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士生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之间万物纷纭，千姿百态，但都由同种东西化生而来，又有同种东西贯穿其中。古人把这种东西称为“道”，或“气”，或“理”。这种“原初物质”兼蓄众物，涵摄万类，所以有“天人合一”、“天人一气”、“天人一理”的说法。正是这种宇宙生成观念，使中国人看待任何事物都着眼于整体，形成了整体统一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亦形成了重整体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便是“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大一统”一语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辞源》解释说：“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公羊家大一统直接的诉求是政治统一，但也包蕴着文化和民族的统一的思想。《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讲:“《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夏朝是最初的中国，亦即华夏。华夏人的文化要比周边地区的文化先进的多，因此对周边地区、民族具有吸引力，这是统一、融合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周朝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华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使华夏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的统一、融合功能更加强大。周人更加注意以自己的文化来改造、同化周边地区民族，即所谓的四夷，使四夷文化统一于华夏文化之中。原属“化外之民”的四夷，如果接受了华夏文化，实行华夏的礼乐制度，它就成了华夏族，成为“化内之民”。 可见，使夷狄由接受华夏文化而进入诸夏怀抱，是大一统的重要标志。
　　大一统观念从夏代开始产生，经商周两代的发展积淀而成。这一观念的核心在于突出王权的至高无上。即人们所熟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日益完善，中央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力加强，王权政治下的大一统政体达到了极盛期。自西周以后，大一统观念便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中，成为一种理性的自觉。先秦诸子百家，虽然纵横论辩，各是其说，但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使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方向上，存在共识。孔子所憧憬的是“天下有道”的大一统社会，要求“礼乐征伐自天自出”(《论语·季氏》)；墨子提出“尚同”、“同天下之义”的观点，荀子同样强调统一的重要。在《荀子》中，经常看到“四海之内若一家”（《议兵》）、“一天下，财万物”（《非十二子》）、“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仲尼》）的说法。 中国秦汉以后，在国家观念上之所以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族人民之所以都支持统一，反对分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大一统观念。因此即便国家曾出现过多次分裂，也能够迅速走向统一，而不至于陷于长期分裂，更不至于像欧洲大陆一样形成为数众多的不同的国家。
　　秦汉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政体确立和大一统观念形成确立的时期，其后，世代相因，直至清末。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李斯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建议，“别黑白而定一尊”。秦代真正做到了“通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但秦建立的大一统模式，到了汉代才真正巩固下来。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把“大一统”放到天人古今的广阔背景下，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对大一统政权的存在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给予了理论的证明。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儒家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德主刑辅、仁政德治的文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与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后，历代开国君主都赋予“天下统一”以最高价值，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所以被后人推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开疆土、平天下，完成了统一大业。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大一统”观念，已成为民族文化深层社会心理的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思维定势。它不仅推动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形成一个具有极强的向心力的整体；同时，这种观念还促使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以儒家为核心，以儒、道、佛为主体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大一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生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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