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院士制度建设”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并引起社会不小关注。

　　院士制度逐步完善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对“院士信誉”乃至院士制度议论纷纷。特别是极少数院士的言行不检点、院士遴选过程中个别人的贿选行为等损害了院士形象，致使社会对院士制度产生质疑。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明确表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项制度都处在改革完善的过程中，院士制度也不例外。“1994年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就是中国院士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杜祥琬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说，在国际上，院士制度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不过几十年。“可以说，中国院士制度的确立是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产物，是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是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应以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认识我国的院士制度”。据介绍，中国工程院成立12年来，各项制度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如改进院士增选办法、进行战略性咨询、开展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等。”

    杜祥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十全十美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他介绍说，过去四年，工程院对院士增选制度进行了重大改进。2003年在第二轮院士增选工作中，部分学部试行院士候选人到会作自我介绍，取得良好效果，在2005年增选工作中已在所有学部中实行。在2003年和2005年，进一步修订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评审、选举程序规定》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投诉信处理办法》等文件。2005年又在总结历次增选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为了提高对候选人进行评审的质量，促进院士队伍的学科结构更合理，制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学部专业划分标准（试行）》。

    经过不断完善改进，工程院院士增选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趋于成熟，院士队伍的学科结构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在增选评审中，坚持按章程规定的统一标准，严把“入口关”，宁缺勿滥，以保证院士队伍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这两个增选年中实际增选的新院士分别为58名和50名，同时相应减少了各类渠道院士候选人提名的数量。目前工程院共有院士701名，其中资深院士99名，另有32名外籍院士。

    中国科学院在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召开院士座谈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新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中候选人涉密材料的管理和评审工作暂行办法》，以保证增选质量和增选工作更加公平、公正、客观严密。为了促进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加强与国际上有关科学院的联系和交流，今年4月中旬，中国科学院还组织召开了学部工作国际研讨会，英、美、法、俄、瑞典、印度等国科学院和国际科学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会议，并就各自科学院的功能定位、院士（会员）选举、社会作用的发挥等内容进行交流。

    用路甬祥院长的话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制度经过多年实践和不断改革，正逐步向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向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增选工作规则，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充分认同。”

　　个别现象影响整体声誉

    近年来，在院士队伍内部，关于提高院士增选质量、改进院士增选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

    对此，一位资深院士表示，改革和完善院士制度势在必行，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项制度本身的改进，还牵涉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等等。

    “其实，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教授、著名创伤外科专家王正国院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曾到英法等多个国家考察交流，了解到不少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评选都是不公开的。而我国的院士评选制度是相当完善和严格的。这使得这位首届工程院院士感到非常自豪。

    王正国说，我国的院士队伍是非常优秀的群体，不能因为极个别的不良现象就质疑整个院士制度。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院士崇拜”现象以及其它的一些非议，不能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本身，而应分析其深层的社会原因。

    他认为，“院士崇拜”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各界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已成共识；另一方面，一些媒体过多地渲染、不切实际的夸大其词，以及某些单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加剧了这一现象。“院士”是最高的学术荣誉，因此，这一荣誉的获得者往往会受到社会的各种礼遇，这也使得一些人心向往之，急于求成，一些虚假、不实的东西就出来了，抄袭造假等等都是这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长期从事建筑教学、研究及建筑设计创作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关肇邺教授也表示，按我国人口比例算，院士的人数还不到百万分之一。因此，社会上对院士的追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院士自身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因此而追名逐利，随波逐流。”

    他认为，对于真正搞研究、搞学问的人而言，会拒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因为“院士在本学科都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他是以学科研究的进步为乐趣的，而不会心甘情愿地花时间去宣传包装自己或者去当摆设”。

    关肇邺告诉记者，“院士队伍建设”并不是一个新议题，而是院士们长期广泛讨论的话题。在中国工程院朱光亚、宋健、徐匡迪三任院长任期内，每次院士大会，每到选举年，他们都曾做过深入的、语重心长的动员报告，核心的问题就是强调要保证院士队伍的质量，掌握好选举标准，慎重对待每一位候选人。而院士的遴选也是非常严格的。“当然，院士也是普通的人，也会有欠缺，但绝不能因为极个别的现象就否定整体，甚至否定这一制度。”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说，我国有许多选拔制度，比如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博士考试等等，都是选拔人才的制度。相比较而言，院士制度的选拔可能是最严格的，评审期长达1年，许多人往往是经过两三次才最终被选上。客观地讲，院士队伍的学术水平和人品、人格等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属正常现象。但不能因为个别现象就否定甚至抛弃这个制度。

    浮躁风气的侵蚀作用

    “国家正处在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容易导致某些人心里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浮躁。这种浮躁带有社会性，在学术界也有投射，学风不正、科研造假等等不良现象都是这种社会浮躁的表现。”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道。

    中科院院士、近代物理所所长詹文龙认为，科技浮躁与评价机制不无关系。他说，目前在基础领域，原始性创新或真正静下来做研究不太容易，乃至一些自由探索、风险大的研究不太敢去做。如果评价机制科学有效，相信中国科学技术会更加健康发展。

    刘经南强调，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院士的自律极为必要。他告诉记者，自己做事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为“应该”做事，为“兴趣”做事。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为国家需求和社会发展服务等当属“应该”之列；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不去为个人或部门利益做事才会作出成就。所以，他虽然身为一校之长，政务繁多，仍然带博士，仍然没有脱离一线教学，仍在从事他所热爱的卫星定位导航应用系统的研究。

    刘经南认为，院士一定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在加强自律、以身作则的同时，也要担负起社会责任，自觉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为学术界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作出努力。

    接受采访的院士们认为，目前社会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一些学校、地方把当选院士的多少当作评价考核指标，有的候选人单位甚至出现了“设计”院士培养路线的现象，为此不惜“上下努力”，托关系、走后门甚至贿赂；一些地方、单位通过各种渠道请院士出席鉴定会、评审会或吉庆仪式等活动，这些对院士的“杀伤力”极大，致使社会对院士多有微辞。但在很多情况下并非院士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无奈”，院士处在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

    对此，王正国认为，社会应淡化“院士”头衔，更多地关注院士们的学术成就、对社会的贡献。“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科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院士身份才有学术声望，而是因为他们为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

    院士们呼吁，在院士增选中要更重贡献、重水平、重学风，严防虚假宣传和包装，不应该过于看重有奖项的级别和获奖成果的排名顺序；对个别候选人弄虚作假、夸大其辞的行为，应采取“一票否决”。

    杜祥琬认为，全社会对院士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格，对院士队伍中出现的任何不足都特别敏感。“我们只有更高地要求自己，加强自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仅要在科技工作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做好学术带头人，而且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抵制各种不端行为，并带动全国科技界建设良好的学术生态，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和氛围，造就和凝聚一批德才兼备、爱国敬业的优秀科技人才，这是院士群体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