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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深陷"利益圈"包围 行为总被各种关系左右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6-06-10

   

    今天(8日),汇聚了“中国最智慧头脑”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在北京闭幕。

    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说,科技界出现了一些违背科学道德的不端行为(见本报6月6日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媒体关于院士的报道不在少数,尤其是负面报道,让公众对代表最高科研学术水平的院士们产生质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说,参加这次院士大会感觉有些灰溜溜的。现在的院士当得太累了,“感觉压力太大了”。

    一位与院士经常接触的科技工作者很理解这些院士的压力。社会上对院士有一些误解,比如说,认为院士兼职多,活动过多过滥等。实际上,不少院士是在还人情债。有的时候为了礼尚往来,院士不得不出席一些活动,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

院士行为总被各种关系左右

    院士的一个重要责任是推荐新院士。上个世纪90年代,洪德元当选为院士,这十几年来,他推荐了不少新院士。让他不舒服的是:越推荐越感到压抑。很多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荐院士。他甚至希望暂时取消推荐。

    洪德元院士的苦恼还不算大。更多的院士被更大的烦恼所困扰:院士本应是对个人学术能力的认定,可是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环境之中,总是被各种关系所左右,陷入了多个利益集团的“包围圈”。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工程院关于院士队伍建设的总结大会上,谢礼立院士说,社会普遍功利化,不少行政单位、地方政府把院士的数量作为衡量本单位、本地区学术水平高低的指标,好像这个区域院士多,水平就上去了。这种思路对院士的学术道德杀伤力很大。

    如今,院士们被高校科研院所争相聘请,甚至出现所谓的“双聘院士”。实际上,全国的院士数量有限,不少地方都宣称自己有多少名院士,如果把这些院士数量加起来,早已超过了已有的院士总数。

    谢礼立院士说,有些院士本来应该是一个专业的专家,而现在,有很多单位和地区,总是将院士推举为学术问题或者非学术问题的裁判,好像一个人一旦当上了院士,什么都能说明白。

    另外,谢礼立院士说,一些院士个人为了所在单位、地区的利益,参加一些有违学术道德的活动、事情。这些事情往往不是院士自己愿意的,但是为了争取地方利益也没有办法。

    许智宏院士说,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院士主动或者自愿做的,是地方政府请他们去做的,如果他们不去,就会被说成清高。

    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很多院士出去做官。实际上,社会上对这种现象有很大的意见。谢礼立院士认为,工程院作为工程学科的荣誉性组织,要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使自己成为高官的出入口。

    不过据他了解,很多院士并不是很愿意做官的。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哄抬”让院士成了“香饽饽”

    一位常年从事科技领域报道的记者感慨:院士原来并不是“香饽饽”。

    当年,为了体现国家对人才的重视,院士享有这样的优待:每人每月200元的津贴补助,在医疗上可以享受一定级别的待遇。除此之外,院士没有任何特权,他们的工资、住房、用车等待遇都是他们所在的单位视实际情况而定的。

    就是近几年,院士突然成为众人哄抢的“香饽饽”。

    不少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纷纷开出高价,比如说,年薪10万元,希望院士能到单位工作。此外,提供诸如车子、房子、科研启动资金等。

    院士的身价就这样被抬了起来。

    科研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很多地方看重的不是院士现在的水准,而是他所代表的荣誉。实际上,院士已经被当作此地实力的证明。

    陈宜瑜院士在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之前,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负责院士队伍建设。他说,院士本来是对个人过去在科学方面作出成绩的评价,不是现在成绩的评价,更不能替代将来成绩的评价。这些部门的举动是为了吸引人才,并以此显示对人才的重视,这本无可厚非。但他最担心的是,这些部门对院士的热衷给很多人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只要当上院士就名利双收,终身受益。

    此举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增选过程必然出现不正当的风气。

    社会上不准确的评价造成了增选的困难。陈宜瑜院士说,每到增选院士的时候,中国科学院都会公开候选人的资料。现在一旦知道谁被推选为院士,不同意的人就会发匿名信,而且这匿名信可能是在投票的前五六天发出来的,有关部门甚至都来不及调查,某个科学家的前途就可能这样被毁掉。

    “这种竞争让队伍建设非常困难。”陈宜瑜院士说,造成现在这种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由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来负责。

面对学术不端行为,每个院士都必须站出来说话,否则就是失职

    面对社会上对院士的负面评价,很多院士都呼吁,要加强院士队伍建设。

    谢礼立院士建议,要严格控制入口关。现在成为院士有很多推荐渠道,他建议将渠道改为一个,就是通过各种学术协会进行推荐,这样有利于院士推荐的公正。对于有学术道德问题的候选人,应进行严格的一票否决制,绝对不能提名推荐。对于不在工程一线的领导人,也不能进行提名推荐,对于刚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领导也不能马上进行提名推荐。

    谢礼立院士说,目前社会上因为急功近利带来一系列的学术不端行为,工程院应该就此问题对国家提供咨询报告,以推动其他学术机构一起建立处罚学术不端行为的机制。现在学术不端行为已经到了每个院士必须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否则就是工程院和全体院士的失职。

    中国工程院在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向院士们公布了一项对院士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结果表明,认为有必要在院士学风道德方面建立具体约束监督制度的占71.7%,认为无必要的占16.3%,未答的占11.4%。

84%的院士还在从事本专业研究或者带研究生

    很多院士呼吁,还院士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本位角色。

    有一位院士,当选院士以后与之前没有什么两样,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会议邀请,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

    一位女院士说,自己当院士十几年了,经费加起来不过三四百万元,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

    其实,目前更多的院士还是在踏踏实实地工作。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说,最近,中国工程院对院士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调查结果显示,84%的院士还在从事本专业研究或者带研究生。

    针对社会上对院士的种种评价,很多院士感觉“憋得慌”。今年春天,中国工程院的几个院长牵头,分别赶赴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成都等地组织院士座谈。刚刚从副院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沈国舫院士参与这次调研。他说,炒作院士的收入多,兼职多,是不了解院士。

    经过了解,院士的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是应该的,有些人还达不到这个标准,有的每年只有几万元。一些年纪大的院士不做项目,只做顾问,还不如自己的学生挣钱多。

    陈宜瑜院士说:“要想院士正常化,就取消院士的一切特权和待遇,让院士回到荣誉本位。这才是院士队伍建设问题的根本所在。”他1996年去美国,正赶上那里的院士选举,过程很简单,候选人由院士推荐,选举也很简单。美国的院士每年还要缴会费,也没有什么特权。有的学校为了表示尊重,会为院士专门留出一个停车位。

    “院士只是一个荣誉,完全体现在对个人的科学评价上。大家都很坦然。”陈宜瑜院士说。

    辛世文院士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他说,自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学校感到很光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他到北京来开院士大会,还要自己出路费和食宿费。

    严陆光院士说,以后不要讲院士如何不得了。院士不过是在本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报北京6月8日电(本报记者 原春琳 李健 潘圆)

    [中国青年报]

 

相关报道

科技界浮躁的根源在于评价机制

   “没有哪个国家有我国这样类型多、频次高的科技评价活动。科技评价涉及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甚至全国两千多万科技工作者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在各种评奖、评估、验收、鉴定的牵动下,各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纷纷组织大量人力去填写申报材料、检索被SCI/EI收录的论文。由于科技评价与研究院所、高等院校以及每个科技人员的前途相关,为此,一些单位和科研人员不得不去四处打探谁是评审委员会成员,甚至不得不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科研人员为完成这些指标、评估,被逼得不能静下心来从事研究,被逼得浮躁起来,甚至有的人弄虚作假。”在正在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记者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科技体制上的问题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好的是什么?不好的又是什么?科技界浮躁的解决办法又是什么?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没有很好重视。”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用六个字来形容,“问题相当严重”。

    很多院士都表示,科技评价中存在重形式走过场、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评价结果使用不当,助长了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影响了评价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此外,科技评价中缺乏信誉,评价办法简单,程序不规范,缺少权威性的科技评价中介机构,专家评价制度不健全,评价泛滥等问题也是院士们反映较多的问题。

    长期在科研一线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何多慧认为,对科研给予量化指标的考核是一种短视行为。他说,量化考核对领导来说最简单也最省事,但这种考核又是科技界的急功近利、浮躁虚假等现象的根源所在。科技评价中的功利主义、短期行为、急功近利、以成果论英雄等“政绩工程”问题若不彻底纠正,将会给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带来极大的危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詹文龙也认为,科技界的浮躁和评价机制不无关系。他说,目前,在基础研究领域,原始性创新或真正静下来做点研究不太容易,甚至一些自由探索的、风险大的研究不敢去做,如果评价机制科学有效,中国科学会更加健康地发展。

    “有些科研人员为了完成论文数量的考核指标,把本来该出一篇文章的成果,分成十篇文章来发表,中国科技界存在的单纯追求论文数目的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铭汉表示,“但如果绝对没有数量评估,又很难确定研究工作的进展,这就让科研管理陷入两难境地。”

    谈到如何给科研人员松绑的问题时,叶大年表示,应该取消项目的中期评估,放宽评估时限;同时,应该取消国家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不要让科研人员围绕“获奖”的指挥棒转。

    叶大年说,取消国家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的呼声已经很久,在很多科研人员的呼吁下,现在已经取消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三四等奖,但现在还存在一二等奖。

    奖励的激励机制是客观存在的,科技界对奖励问题的反感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完全取消评估和奖励的结果,可能会变成科技界自己在寻找“偷懒”的理由。其实,这个两难的问题不仅科技界存在,经济学界不久前也在讨论“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很多院士都表示,现行的科技评价机制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阻碍。如何解决科技评价的问题,还期待中国科技界自身在不断成熟之后,逐步探索出一个比较科学、公平、合理的评价方法。 (王学健 保婷婷)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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