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件事，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学术评价问题的议论，比较典型的，一个是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和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曹怀东“封顶”庞加莱猜想后，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对“发表论文”与科研之间关系的阐述；另一个是中科院院士陈佳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实用化”倾向妨碍科学创新》，表达了对“文章驱动”式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苦恼。

　　庞加莱猜想是国际数学界关注了上百年的重大难题。朱熹平能够和曹怀东一起为这一世界数学难题“封顶”，“中山大学给了他什么样的支持？”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的回答是：“宽松的学术氛围”。朱熹平从偏分方程研究转到几何分析的研究时，有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但他得到的经费资助足以让他安心从事科学研究。黄校长介绍，近年来，中山大学对一批已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学者免于考核。因为，学术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考核对他们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朱熹平享有的宽松科研环境，正是当前大多数科研人员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如陈佳洱院士的文章所述：“现在很多研究都是‘文章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提级、奖励、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钩的。”很多年轻的学术带头人为了在短期内发表论文，不得不中断甚至放弃一些重要研究。陈佳洱院士语重心长地指出：“‘文章驱动’的评价体系是出不来大成就的。”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谭文松教授日前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把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被SCI(即“科学引文文摘［索引］”)收录作为评价和考核人才至高无上的标准，与科研人员的晋升、奖金以及所在单位的排名、级别、重点非重点、能否进入某重点学科或某项特别工程等等挂钩，背后则是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各单位都以功利目的和举措刺激专家学者去大量发表论文，而踏踏实实教书育人、埋头在实验室里做课题的人却难以晋升和获奖。这是在用宝贵的科研经费大批制造“垃圾论文”。

　　朱熹平的成就和陈佳洱的苦恼，是否可以成为一贴清醒剂，让我们认真审视现行的科研人才评价和考核体系。诚然，对人才的培养，有考核比没有考核好，问题在于我们对论文的要求是不是走得太远、背离了目标？毕竟，论文可以东拼西凑在短期内批量“制造”，而真正有用的科研成果需要的是敢于冒险、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更需要宽容失败的人文环境。

　　摘编自新华社7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