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中宇 

    1992年在巴西里约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确定了相关环境责任原则，这次会议被称为地球首脑峰会。

    1993年，生物多样性条约正式开始实行。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二次地球首脑峰会。会议的成果是《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在2010年前显著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

    然而如何评估生物多样性发展趋势，却一直没有确定的方法。直到4年后，2006年3月巴西库里提巴召开的第八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才正式采用了一系列评估生物多样性发展趋势的指标，此刻距2010年只剩4年了。

    而人们从这次会议上得到的信息是：“由于缺乏政治意愿以及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未来筹资渠道存在分歧,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进程已受到明显制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主要资金来源——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未来的不确定性,给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磋商蒙上了一层阴影。”

    自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峰会议以来，十余年间，尽管无数的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状况却日趋恶化。

    问题何在？根源何在？

最新卫星森林地图 图中绿色区域为原始森林，灰色区域为其他森林

    漂移的孤岛

    从宇宙的角度观察，人类是个极为脆弱的物种。它得以生存的温度与大气成分必须保持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其机体所需的能量，只能以糖、脂肪、蛋白质等有限几种物质方式摄入；它不能承受弥漫于太空的紫外线和宇宙射线；也不能承受许许多多的化学物质……它只能生存于自己的摇篮之中，这摇篮就是生物圈。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生物圈中无数的物种相生相克，逐步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一方面，每一个物种都为其他物种提供食物或生存环境，一方面大家共同造就了大气、土壤、水体的成分，并借以维持着适宜的气温和氧、碳、氢、氮、磷、硫、钙、镁、钾等物质的循环。更重要的是，一旦这种宝贵的平衡受到干扰，会引发多重负反馈机制以恢复平衡，这在系统动力学中被称为“稳定性”。没有稳定性的平衡不过是进化历程中的一颗流星。以至于一位哲学家从稳定性的角度来探讨“存在”：所谓“存在”不过是散布在“可能性”的汪洋大海中，具备某种“稳定性”的历历孤岛。

    不必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但人人都应明白，人类的存在不是理所当然的，更非亘古不变的。一位著名的哲人说过“我思故我在”，其实我之所以在，是因为生态圈维持着宝贵的平衡。

    生态圈维持平衡的稳定机制源于物种间的“相生相克”，每个物种都是“食物链”上的一环，对其下游表现为“相克”，对其上游表现为“相生”，然而这不是可以排序的等级关系，而是“一物降一物”的网络关系。即使雄踞食物链顶端的大象、狮子、老虎，它们也得为寄生虫、真菌、细菌、病毒提供食物与栖息地，并受其调控。

    生态系统中物种越多，“生”“克”关系越错综复杂，系统就越能抵御干扰，维持平衡。就一个物种而言，其食物来源种类越多，越能承受个别来源的供应波动；其天敌种类越多，越不可能“疯长”而危及其他物种。反之，当物种大量灭绝，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就减弱。尤其是食物链中某些关键物种一旦灭绝，可能导致食物链断裂、天敌消失、生态系统瓦解。

    就在今年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5月22日）前夕，昆明的水源地松华坝遭到松毛虫的突袭，不到一个月，千亩树林被吃成一片黄色，记者报道，“看到成片的杉树上，成百上千只松毛虫拥挤一团，像破棉絮般随风飘扬。树下虫屎满地”。昆明一时人人谈虫，为保护水源安全，不得不与“虫军”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松毛虫本来有大量的天敌，如寄生蝇、寄生蜂、喜鹊、螳螂、猎蝽、布谷鸟等。但单一树种的松华坝生物链不健全，致使松毛虫的天敌无法生存。

    平衡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的变迁、物种的进化都在改变着平衡状态。“存在”这个“稳定性”的孤岛实际上是在“可能性”的汪洋中漂移着。在这过程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增强，也可能降低，乃至消失。事实上地质学家在不同的地质年代发现了迥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其间有几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但这一切演变都以地质年代为尺度。相对于今天人类的时间观念，除了突发的自然灾变，其演变缓慢得几代人都察觉不到。

    新生代第四纪人类诞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类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员，同样受到“生克”关系网的制约与规范。生态系统平静地按地质年代的尺度演化。

    与一切物种一样，人类喜爱对自己“相生”的关系而厌恶“相克”的关系。不同的是，人类渐渐掌握了增进“相生”而逃避“相克”的手段，使用火、使用工具、使用语言，将趋利避害的能力发展到远超出其他物种的程度，造就了这一物种的大爆发。

    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10多万年前，扩展到欧洲和亚洲；4万～6万年前在澳大利亚出现；约1.5万～2万年前进入美洲；大约1000年前最远到达了太平洋地区。以地质年代的尺度看，人类在地球上扩张的速度是惊人的。恰如一个苹果，在那里放了很久，偶尔在表面某个角落出现了一块霉菌斑，一不留神就布满了整个表面。

    人类的出现加速了生态圈这个“孤岛”的漂移。

    人类与“地质营力”

    人类的早期扩张速度以万年为单位衡量，在这漫长的时间内，大自然还有能力应付人类相对弱小的干扰，力图恢复平衡。农业的出现大大加强了人类改变生态系统的能力。繁荣的农耕文明地区，大面积的农田其实是一种人造生态系统，然而这种系统是高度不稳定的。

    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造就了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养育了灿烂的埃及文明，留下了至今仍震慑人心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林木葱郁、沃野千里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了显赫的巴比伦文明，它的楔形文字、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骄傲。

    然而，文明回馈给生态系统的，是无休止的人口增长，过度的放牧、垦荒，滥伐森林。结果，原有生态系统瓦解，这两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沦为一片贫瘠土地。古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早已成为历史绝响。当人们在电视机前品味那片土地上无尽的暴虐与艰辛时，可曾想到它与早已消失的古代文明的因果关系？

    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森林茂盛、水草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据记载，周代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到53%,“林木参天、千宵蔽日、屏障西北、俨然长城”。从商代到北宋，历代都城大多建立在这片土地上。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是中华文明的腹地。

    然而自秦汉到北宋，为营建宫室、修筑长城、移民屯戍，先后砍伐了关中西部的陇山、六盘山；关中南部的秦岭山脉；关中东部的太原、河东、狄道诸郡；山东邹鲁；黄河中游吕梁山、太行山和阴山。到了北宋，长安附近的岐山和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都已变成光秃秃的童山。北宋定都东京开封府，附近缺乏木材，一直砍到西部秦陇地区。到北宋中期，陕北的富县、延安、绥德一带已是林木奇缺。辽、金定都北京，又大肆砍伐晋东北和北京附近的原始森林。中原地区的原始森林就这样被砍伐殆尽。

    黄土高原没了原始森林的覆盖，后果可想而知，黄河泥沙含量不断增加。宋代时黄河泥沙含量就已达到50%，明代增加到60%，清代进一步达到70%。结果黄河成了“悬河”，一些地方呈现“荒山无树、鸟无窝”的景象，黄河流域成了贫困与战乱肆虐的地方。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到使腹地振兴的有效方略。

    我们看到，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类的干扰力量已非大自然可应付，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速度已从万年为单位加速到以千年为单位。一个个生态系统被瓦解，一个个寄生于其上的人类文明随之衰落，人类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事实上成了解读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视角。

    然而，这时人类的破坏范围还局限于一个个局部生态系统。工商文明则将这个范围扩大到整个生物圈；衡量其作用的时间尺度，也从千年缩短为十年！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的监测表明，现存物种正以每天一种的速度在消失；如不采取果断的保护措施，将来很可能是每分钟消失一种。全世界有5万到6万种植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中国现存的3万余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多种处于受威胁或濒临灭绝的境地。

    2005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家公布了他们长时间、大规模研究的结果。发现英国主要的生态系统几乎都存在物种数量下降的问题，在过去20年间，被调查的蝴蝶物种中有71%的数量呈下降趋势，鸟类物种中有56%的数量在减少，而植物物种中有28%在逐渐变少。

    全球有1300名科学家参与了“千年生态环境评估”，于2005年5月发表《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幸福：生物多样化综合报告》。报告指出：过去50年期间，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大肆破坏，自然界物种的消失速度为正常消亡率的1000倍。从全球范围看，12%的鸟类、将近1/4的哺乳动物及1/3的两栖动物目前正濒临灭绝。有学者估计按现在的速度，20～30年内生物种将消失1/4，到21世纪末消失在一半以上。

    许智宏院士则告诉人们：“中国物种的消失速度高于全球，比如我国约有陆生生物100万种，约占全球1/10，全球濒危植物估计达10%，而我国则达15%～20%，远远高于欧美国家。”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指出：中国约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约有5000种植物在近年内已处于濒危状态；约有398种脊椎动物也处在濒危状态。另外中国的生态系统有40%处于非常严重的退化状态，各种开发建设的人为破坏仍在继续，物种生存面临威胁；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日益严重，生物安全管理亟待加强；生物遗传资源流失问题突出，保护和管理不到位；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亟须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英国科学家马克·特尔弗警告我们：“地球很可能面临着第6次物种大灭绝。”在地球长达40亿年的历史上，曾出现过5次物种大灭绝，最近一次发生在距今6500万年的白垩纪末，恐龙就是在这次大灭绝中从地球上消失的。

    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来自环境演化研究的启示》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里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急剧增高，人类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地质营力”，在地球系统的运转中发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鲜明的作用。据此，他提出“自18世纪晚期开始，地球已进入最新地质时代——‘人类世’时期”。

    马克·特尔弗和刘东生都从地质事件的角度看待人类。区区一个物种居然成了重要的“地质营力”，并成为一个地质时代的标志，匪夷所思。但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一位严肃的专业地质学家。这提醒我们，全球生态圈经上亿年进化形成的平衡，已经从整体上受到严重威胁，稳定机制正在被削弱，有的甚至被瓦解，工商文明本身正在成为生态系统强大的干扰源。

    系统动力学告诉我们，当系统的稳定机制不足以维持原有的平衡后，系统将沿着李雅普诺夫函数的最速下降线滑行，直到遇见一个新的稳定平衡点，如果这样的平衡点存在的话。

    对于我们的生物圈，恐怕没人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平衡点，更没人知道这样的平衡点是否适宜人类的生存。更可能的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平衡点，人类就“Game is over”了。

    科学与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倾向于以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美国的科学家觉得，以其对生态系统的了解，已经足以构建一个人工的生态系统。于是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以北沙漠中建立了一个微型闭式人工生态系统，称为“生物圈2号”，而将地球本身称作“生物圈1号”。

    1993年1月，8名科学家进入“生物圈2号”。科学家们原计划让工作人员在“生物圈2号”中生活两年，然而，一年多以后，“生物圈2号”的生态状况急转直下，氧气含量从21%迅速下降到14%，而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含量却直线上升，大气和海水变酸，很多物种灭绝，而用来吸收二氧化碳的牵牛花却疯长。大部分脊椎动物死亡，所有的传粉昆虫的死亡造成靠花粉传播繁殖的植物也全部死亡。由于降雨失控，人造沙漠变成了丛林和草地。“生物圈2号”内空气的恶化直接危及了居民们的健康，科学家们被迫提前撤出这个“伊甸园”。“生物圈2号”的实验以失败告终。

    “生物圈2号”的失败告诉我们，对几十亿年演变形成的生态圈，人类还相当无知。即使以后某个“生物圈x号”能成功，一旦我们的“生物圈1号”被破坏，有多少人可以藉“生物圈x号”逃生？里边的乘客恐怕只能是那些肆意破坏“生物圈1号”的精英们。

    人类“持续发展”的唯一希望只能是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圈1号”，而将这希望变为现实，关键不在技术，而在收敛自己的任性与妄为。

    从泛神论到一神论

    其实，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面前并非总是肆意妄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先秦以降，这类的教诲在古籍中比比皆是。

    当然也有肆意妄为者，如越王勾践，“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这位卧薪尝胆的英雄，豪气干云。又如秦始皇造阿房宫，在四川大肆砍伐。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描写道：“蜀山兀，阿房出”。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赤峰一带原始森林“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

    勾践、秦始皇、忽必烈都是进取心极强的斗士。当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时说：“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被毛泽东着实揶揄了一番，指出所谓“进取”其实是侵略。

   对于大自然，自古即有的两种如此尖锐对立的态度，令人深思。前者视自己为系统中的一员，认为维护系统的健康有利于自己的根本利益，甚至进一步认为维护系统的健康是自己的天职；后者认为系统是自己的对立面，自己的天职在于研究它、掌握它、征服它、利用它。

    蒙古草原是个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方，蒙古牧民在长期而艰辛的生存经验中，体会到草原上的一切，人、羊、狼、兔、狗、草……无不在相生相克的关系网中相互依存，在这里，“赢家通吃”的结果是整个系统的毁灭。即使是狼，人也要给它留下生存空间；而且，连狼也懂得不去危及其他物种的根本生存。姜戎的《狼图腾》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述。

    西双版纳每个傣族村子都有一处“龙山林”，那是死者的归宿之处。傣族习俗规定：“龙山林”里，不准放牧牛羊、砍柴割草，更不准砍伐树木，人一般也不到里面活动。于是“龙山林”里保留了15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100多种药用植物。根据傣文《贝叶经》记载，包括释迦牟尼在内共有28代佛，每一位悟道成佛都与一种树有关，于是每一个树种都是圣物，一般佛寺要种百多种与佛有关的植物。

    羌族山民们在山林附近设神坛，神坛周围的林子就成了神林，任何人不得毁坏，不得在此放牧牲畜。有很多被封为神林的林子，树木茂密，遮天蔽日，无人随便进入。每年的农历六月举行转山会以祭祀山神，山民们在转山会上神圣地许诺：不随便砍伐、毁坏林木，不乱捕猎动物……同时由“端公”用咒语诅咒那些背誓的人。

    在我国西部山地的藏、彝、羌、回等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着“神山圣湖”的观念，它使当地百姓尊重各种生命，不妄取自然资源，其行为与当今环保主义者的主张若合符节。长期以来，这种观念被视为迷信，其实积淀在一个社会中的基本观念只能来自长期的生存经验。正是反复发生的生态灾难，使人们懂得了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必须与各物种和谐共处。

    几乎所有原始民族的宗教都是泛神论，这反映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承认“相生相克”的依存关系，视系统整体为最高价值，而和谐是这一价值的基本体现。

    故宫三大殿，以“太和”、“中和”、“保和”为名，其说源于《易经》。“中和”其实就是平衡，相生相克、共存共荣；“保和”就是维系平衡的稳定机制；“太和”则说明平衡的范围须囊括“天地人三才”，即自然内部、人类内部、人与自然之间均需求得平衡。《易经》形成的年代，泛神论还普遍存在，事实上，我国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一神论都没有取得如欧洲那样的统治地位，儒、道、佛共存于一个社会，不时还能发现他们共祀于一个寺庙。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没有如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那样彻底瓦解，与此应有内在关系。

    然而，这种温和的价值观不合征服者们的胃口。在生物界中，人类恰恰是征服者。在人类社会内部，皇帝、军阀、财阀、学阀们是征服者。征服者需要一种单向排列的等级结构，需要树状的权力指向。于是有了一神教，在各大一神教的扩张历史上，往往伴随着征服与杀戮，这绝非偶然。

    一元化的价值标准随着一神教的胜利获得了主导地位。争夺这“一元”地位的，有神权、皇权、军权、政权、财权乃至学阀，其背后则是一小群强势集团的私利。这种价值观建立在主从关系上，将整个系统视为需要研究、掌握、征服、利用的对象。从孔老夫子到孙子到韩非子，从旧约到马基雅维利到马汉，无数的典籍彰显着这种价值标准。

    这种价值观在人类社会内部表现为越来越激烈的军事战争和经济控制，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则表现为脱缰野马般的资源开发、以邻为壑的环境污染。

    工商文明将这一价值观推到了极端。仔细回顾工商文明的历史，可以发现“进取”或者说“侵略”其实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

    要真正理解工商文明，不能不读马汉的《海权论》，马汉的可贵在于坦诚，他的著作是写给他的“自己人”看的，而且那时还没有想到编织“政治正确性”外衣。

    “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两三百年的经济现实告诉我们，构成这“外部资源”的有非洲的黑奴，墨西哥的白银，东南亚的橡胶、香料，印度的鸦片，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因此，海外贸易决定国运，必须以海权保护之。海权考虑的不是“边界安全”，而是“安全边界”——哪里涉及到国家利益，海权就要覆盖到哪里。这就是马汉立论的基础，所有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于是我们看到，工商文明的发展几乎与战争同步：十七八世纪的商业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武装干涉，美国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国延绵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直到如今的“反恐战争”。

    而战争的背后是资本扩张的需求，正是这种强势的“进取”文明，把各类国家都卷入了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立足于交易和利润的GDP，成了各国追求的核心目标。资本扮演成了事实上的“一元化领导”，利润极大化的竞争压力，迫使所有的企业不择手段地攫取资源、降低成本，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这意味着企业高管丧失职业信誉，而资本拥有者丧失资本。在这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中，不要说生态的平衡，连人类社会的平衡都无暇顾虑。

    1997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全球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其结果是：每年全球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折合经济价值33万亿美元，而每年全球的GDP加起来不过18万亿美元。

    然而，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的33万亿美元价值无法进入公司的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事实上的决策者——资本拥有人，其决策依据只能是公司财务报表，而非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当然，社会可以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将生态系统价值强行纳入各公司的财务分析之内。但实践证明，找到这污染者，并迫使他治理，绝非易事。那些大污染者本身就是豪强集团，而无数的小污染者“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在巴西举行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会议上，一个争论焦点是“向公众免费提供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结果、数据及其他资料”，原因在于，大多数已公开发表的生物多样性资料归商业组织所有，受限于版权。“版权保护”与“生态保护”都是当今热点，然而资本关注的“版权保护”显然比公众关注的“生态保护”强势得多。虽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言，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生物入侵与“绿色幽默”

    从科学、道德角度对生物多样性的讨论早已汗牛充栋，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却愈演愈烈。无数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了远比科学与道德强大的力量——工商文明自身的内在逻辑。

    从生态角度看，外来物种可能引起生物入侵，即使不造成入侵，也会大面积占领空间，从而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改变其生态环境。外来物种入侵，无非是有意引入和无意带入两个途径。

    有意引入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这就要求被引入的物种耐贫瘠、生长快、抗天敌，而这恰恰是入侵物种的基本特征。这几年我国光是种猪引种就耗费外汇1亿多美元。而我国的家畜遗传资源贮备则急速衰减。主要畜种的432个品种中有158个由于规模锐减已丧失了原有的育种潜力。曾经著名的“九斤黄鸡”、“狼山鸡”，现在只有到俄罗斯、美国的养殖基地才能找到。

    事实反复证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无论是科学家的劝说还是政府的法规，都无法遏制这类引入；相反，科学家与政府往往成为引入的辩护人乃至推动者。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看看我们的草坪业、绿化业、种植业、养殖业，可有例外？哪个行业背后没有跨国公司的身影？

    对此用不着大惊小怪，150多年前，一位哲人就说过：“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此人名叫卡尔·马克思。

    无意带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无法避免。本来，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和地理阻隔，造就了无数各具特色的局部生态系统，生态多样性为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环境。例如：熊猫栖息在川陕甘山地森林中，藏羚栖息在青藏高原，大象生活在云南省的森林里。地理隔离使多数物种只栖息在自己的领地里，因此整个地球就有了更丰富的物种资源。以中国为例，学者们将中国生物地理分划为4个区域(8个亚区域)、27个生物地理区和124个生物地理单元。（解焱、李典谟《中国生物地理区划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运输、旅游的发达有效地打破了地理阻隔，而公路网、铁路网、大坝等在大范围内传播物种的同时，又将原有的生态区域分割开、细碎化，于是生态多样性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于是学者们发现，越是和全球贸易体系联系紧密的国家，外来入侵物种也越多，且与地球上的运输网络发展、移民比例、旅游人数、商品交易等方面呈正比的关系。物种相互混杂，其长期结果无法预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趋于同质化，减少物种多样性与基因多样性。

    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视角，无疑应强化检疫等一系列措施，以控制外来物种入侵。但全球化的压力、主流经济学观点，均将这类措施视为限制贸易的弊端。在眼前的资本利润与长远的人类生存之间，前者无疑清晰而有力得多。

    原始森林是生物多样性的摇篮。据估计全世界现在约有各种生物500多万种，其中在森林安家落户的有200万～400万种。2006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最新卫星森林地图显示：地球上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只占了不到10%的陆地面积，148个森林带范围内的国家中，有82个国家完全失去了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

    目前中国未受侵扰的森林仅占国内森林总面积的2%，它们分布在四川西部的大雪山西侧，云南怒江州中缅边境地带，西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内蒙古最北端的大兴安岭，以及新疆最北端，但存在面积很小。可是中国这些最珍贵的生态系统受到严格保护的只有0.1%。

    被砍伐的木材主要用于制造家具，全球家具市场中欧洲占45%、北美占19%。这意味着不到20%的人口消耗了64%的木材。这就是利润极大化在木材产业链中的整体效果。

    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近来备受关注，绿色和平的一份报告称，“估计去年印尼近80%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至少90%的森林，都遭到非法滥砍”。这些木材的去向，以前主要是日本。但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取代日本，中国从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口的木材已占到该国产量的75%，伴随这个过程，“毁坏世界森林”的骂名已经集中地从日本转向了中国。

    而中国生产的林产品主要输出到欧美。据森林趋势的报告显示，“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林产品进口自1997年开始猛增，美国的进口几乎增长了1000%。自2000年起美国就是中国林产品的单一最大进口国，其份额在2005年达到中国林产品出口总额的35%之多。欧盟的进口增长了800%，英国、德国和荷兰分列前三位。”

    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绿色幽默”：热带非法出口的木材+中国的廉价劳力=欧美消费的家具+欧美销售商的利润；而欧美的媒体却义正辞严地控告“中国家具摧毁世界森林”（BBC）。
导演这场幽默的正是资本逻辑。

    由此，我们看到在工商文明中，扮演一神教角色的是资本。面对“利润极大化”原则的“一元化领导”，要保护我们的“生物圈1号”，难点绝非技术与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