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小伟

　　内地大省的新烦恼
　　今年7月，江西省信丰县。 
　　当地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现在手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工人”。这不，他刚刚幸运地在贵州贵阳市招到了一批工人，这批工人将在8月份陆续抵达信丰。
　　信丰隶属于江西赣州市。赣州市是江西最大的劳务输出市，每年输出打工者113万人次。其中，拥有73万人口的信丰县每年就输出将近20万人，这些打工者大多前往只有4个小时车程的广东。
　　两年前，作为就业局局长，王栋要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将信丰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早在1993年，信丰县就为此在番禺和广州市设立了两个劳务输出办公室。
　　但到了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那里的企业纷纷把工厂搬迁到信丰县。据统计，信丰县当年实际引进内资15.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来自珠三角地区。这些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
　　大批企业的涌入将“民工荒”也传染给了信丰县。王栋的工作内容完全变了，他不仅要说服外地的信丰民工回家就业，还不得不成立外出招工小组，远赴广西、贵州，寻找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从珠三角搬到信丰县的企业们现在感到有点意外。他们原以为到了信丰，就等于掉到了民工堆里，但后来发现，这里的民工也少。
　　中豪针织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从东莞搬来的港资企业。“当初投资建厂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没想到招不到工人。”这家公司的信丰分厂厂长曾纪文说。这家分厂本来设想招1300名工人，但至今只招到了500人。
　　曾纪文为此跑到信丰县各个乡镇招聘工人，但他转了一圈后发现，村庄里根本就没有他需要的工人。
　　不仅信丰县如此，整个赣州市亦如此。在2004年，赣州市招商局的官员就发现，在外来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耳边不时传来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抱怨声。
　　“更多的企业给市委市政府领导打电话、写信，反映招工问题。”赣州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科长卓喜贵说。
　　于是，赣州不得不成立了由外经贸局、招商局、劳动就业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市委招工难问题调研组”。据调研组统计，2004年赣州市8个县(市、区)中，各类招商引资企业共3000多家，约60％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招工难问题，用工需求总量为20多万人，缺工达3万多人。
　　而每年有500万外出打工人口的江西省全省情况也不乐观，该省约有30％的企业在招工中存在各种问题，工业园区则整体招工不足。去年，从江西省劳动厅对全省工业园区用工摸底情况看，全省工业园缺工大约16万人，约占工业园区用工总数的20％。
　　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全省农村劳动力中，在省外打工的超过了80％。
　　和江西省一样，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纷纷向内地迁移时，安徽、湖南、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相继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
　　据安徽省劳动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马鞍山市今年预计需要近10万劳动力，目前缺口达4万多人；合肥市技工缺口比重很大；芜湖市用工缺口10万人。这些城市恰恰是东部沿海企业内地转移过程中所青睐的城市。
　　【关键数据：投资快速增长的中部地区：据发改委公布数据，2006年上半年，全国投资增长前三甲为吉林、安徽、河南，而在投资增速前十名中，80％是中西部省份。】
　　
　　2004年是转折点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之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根据推算，2003年底，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应该还有7000多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说。他从2004年以来，一直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民工供给量的变化。
　　但不幸的是，不久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全省52个市、县(区)劳动力缺口为29万多人。而浙江每年900万劳动力主要靠江西、安徽等附近省份输入。
　　随着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江西、安徽、湖南等省份的民工荒现象也陆续出现。
　　民工荒在各地频繁出现，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民工数量是绝对短缺还是结构性短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领导的一个课题组，不久前完成了一个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证明了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
　　蔡窻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是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以1975年为界，前一个十年的出生人口比后一个十年要多出5000多万人。
　　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大量劳动力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高储蓄率，使企业发展的资本供给得到保障。
　　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2002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与此同时，企业的用工需求却在持续增长。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而劳动力仅增加5％。
　　此外，农业税全面取消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家乡或转入第三产业，更拉大了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
　　【关键数据：不再有的人口红利：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由1965年－1970年的平均6.1％降至1996－2000年的平均1.8％。其结果导致1980年以后人口增长率也开始放慢，并由1961年－1980年平均2.2％降至1996年－2000年的平均1％以下。】
　　
　　农民工的选择
　　刘小山，18岁，老实内向，已经在广东有过两年打工经历，是不折不扣的熟练工。他正是企业们想找的人。
　　现在，他已回到家乡———江西信丰县，成为中豪针织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我看这家工厂管理比较规范，还能经常回家。”刘小山解释自己为什么从广东回来。
　　他完全符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标准：18岁到25岁之间，已有工作经验，不用培训就能直接上岗。如果是女工，老板们更是求之不得。“因为女工在企业管理上更加方便。”刘小山的老板曾纪文说。在他的工厂里，女工就占到全体员工的60％。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在研究中发现，在服装、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企中，35岁以下职工在全部职工中的比重高达90％左右。“年轻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他说。
　　“有的企业甚至要求100％的女工，即使工作岗位男工也能胜任。”信丰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在谈到自己几年前去广东推销工人的经历时说，“企业更愿意招收女工，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厂容更好看一点。”
　　但即使企业老板有幸让车间里塞满19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面孔，他们依然会发现，这一代民工已经不同于上一代民工。
　　18岁的刘小山喜欢在不加班的时候去网吧或者看书。最近他看的是一本如何创业的书。“我不会一直打工的，现在是培养自己。”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刚刚从中豪离开，仅仅是因为想休息一段时间。
　　信丰县另一家港资企业———协力制衣厂厂长施箩仔表示，自己无法理解这一代人。“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怎么了，给父母一打电话说声辛苦，父母就让他回家。”他说。1998年，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的施箩仔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一年都洗凉水，拼命工作，就是为了多挣钱。”
　　“我们那一代和这一代有天壤之别。”施箩仔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建进对此也表示认同，他在去一家企业调研时发现，年轻的打工者不愿意住企业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宁愿花钱在外面租房子，原因仅仅是集体宿舍的管理太死板。
　　浙江温岭市劳动就业处主任江晓龙前不久在安徽一家技术学校为本地企业招聘了19位年轻的工人，但是一个月后，19人全部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他们的流动性之高令人意外。”他说。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林平、副教授万向东在去年7月完成了一份关于珠三角和长三角民工荒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民工流动性高的原因是企业工资福利、基本保障不好。
　　但事实上，很多企业在积极改善民工待遇之后，仍然发现民工流失的现象。在广东鹤山建厂的一位台商抱怨说，他给工人提高了工资，为夫妻提供60平方米左右的夫妻房，替民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许民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但他还是惊诧地发现，几年后，这些民工仍然选择了离开、回家。
　　原因很简单，这些民工早就意识到，40岁以后，企业将不需要这样的员工。所以他们在40岁前需要迅速积累一笔财富，然后回家创业。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1月在广东一次民工调查中，“希望挣够了钱，将来回乡做生意”的比例高达74.7％。
　　但换个角度思考，民工为了尽快在40岁前挣到一笔钱回家，自然会选择去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工作。因此，在民工短缺的背景下，企业只有提高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尽管不能长期留住老员工，但也会不断吸引新员工进来。
　　【关键数据：越来越少的年轻民工：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53万，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出72万。而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了20万，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相差550万。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数量出现首次下跌。】
　　
　　政府出面争抢民工
　　无论是内地省份，还是沿海发达省份，现在政府的一件大事都是在寻找民工。
　　江西赣州市政府给下属各级政府都摊派了为本地企业招工的任务，多数乡镇政府的任务是30－50人，指标能否完成，是评价领导官员是否称职的重要指标。
　　“在某种意义上，招工比招商更重要，有了劳动力，还怕企业不来？”信丰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说。
　　在过去两年里，每逢春节期间，赣州许多回家过节的外出打工者都会受到政府邀请，免费坐着劳动部门提供的豪华大巴去看厂———先看厂里的环境，感到满意就留下来。当地电视台滚动播放着“就业在家乡”的公益广告。
　　赣州市还从2004年9月开始实施“公民职业化、农民知识化”工程，就是针对本地工业园区企业的用工需求，政府出钱，对本地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然后送到企业中去，解决用工难的问题。
　　在一年多的时间，赣州全市通过此种方式已经培训了30多万人，并要求60％的培训者留在本地工业园区就业。
　　在信丰县，政府每年拿出600万元作为培训资金，把各个乡镇召集上来的劳动力送到缺工的工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在一个月培训期内，政府给每人补贴400元，其中270元工资，100元的伙食补贴，还有30元是管理费用。培训结束后，直接在企业上岗，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
　　但培训结束后，企业发现，这些培训者很快就离开了，又前往广东打工。政府不得不去替企业再招一批。
　　于是信丰县政府又改变招工政策，从政府出资培训改为政府实行招工奖励。新政策规定，推荐一个工人在企业工作满一个月，继续留在企业的，奖励介绍单位或者工人80元，工作满三个月，继续留在企业，再奖励推荐方70元。
　　和王栋一样，中国不少地方劳动局的官员也开始干起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工作。浙江省宁波市就曾远赴湘西，去招那些土家族、苗族姑娘们来本地服装企业工作。
　　在距离宁波3小时车程的浙江温岭市，当地劳动局副局长李玉友和就业处主任江晓龙今年也赶赴湖北恩施县，试图从这个劳务输出地招聘一批工人，以解决本地企业缺工的燃眉之急。
　　但结果很令人失望。尽管当地政府很配合，提前把招工通知公布下去，但是他们发现，“该出去的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出不去的。”江晓龙说。
　　而在2004年之前，江晓龙的工作职责是如何安排汹涌而来的外地民工。温岭是浙江制鞋业的产业集群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注塑、浇注皮鞋生产基地之一。该市拥有6万多家有雇工行为的企业，每年接纳40多万外来民工。但从2004年开始，这个数字就以每年20％的速度递减。今年年初，温岭空缺5万个劳动岗位，其中鞋企就占3万个。
　　江晓龙在湖北招工时发现，更多的打工者宁愿留在本地就业，而不愿意来温岭，他们一个理由就是相对于工资收入，温岭的生活成本太高。
　　于是，温岭市开始完善当地的用工环境———外来劳动力可以在当地就业市场得到免费培训；在获得工作的同时，也将得到一份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这样降低民工的打工风险。”温岭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蒋连文说。
　　但外来民工却不愿意和企业签定劳动合同，因为一旦签定劳动合同，可能影响自己的跳槽。“反倒是老板更愿意和员工签定劳动合同。”
　　而社会保险更被民工抵触。“我们给3000多名工人都上了社会保险，但是工人却不愿意。因为这个保险不能跨地区转移。”位于温岭市的浙江浙诺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明标说。
　　在社会保险中，其中养老保险需要持续交15年，才可以享受权益，而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他们能15年持续不断地交纳保险金。直接的证据是，在东莞市每年有20万的外来工办理退保手续。
　　“劳动力短缺是新出现的一个重大课题，认识还有待深化，解决好它也是一个挑战。”中国社科院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王春光说。
　　【关键数据：不断提高的民工工资：广东省近期大幅度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增长17.8％，最高的增长了32.6％.调整后，除特区深圳810元／月外，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为全国最高。】
　　
　　工人到哪儿，工厂到哪儿
　　就在几个月前，林明标出去了一趟，专门考察了福建和江西几个地方，其目的就是为了为自己的企业寻找一个合适的分厂厂址。林明标所在的温岭浙诺尔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一家制鞋龙头企业，有4000多工人，产品全部出口。
　　在他的工厂前，依旧贴有招工启事。“如果再给我1000工人，都没有问题。”他说。虽然工资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但是工人并没有以这个速度进入车间。
　　做了26年鞋厂的林明标不得不使企业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这个层次上，竞争者很少，让他们继续在十几元的产品上竞争去吧。”林明标说。利润空间大了，工人的工资就有了提升的空间。
　　但工人仍在持续减少，每隔很短的一段时间，林明标就会接到一个员工辞职的请求，原因是回家结婚或者怀孕了，这些人回家后，很少再会回来。“怎么样让这些人继续回来工作，办法就是把工厂开到他们家门口。”林明标说。他这次出去考察，就是去以前给他打工者的家乡，看看建厂的可行性。而他的温州同行已经开始行动，将工厂开到了江西。林明标去考察了一下，那个工厂招了300多工人，都是熟练工，当地政府也很欢迎。“在内地开分厂将是我们的下一步目标。”林明标说。
　　广东一家港资企业———香港溢升织造有限公司也是这么干的。23岁的李水英在一年前离开这家企业，回到老家江西赣州市生孩子。但不久她就发现，这家企业也跟踪而至，在当地建了一家合资企业，她于是又回到这家企业上班。在上班时，她有时会丢下手中的活，给身边6个月大的孩子喂奶。
　　这家企业大多数是结婚的女工。和李水英一样，这些女工都曾经在广东打工，因为结婚或者怀孕回乡，在工厂跟过来后，她们又重新回到了车间。“这些女工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照顾家庭，农忙的还能请假。”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曾金香说，“连宿舍都不用准备。”
　　李水英这家企业所在的峰上大道上，有五六家同样的企业，他们都是盯住那些回家后不愿意继续外出的工人而来。
　　协力制衣厂厂长施箩仔也是以此为理由，说服了老板，在信丰投资一家分厂。这位从信丰出来打工8年的厂长解释说，仅他所在的镇，在就有1万多制衣工人在广东打工。“他们30岁后都想着回家，这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另一个原因，我也想回来。”
　　但林明标仍然有一些犹豫，在温岭，制鞋业的产业链非常完善，如果把工厂迁到内地，产业链不能配套，物流成本将随之上升。
　　(王小乔对此文亦有贡献)(P117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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