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政府部门所属研究单位、军队所属研究单位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五大系统。目前，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大约有10万多人。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

　　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推选近日尘埃落定。8月3日，央视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中国社科院成立学部、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的消息。

　　在中国社科院的官方网站上，全文刊发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学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陈奎元说，组建学部、推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科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2005年“519”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建设创新体系、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培育学术大师为目标的一项重大改革。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出路，我们相信在探索的过程中会积累经验，使这项改革不断地趋于成熟和完善。”

　　此学部非彼学部

　　中国社科院高层多次表态，建立学部制度、推选学部委员只是中国社科院内部创新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是急功近利的轻率举动，也不是随波逐流的泛泛决策。新的学部也不是接续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称号，而是作为中国社科院内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

　　由于历史的沿革，人们还是很难将社科院推选出的学部委员与历史上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分割开来。一位学者曾这样表示，“按约定俗成的共识，学部委员无论如何都会和文科的院士联系在一起。”开始于去年12月的这次推选，被外界广泛认为是向院士制度过渡的信号。《人民日报》的报道亦称，“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社科院也将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一样，拥有自己的院士”。

　　对此种说法，陈奎元在今年7月下旬曾明确表示，中国社科院设立学部委员，是对内部管理体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的一项改革，是追随全国改革步伐提出的改革办法，不是接续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有人将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同自然科学界的院士作比较，从而提出个人的判断，赞同者缘于斯，反对者亦缘于斯。我们不赞成争论这些题外之意。社科院推举学部委员，意在肯定社科院资深的或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的成就和价值，树立一种表达他们学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以培养和鼓励学者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精神，并逐渐形成风气。”陈奎元认为，“不必要旷日持久、徒劳无益地议论设院士或者不设院士。脚踏实地去探索人才激励机制，比空洞的议论和不信的抱怨更有益处。”

　　据介绍，中国社科院三十年来一直沿袭1977年成立时的院所两级管理体制，用人制度和学术职务管理状况30年不变，只有研究员、副研究员职称，不分级别，没有“突出”与“一般”的标志，没有培养学术大师的机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

　　然而，随着中国社科院学部的成立和当选学部委员名单的公布，各界对中国社科院的这项改革的议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被再一次推向高潮。

　　对当选学部委员也有质疑

　　此番“热议”的焦点集中在首批推选出的47位学部委员名单上。

　　有网友率先在新华网发帖，称名单上的47人中有44人担任过或正担任着行政领导职务。“这似乎告诉我们：官大与学问大成正比。不知道是学问大的都做了所长还是做了所长的都学问大？”一些网友还在跟帖中直接对名单中部分人的学术成果表示质疑。

　　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研究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电话采访时说，当选的学部委员中，有些人的名字听来很陌生，对其学术成果更是知之甚少。他认为，与郭沫若、范文澜、钱钟书、孙冶方、冯友兰等学术前辈相比，今天的社科院要赶上这些前辈的学术水准，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艰辛努力。“从学科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当务之急是要端正学风，反对官本位，真正建立民主、公正、透明的学术体制，坚决抛弃学术泡沫，倡导关心国运、民瘼，踏踏实实埋头做学问的严谨学风，抵制学界浮躁、浮夸的不良学风，铲除学术腐败，为学术界保留一块净土”。

　　有学者评论说，在社科院建立学部制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建立健全评选机制，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避免权力寻租和学术腐败。

　　此前，网络、媒体对于中国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的质疑更多集中在“社科界要不要设立院士制”、“社科院设院士条件是否成熟”等话题上。社科院学部委员名单一经公布，建立学部制已成定局，社会和舆论热议的话题自然转为对评选标准、评选过程的公正透明、当选人的条件、当选人的学术质量等诸多方面的关注。

　　由学部向院士制度过渡？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一直主张中国社科院要恢复学部制度，“这不仅有历史的沿革，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李京文是目前惟一一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社科界学者，他因主攻技术经济与管理而获得申请资格。对比工程院院士的评选，李京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社科院此次推选学部委员，整体上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是对学部委员的选举条件、要求与院士的评选大体一致，学部委员本身具备了院士的基本素质；二是在中国社科院内部进行，便于把握。因为社科院的学科性质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对学者在政治上、学术观点方面的要求更严格，其学术成果与意识形态联系更紧密，这一点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又不同。中国社科院建立学部制度是探索性的，有待于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对于坊间“社科院建立学部制度是否预示着未来社科界也要建立自己的类似两院的院士制度”的疑问，李京文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由学部委员转变过来的。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学部委员制在社科院实行的效果，取决于学部委员在促进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认为，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制度有向院士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我国的院士制度与西方不尽相同，西方的“院士”基本上只是荣誉称号，与学术机构挂钩，而不像中国这样与行政联系紧密。

　　与上述看法不同，中央党校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资深学者赵长茂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界要搞全国性的、类似自然科学界的院士制，可能性不太大。

　　赵长茂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社会科学建立院士制比自然科学难得多。首先是社科成果难以衡量，因为就社会科学的自身规律而言，很难制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成果不同，社会科学成果常常涉及意识形态问题，非常敏感，更容易引发争议，学者间的认同感相对低，而且许多成果不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实践难以达成共识。其次，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遭到质疑，的确有它的弊端，而社会科学界更容易出现问题。

　　另外，从自然科学界看，中国科学院有自己全国性的组织系统，除高校系统和国防科研系统外，顶尖的科学家大多集中在中科院所属的各研究所，政府依托它来推选院士在情理之中。而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社科界包括高校、党校、军队、党政部门政策研究等诸多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它来“领衔”建立社科界的“院士制度”，可能会产生争议。从近期看，由社科院学部委员向社科界院士过渡还不成熟。

　　促进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社科界如果缺少学术共同体的话，就难以推动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社科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是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虽然学部委员目前还只是社科院内部人才的遴选，各高校和社科界的其他人士并未参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社会科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社科界建立自己的学术制度，无疑会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毛寿龙表示，从学术上来说，他个人认为意义不是很大。学术不能由级别或资历来衡量。但是，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制度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社科学者甚多，相对来说地位不高。虽然在媒体上常见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仗义执言，但进入到政策制定层面他们的影响则不大。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学者没有相应的有影响力的头衔。“如果学部委员能像两院院士那样对政策做出有影响的建议谏言，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