后，在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反垄断法》的呼声空前高涨，然而其出台日期却一再推迟。
    据参与草案制订的相关人士透露，有关《反垄断法》的最新进展是，《反垄断法》将在今年5月由法制办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将根据此前公布的立法计划，在今年6月对该法草案进行立法审议。但是，因为一项法律出台前必须经过常委会三次审议，所以能否在今年年底前出台尚未可知。
    此前，据有关人士透露，在《反垄断法》草案中，控制企业合并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草案规定，年销售额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合并应向国务院反垄断法主管机关进行申报。除此之外，草案中还有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行政性的垄断行为等其他支柱性内容。
    而李曙光告诉记者，目前针对《反垄断法》的立法范围还存在争议，例如要不要将禁止行政性垄断的内容放入该法案中，行政性垄断的定义又是什么。而且，制订《反垄断法》至今还没有一个主导机构。1994年，中共中央“中发2号文件”批准的《八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授权原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局共同起草《反垄断法》。此后，随着原国家经贸委有一部分划入发改委和商务部，《反垄断法》就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牵头单位，出现三家相争的局面。此外，大量的行业主管部门也把持着评判该行业垄断行为的权力，这使得《反垄断法》的出台更加艰难。
    博弈的结果
    据记者了解，跨国公司对中国《反垄断法》一直非常热衷，在由中国官方和学术机构组织的各种《反垄断法》研讨会上，微软、柯达、英特尔、通用电气等跨国巨头频频露脸，力图从各种渠道反馈它们对于《反垄断法》的意见，并且还凭借其对政府的游说能力，试图影响该法草案的修改。
    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也在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或技术优势垄断中国市场的担心。从去年年初开始的英特尔与我国深圳东进公司之间的诉讼被称为“2005年知识产权第一案”。对于此案，东进公司负责该案的律师蒋洪义表示，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法理上，这场官司的核心只是一种打击竞争对手的市场策略。他在法律意见书中写道：“本案中出现的这种问题反映出，在中国尚无反垄断立法的社会背景下，某些跨国公司涉嫌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号来谋求市场垄断，并限制后起的中国民族高科技企业与其进行合理技术竞争。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业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尽快推进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工作，以为民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在我国3G牌照发放前夕，许多厂商都在与拥有诸多3G专利的美国高通公司进行技术授权的谈判。易观国际的电信分析师崔小龙认为，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反垄断法，国内企业在相关谈判中可能会面临缺乏保护机制的风险。
    李曙光告诉记者，最终出台的《反垄断法》一定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要摆平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跨国企业并购国内企业而言，《反垄断法》至少会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使并购行为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估。
    过渡性的法律
    “虽然人们对《反垄断法》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我认为它只是一部过渡性的法律。”李曙光认为。
    他表示，中国正处于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就国内目前的状况而言，许多市场要素还不具备。《反垄断法》的最大作用在于建立一个传导机制，推动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使竞争的结构得到最大化的完善，并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让他们获得质优价廉的产品与服务。
    另外，我国政府也处于转型阶段，正在向管理型、服务型和依法行政型政府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垄断不是一部反垄断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彻底根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除了依靠反垄断立法以外，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政府部门转变职能来完成。而且，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反垄断法执行机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尚不可能完全独立行使相关法律。要在短时间内对一起反垄断诉讼作出合理裁定，很多法官的素质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从这三点来看，《反垄断法》应该是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结合，一定要有可操作性。从这点出发，李曙光认为：“对于《反垄断法》，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待，最重要的是要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