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26日开始，过去的近50天里，“魏于全”三个字与“造假”、“简历”、“司履生”如胶似漆地黏在了一起。站在由司履生、新语丝、四川大学、公众、媒体、科技界……也包括魏于全院士自己共同营造的聚光灯下，各方也许都会感到亮度空前。一场关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涉嫌学术论文造假”的风波正在席卷整个中国科学界。

    在经历一个评论热潮之后，此事件似乎被定格在了真空状态。目前事件如何进展？他们如何面对公众的质问？中国学者为何会突然频现腐败事件？本报专访各方当事人。

　　专访举报人司履生：造假事件不了了之“不太可能”

　　“我现在每天都上网看评论文章”

　　司履生面对记者的前两天在“新语丝”发表了最新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说魏于全是在搞伪科学》，从科研全过程阐述魏于全搞的是伪科学。

　　“事情发展到现在好像没人管了。川大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后就再也没有了回应。”5月7日，司履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次事件使得自己每天去看“新语丝”，就想看看上面又有些什么内容。

　　司履生，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3月26日，他在著名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实名发表了《就魏于全院士发表假论文问题致中国科学院的公开信》。质疑矛头直指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发表在《中华肿瘤学》杂志和《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两篇重要论文。一场关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涉嫌学术论文造假”的风波由此开始。

　　希望先封实验室，再组织人去查原始记录

　　“我希望责成四川大学让他们拿出证据来！就像韩国对‘黄禹锡造假事件’采取的办法，把实验室封了，防止他涂改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四川大学首先得做这项工作，然后组织人去查他的原始记录，这个很好查。”司履生表达了自己对应该如何处理魏于全事件的看法。

　　他认为，学术造假主要就是数据造假、图片造假。确认造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原始记录，因为做科研的人都要保存原始记录。但是，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没什么进展”。

　　正在等待科学院的态度

　　司履生向本报坦言，自己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会不会不了了之。但是，他最终相信，不了了之“不太可能”。

　　“大家都等着看科学院采取什么态度。我前两个礼拜在院士工作局一个能发帖的地方贴了个帖子，但也没有回复。”司履生告诉本报，科技部有一个部长信箱，自己也发过邮件，同样一直没有回复。司履生也没有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系，因为他看到报纸上说有记者去采访他们，却遭到拒绝。“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高层领导应该过问一下。”

　　争议焦点

　　论文是否违背免疫学原理暴露两大疑点

　　司履生认为，魏于全文章在两个根本问题上的阐述，完全违背了免疫学的基本东西。

　　“细胞上的抗原很多。一个蛋白进入细胞以后，在身体堆积的抗原里，绝大部分都会起免疫反应。这个免疫反应不由人来决定。现在还没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魏于全的论文表明，通过免疫以后，主要对它需要的抗原起作用。这个道理说不过去。”司履生形容，这就等于非说“太阳绕着地球转”不可。

　　“另外，魏于全说肿瘤免疫以后产生的抗体算自身抗体。自身抗体就对自身抗原起反应。无论是正常细胞的，还是正常组织的，或者是肿瘤自身的抗原，都会起反应。而魏于全说，他所研究的抗原产生的抗体只跟肿瘤的血管产生反应。”

　　司履生告诉记者，在国外治疗黑色素瘤，有时用免疫治疗是有效的。用了黑色素细胞的基因或者表达的蛋白做抗原来做疫苗治疗黑色素瘤病人，把黑色素瘤治好了，结果黑色素瘤病人的皮肤又得了白化病。

　　“这就证明，它既破坏了黑色素瘤的细胞，也破坏了黑色素细胞。实验黑老鼠变得一块一块都是白的，有照片为证。不会像魏于全说的只对肿瘤里的血管，或者只对肿瘤起反应，而不对正常组织起反应。”

　　幕后

　　造假质疑为何被搁置两年

　　华西医院曾有人自曝此事

　　在司履生的公开信中，日期署着“2005.8.18”。这个日期，距离司履生在著名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公开发表该信，足足相差了7个月。

　　“我写完以后，发现中国科学院没有一个信箱能直接往里发。后来我也向一些媒体发过该信，但均没有回复。3月26日，我到北京办理出国签证，就在网上发了。”司履生说。

　　其实，早在2004年，司履生就在给方舟子的一封信中提及了此事。

　　“2004年6月，司履生在向我反映其他问题时，顺带提到了魏于全造假一事，首次使我注意到这个事件。”著名学术打假人、“新语丝”网站主持人方舟子告诉本报，“我向司履生要来了有关材料，在看完之后，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司教授的分析，但是根据我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科研经验，也认为魏于全的论文有弄虚作假之处。”方舟子说，由于当时司履生要求暂不要公开这些材料，所以就搁下了。

　　司履生也向本报透露：“当时我写得很粗糙，没有写得很细致。我觉得要写的话，要写得很细致才行。”

　　方舟子告诉本报，“此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按语中提到关于魏于全造假一事，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除了司履生，也有华西医院的人向我反映过魏于全造假的问题。”

　　5月7日，18点50分许，记者拨通了魏于全院士的手机。在记者说明身份后，魏于全告诉记者，自己“正在开会”，话音刚落，就挂断了手机。

　　当记者稍后再次拨打魏院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处于自动应答状态。

　　5月8日，上午11点，记者第二次了拨通魏于全院士的手机。魏于全仍然表示，自己在开会，而后匆匆挂断。下午1点50分左右，记者连续几次拨打，魏院士的手机里始终重复着：“您好，我现在暂时无法接听您的电话。现在是我的自动应答，我将尽快与您联系。再见！”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魏于全的手机一直处于自动应答状态，记者始终没有收到魏院士的任何回应。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学术造假要一查到底

　　科技部将为造假者建“污点”档案

　　针对近期国内外接连出现的学术造假现象，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强调，对中国出现的学术腐败要有一个查一个。徐冠华还称，为了避免出现韩国“黄禹锡造假”那样的尴尬事件，科技部正在科技评价、科技奖励等各个方面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他还透露，科技部计划为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同时，为遏制学术腐败，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还透露，我国将加大科研经费的申报、管理的监督力度，并逐步实行问责制。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教育部回应：

　　造假与考评办法无因果联系

　　4月25日下午，教育部北楼二层报告厅。教育部2006年第10次新闻发布会在此举行。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认为，不断地完善学风建设的机制，或者说认定是否造假的这样一种机制，这应该是一项非常有效、非常有意义，也应该努力做的工作。“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而努力。”不过，王旭明同时表示，对四川大学的有关情况尚不便评论。

　　会后，王旭明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北京科技报：现在高校教师成果造假(包括履历造假)，是否和高校里教师的任用和考评办法有关系？

　　王旭明：你不能说小偷偷东西是因为他本身跟贫穷有关系，这里正是同样的道理。

　　北京科技报：如果有关系的话，关系有多大？

　　王旭明：我觉得他们俩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我穷，我就要偷；不是因为学校对我的要求我就要造假。

　　北京科技报：那您认为学术腐败能够根治吗？

　　王旭明：对此充满信心。

　　北京科技报：如果能根治，您认为最首要的一个问题是要解决什么？

　　王旭明：主要四个方面。道德层面的自律；制度，各个学校包括教育部的一些政策文件；第三个层面是法律；最后，还有媒体力量。

　　北京科技报：您刚才列举的这几个方面，是并列的关系还是有顺序？

　　王旭明：既不是并列也不是顺序。比如说自律，我觉得道德要求应该是贯彻到所有方面的。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自律)比制度这方面还要重要？

　　王旭明：是的。

　　学术造假因何频频曝出

　　高校近年成学术造假重灾区

　　造假事件大部分都是高校教师参与

　　方舟子较早涉及的一起学术腐败事例是2000年8月的“基因皇后”陈晓宁事件。那时主要是打击回国招摇撞骗的“海归”。尔后，新语丝网站开始打击学术造假，6年间总共公布500多起。其中比较典型的、数量比较多的包括履历造假、论文剽窃和高科技商业骗局，大部分都是高校教师参与的。履历造假比较典型的像清华大学刘辉事件，论文剽窃像合肥工业大学杨敬安、南京大学潘知常事件。

　　方舟子发现，现在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多了，特别是新闻媒体也会跟踪报道学术造假事件，管理部门也承认存在学术造假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见到采取什么确实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并不认为学术造假有增多的趋势，而是揭发力度更大了。实际上，由于学术造假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社会各界重视，有了一点舆论监督和威慑力量，学术造假行为实际上可能反而有所减少。

　　不合理的评价体系不该是造假借口

　　在方舟子看来，学术造假的盛行与当前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考评时，由于过分看重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论文的质量，导致许多人为了能达到论文数量的要求，或者为了要获得根据论文发表数量而给予的奖励，而去剽窃、一稿多发、大量发表劣质论文。但是，不应该把不合理的评价体系作为宽容学术造假的借口。学术造假是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难以完全避免的，要杜绝它是不可能的，但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之不再成为一种腐败，是可能的。”

　　造假行为已成学术腐败

　　“虽然学术造假在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但中国学术界的造假行为有其特点，不是个别人偷偷摸摸进行的简单的学术造假，而是成为了学术腐败！”方舟子说，中国一些学术造假行为是“有组织地公开进行的，得到校领导的纵容、鼓励乃至支持”。

　　专访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

　　呼吁权威机构进行独立调查

　　方舟子说，虽然由涉嫌造假者所在的机构首先进行调查，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是一旦涉嫌造假者的地位比较高，比如是所在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调查的结果不能令人信服，那么就应该由更权威的机构介入，进行独立的调查。

　　以美国为例，美国卫生部有专门的办公室处理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行为，每年要公布处理十起左右，会指名道姓、有根有据地公布调查的结果，给予一定的处罚，一般是禁止造假者在几年内申请国家科研基金。由于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绝大部分都由美国政府资助，如果研究者被处罚若干年内不得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此人的学术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通过这种方式，就能把造假者清除出学术界。“整个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才能让人信服。要重点监督、打击那些学术地位比较高的人，因为这些人造假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他说。

　　“院士造假事件”始末

　　3月26日，司履生发表《就魏于全院士发表假论文问题致中国科学院的公开信》。信中透露，在魏于全的文章发表后，自己给《中华肿瘤学》杂志编辑部和《nature medicine》都写了评述性文章，但最终均未能发表。司履生告诉媒体，“魏于全一连5周，每星期五从成都飞到西安，星期六到我的办公室恳求我一定不要发表这一文章。只要我将文章撤回，他愿意给我资助100万元的科研经费。”

　　两天后，一份声明出现在了四川大学学校网内BBS上，并迅速传开。声明肯定了魏院士论文结果的正确性和真实性，并呼吁大家爱惜自己学校声誉，不要人云亦云，做别有用心者的帮凶。

　　3月29日，魏于全院士将2003年对司履生提问的答复原文致信方舟子，要求登载。通过“新语丝”网站首次进行了实名回复；表示，“司先生很多问题的提法本身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是错误的。”

　　3月31日，魏于全再次通过“新语丝”实名公开了“魏于全对拜访司先生的情况说明”。

　　同日，方舟子发表“为什么我认为魏于全院士的论文有假”一文。

　　4月1日，魏于全对方舟子一文发表答复，指出质疑者使用了论文中由于印刷问题而导致的错误公式。

　　至此，魏于全开始了在“新语丝”上与方舟子的直接公开对话。

　　4月2日，司履生公开回复“魏于全又在说谎”；4月3日，魏于全再次针对质疑发表应答文章；同日，方舟子发表应答，发现魏于全论文中出现新的疑点。

　　4月10日，魏于全通过“新语丝”网站发表“三封信”，解答网友疑问。

　　4月13日，司履生再次发表质疑文章《我的又一困惑》。

　　4月15日，四川大学面向全国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认为司履生对魏于全院士的指控经调查尚缺事实依据。同时表态不是“学术造假”，而是“学术争议”。

　　司履生在《我对四川大学就魏于全院士造假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个人声明》中表示：川大对其在质疑的公开信中的内容进行了严重的歪曲。

　　5月5日，司履生在“新语丝”公开发表《我为什么说魏于全是在搞伪科学》一文。

　　记者手记

　　魏于全VS黄禹锡——纵容、包庇比造假更可怕

　　去年年底，被称为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伪造干细胞实验数据被披露。黄禹锡辞去首尔大学教职。首尔大学对黄禹锡处以级别最高的处分，撤销他的首尔大学教授职务，禁止他在5年内重新担任教授等公职。国际媒体一时间沸沸扬扬。比较黄禹锡事件，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

　　方舟子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魏于全事件与黄禹锡事件有一些相同点：都是在网上首先披露出来的，都是同行通过分析发表的论文而怀疑有假，涉及的人物在本国的学术地位也都比较高。但是二者又有不同点：魏于全不及黄禹锡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和引起的反响也不可同日而语，该事件并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处理过程更是不具有可比性———与魏于全事件的悬而未决不同，首尔大学却对黄禹锡进行了迅速的调查和严肃的处理。

　　从黄禹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学术造假行为会影响到某国学术界的声誉，但是一旦对此进行严肃的处理，就会挽回名誉损失，更可怕的是纵容、包庇学术造假行为，那才是真正使某个机构、某个国家的学术界的名誉扫地。(李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