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承载了它太多不该承载的，甚至包括一个孩子的夭亡
　　无户口婴儿之死

　　□本报记者　傅剑锋　□实习生　马捷婷

　　杀婴之因
　　只在这个世上活了43天，北京的一个男婴就被父亲摔死了。
　　这43天里，刘瑞良四处奔波为孩子上北京户口。无望后，在今年元旦之夜杀了他刚满月的小生命。此前，不管是刘瑞良自己，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意识到他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本月中旬，这位病人将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受审。
　　有论者认为，刘瑞良的悲剧就是中国城市户口制度的不合理性演化到极端的例子，是活生生的“户口杀人”。而反对者认为，刘瑞良杀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抑郁症而非户籍制度。
　　刘瑞良自己则是这样向警方交代杀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户口，以后就是黑户，会受到歧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早点解脱。”
　　刘瑞良的妻子时秀文说：“如果我不是老催他去为孩子办户口，哪怕他脑子有病，也不可能杀孩子的。平常只要孩子一哭，他比我还急。”她像祥林嫂一样对别人重复：“孩子刚死时我恨死他，后来我恨自己为什么要催他(办户口)。”
　　长期以来，户口制度一直遭人诟病。在“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截然分立之外，城市户口自身的演化也日益复杂。
　　“单位”在城市户口管理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些还没有正式家庭的城里人户口，就要落在单位管的“集体户口”上。刘瑞良虽已成婚，但因妻子的户口远在河北涿州，他的户口就一直保留着婚前的北京集体户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刘尔铎说，1977年后，集体户口逐渐演变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一个在京城大学读书的农村孩子，尽管在读期间有这个大学的集体户口，但如果他不能获得留京户口指标，户口仍会被打回农村原籍。“所以集体户口是一个不完整的户口，一个过渡户口，各个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刘尔铎说。
　　刘瑞良夫妻俩希望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以方便孩子以后的上学与就业，但北京的落户政策规定，父亲为本市户口、母亲为外省市户口的婴儿(2003年8月7日以后出生)，落户北京必须有“住房证明”，就是必须拥有北京的房产。“刘瑞良每月工资只有800块钱，我没有工作。即使买北京南口镇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时秀文说。
　　
　　婴儿之生
　　贫困在这个家庭组建之初，就已如影随形。
　　婚前，刘瑞良因家庭纠纷，已与在北京农村的贫穷父亲和年老继母不再往来。2000年的婚礼是由刘瑞良的兄、姐以及时秀文的父母出钱置办的。婚后4年多他们一直不敢生育，因为那时没攒够钱。
　　他们的新房就在刘瑞良的单位——北京昌平南口机务段附近，一间10余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130元。这是北京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他们在这里一住5年，直到孩子死去的那个晚上。
　　在邻居吴秀清的眼中，时秀文是个很会节省的家庭主妇，夫妻俩每月包括房租的花销不会超过600元，时秀文每天下午都去摆小摊赚钱，买菜时总挑最便宜的。
　　时秀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每月130元的房租：“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刘瑞良的不少同事租单位的房子，每月只要20多块。他不会说话，不懂搞关系，窝囊得一塌糊涂。”刘瑞良的老实、窝囊在整个南口机务段都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位同事回忆：“他从来不抬着头走路，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朋友。”
　　刘瑞良的身体和他的性格一样孱弱。2004年，刘瑞良在单位的宣传鼓动下去献血，献完血后大病一场。“你说，身体好的人去献血很正常，他都老实到不会掂量自己。”时秀文说起来就眼泪汪汪。这场大病医了3000多元，但老实的刘瑞良没有得到单位的一分钱报销。
　　时秀文靠摆摊攒下的钱为丈夫付了医药费。她每天下午3时到南口镇街头摆地摊，傍晚刘瑞良接她回家。“看到这对小夫妻过得精打细算、勤俭恩爱，街坊都觉得他们不错。”邻居夏淑敏大妈回忆。
　　2005年11月18日，分娩前的3天。时秀文一早起来看到丈夫刘瑞良又急剧地咳嗽，急得不得了，“我劝他去买药，他怕花钱不肯去，我都急哭了。”时秀文回忆。吵完架后，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又出去摆摊。在初冬的寒风中，路人对她投以惊奇、怜悯的目光。但老天并没眷顾她——孕妇被雨淋，回家后又吐又拉，动了胎气。3天后，时秀文早产了。
　　早产的婴儿心跳过速，大脑缺氧，医生花了一星期才救过来。“只要孩子一哭，我急，刘瑞良比我更急。”时秀文说。
　　出院后的近一个月中，前来照顾的时父每天都要抱着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给孩子吸氧。刘瑞良只要工间休息，也陪同岳父前往。他们宁可在公交车上站一两个多小时，也舍不得打一次的士。“每天花60元，一个月花了1800元。刘瑞良心疼钱？他自己有病不敢去看，一到孩子身上就不怕花钱了。”时秀文自问自答。
　　一个月后，孩子终于好了。从分娩到治病，家里两万余元的积蓄花销殆尽。
　　
　　婴儿之死
　　这一天是2006年元旦，鞭炮声在小镇回响。傍晚，外面很冷风很大，刘瑞良把屋内的炉火生旺，妻子时秀文在哼哼着哄孩子。猪肘子在锅里慢慢炖着，肉香弥漫了简陋的小屋。
　　“那天我们又唠叨起给孩子上户口的事，孩子都过满月了，我担心再上不了，就要变成黑户，要被罚款的。”时秀文回忆。
　　户口的事已经让他们操心10余天了。孩子还没满月时，刘瑞良跑到南口派出所去办户口。户籍警察说，像他这样的北京集体户口，必须有房产证明才能让婴儿落户在北京。买不起房子的刘瑞良就到单位领导那里求情，希望先让单位过户给他一套房子，等办完户口，他再把房子还给单位，但没有得到同意。
　　从那天起，刘瑞良开始反常地发愣发呆，甚至没有缘由地咧嘴笑。“我想不到他可能脑子出了问题，我还以为是他照顾我和孩子太累了。”时秀文想起来很后悔。
　　在此路不通后，刘瑞良本可以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的父亲刘福明的户籍上，也同样是北京户口。但因为父子间的长年积怨，他死活不想见他的老父刘福明。
　　孩子过了满月，刘瑞良告诉岳父时远，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们河北时家。岳父告诉他，给孩子落户没问题，但按当地规定，过满月落户的将被罚款5000到8000元。刘瑞良顿时无言。
　　这事到了新年的元旦还没结果。那天傍晚，刘瑞良沉默地在炉边烹烧肘子，时秀文躺在床上，生着闷气哄孩子入睡后，就质问他：“你买肘子干吗？”他答：“你吃得好，才能奶好，才能喂孩子。”时秀文有些生气了：“没钱你就别瞎买了。”
　　刘瑞良一时气短，时秀文就再次要求刘瑞良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他的父亲刘福明那里。刘瑞良仍不同意。时秀文发火了：“你要不回去，我明天就抱着孩子回去(指刘的父亲那里)。”刘瑞良就说：“你要回去你回去……”他接着又说：“我要卖血去！”“你爱卖就卖去！”时秀文甩下这句后又躺到床上。
　　“后来，他用那样一种目光看着我。”时秀文模仿了一下刘瑞良当时的奇怪眼神。接着她听到刘瑞良喃喃自语：“不要了，不要他了……”
　　话音刚落，刘瑞良已冲到床前，掐住了孩子的脖子。“我记不清是先掰他的手还是先喊救命，”时秀文说到这一情节时泣不成声，“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拎起孩子咣叽一声摔在地上，孩子摔坏了……”
　　时秀文疯了一样抱起孩子冲出房间。“那是晚上6点，敲门叫我时声音特别惨。出门一看，大冬天的，秀文光着脚站在门口，孩子光着身子，血从头上流出来。”邻居吴秀清回忆。邻居们利索地给孩子裹上被子。刘瑞良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在送医院的路上，时秀文对邻居夏淑敏大妈说：“你去看着刘瑞良，我怕他忽然想不通寻短见。”夏淑敏就去陪着刘瑞良，直到警察来。
　　孩子在小医院快速包扎后，迅速被转至大医院。医生一番急救后，摇了摇头：“没希望了。”时秀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停地求医生救孩子……
　　这个只活了43天的小生命，在邻居吴秀清的记忆里，有着“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小瓜子脸，一副漂亮极了的小下巴”。
　　
　　户籍之网
　　在卢光友看来，这样的悲剧虽然罕见，却有代表性。
　　卢光友是一位大学毕业的白领。他的户口挂在杭州的人才中心，妻子在湖南。卢光友想生孩子落户杭州，同样受到“居住证明”的限制。买不起房子的他在网上四处发帖，称只要杭州有屋者愿意让他在名义上过户一下房子，把未来的宝宝落户在杭州，当以重谢。但他至今没有找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由于担心孩子的户口，妻子好多年不敢怀孕……”卢光友很沮丧地说。
　　李东升与刘瑞良的遭遇更相似。《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大学毕业的李东升在京工作后有了北京集体户口，与江西籍的妻子生了女儿当当，但因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结果上不了当当的北京户口。
　　“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不少旧有特权还没有很好地剥离，一些新的利益关系又被捆绑进来，这只会进一步加重户籍改革的难度。”一位学者对此深表担忧。
　　多年来，国家公安部决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3年前已制定了思路明确的户改方案，但至今尚难在全国推行。有观察者指出，在户改大势下，一些大城市的户口制度反而成为一部分人(城里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电网”。其深层原因就是城市内部的利益与户籍之间有太复杂的纠缠。
　　户籍专家指出，除掉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就业等特权，切断与户籍纠缠在一起的各类利益之手，才有户改的出口。
　　对时秀文来说，她并不指望这种设想能实现。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丈夫能早一点被放出来，“他很可怜，希望法官能对他从宽处理，早点出来给他治病。治好病后，我还想给他生个孩子。”
　　但说完后，她又开始犹豫不决，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问她原因，摇摇头，只有眼泪不停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最后她说：“不知道治病的钱去哪里找。”她的父亲在一旁解释，刘瑞良现在已被单位开除，不再有收入。时秀文受打击后又查出了肿瘤，至今没钱动手术。
　　送别记者时，她黯然地笑了笑，“他活着我也活着，他毁了我也就毁了。”
　　(P1174011)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