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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涉黑司法局长文强资产近亿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09-02

 

 重庆涉黑司法局长文强资产近亿

9月1日凌晨0点35分,重庆万州的哥陈小松开着富康出租车去城郊洗车,然后准备找个地方睡觉,清晨再起来跑跑生意。

“以前(凌晨)两三点钟都还可以拉到客,现在夜场的生意明显收得早些,那个时候装不到人了。”陈小松说,这已改变了他们跑夜班出租的规律。万州是重庆主城区以东280多公里的一个区。在这里,人们也能感受到打黑两个多月以来带来的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根据重庆市政法委、重庆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万州警方内部目前已有包括网监科科长张新平在内的4名警察落网,涉及网监科、出管办、技侦处、预审科四个科室。据报道,今年打黑风暴启动以来,整个重庆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因涉黑被掀翻落马,已处理警员共达100多人。

公安局长会上被带走

当地一些涉黑案件牵扯出的警界内部人员正是某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据警方内部人士透露,在陈明亮、黎强被捕后几小时内,他们的手机不断收到警示逃跑的短信,发信者多是警方内部人士。

在上述万州区公安局正接受调查的4人中,包括一名公安局出管办民警熊绍禹。熊的落马,还牵出了邻近的忠县公安局政委张攀权。接近警方的人士称,2人的落马,是缘于去年忠县查处的一起赌博大案。有当事者拿出数十万元,希望借以“化解”牢狱之灾。万州民警熊绍禹被找到,而熊又找到了与其熟识的忠县警方政委张攀全。该当事者最后被放走。

8月18日重庆市公安局召开的打黑除恶警示教育会会场上,垫江县政府副县长兼垫江县公安局局长徐强是当场被带走调查的3名处级领导干部之一。就在8月13日,他还亲自下乡摸底,布置工作,带领全副武装的10名特警、8名武警和当地派出所民警,在当地周家镇打掉了一个为恶一方的黑势力。

多名公安干部被文强“所害”

有消息称,徐强是因其此前在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任副局长期间对黑恶团体实行按照效益“收税”而被双规。“他在九龙坡区的时候对黑恶势力很保护,按照他们每年的效益收税,明码实价,对几个黑团体还一视同仁。”一名消息人士称。也有消息称,徐强系因受文强案牵连。另一个被广泛认为受文强“所害”的是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陈光明在重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党的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劳模,也曾是重庆乃至全国省级公安禁毒战线上惟一的女总队长。

神秘侦探公司背后的前警察

6月24日凌晨5时许,位于南坪正街的香山大酒店对面,24小时营业的副食店老板正在打盹。突然,一连串的警车前来,该老板被惊得睡意全无。这些警察双手握枪、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层层包围了酒店。一个叫做重庆市邦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大门被查封,里面的电脑主机全部被警方带走。重庆市邦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我国第一家进入侦探行业的公司,号称“诚信、专业、高效、合法”,从事“企业风险预防与危机处理。

曾数次采访过邦德公司的一位重庆媒体人士认为,邦德公司很神秘,“一直搞不清楚邦德的老板究竟是谁”。有消息指认岳村为邦德公司的幕后老板。岳村在重庆警方公布的67人黑名单中位列第二,此前他在公安队伍中,曾因抓捕歹徒负伤,担任过渝中区南滨路派出所所长。“看来要管住警察以及前警察,都不简单。”一位重庆政界人士在获知邦德公司被查封后,曾这样说。

重庆打黑获公安部肯定

王立军接任文强的职务时指出,重庆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恶劣,特别是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因此,他看到了打黑的方向———“这一轮打黑除恶斗争,要‘内除积弊,外销积怨’,对于黑势力的保护伞将一查到底。”8月24日,公安部慰问组看望慰问全国公安一级英模王立军,组长关群生代表孟建柱部长和公安部党委,向其致以亲切慰问和崇高的敬意。“这实际上是代表公安部,肯定了王立军在扫黑上的成绩以及方向。”重庆政界一位人士表示,公安部显然支持将经不起诱惑而下水的害群之马清除,纯洁队伍。

记者探访文强别墅

占地20亩 价值3000万

文强,1992年9月调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重庆直辖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长达11年,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级,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长期潜心研究黑恶团伙的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说:“黑社会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以维持这种关系。”文强的发展轨迹,也不会脱离上述规律。

别墅价值3千万,他没花1分钱

位于重庆武隆县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海拔1200米-2000米,是重庆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和避暑胜地之一。8月29日,一场大雨之后,记者来到这里,见证了文强的一处房产。这处房产位于仙女山镇石梁子村黄家湾,是占地20多亩(一说十八九亩)的双栋别墅。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文强买地没有花1分钱,是武隆县一位主要领导白送的;文强建房子也没有花1分钱,是有建筑商替他免费建好的。据在仙女山上搞开发的一位房产商估价,该两幢别墅的市场价应该在3000万元左右。

文强总资产已近9位数

接近文强案专案组的人士称,这仅是目前查实的文强8处房产中的一处。文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后,从其一处住所中搜出来大量的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以及金条,价值3800万元,还有8处房产(其中4处别墅),其总资产已近9位数。“重庆警方自6月以来端掉的14个大型黑恶犯罪团伙,其中多名首犯是重庆当地亿万富豪。”重庆一位政界人士认为,文强既甘作一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其收益自然不会低。

从打黑英雄到黑势力保护伞

2000年9月19日,中国头号悍匪张君在重庆被擒获,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成为出尽风头的英雄;可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之后的10月25日,重庆查禁赌场的警察死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护赌的枪口下,虽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等被判刑,但文强被指为幕后的“最大保护伞”。“从那以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他的反映就没间断过。”

重庆街上多了无主的宝马车

屹立于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入口的大世界酒店内,5楼本来是涉黑成员马当的夜总会,但是当记者前往步入酒店一按下电梯键,旁边一位年轻男子便提醒,“5楼已经关门了。”香港有媒体称,“在最近的打黑风暴中涉黑的富豪,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中被捕的人以及闻风外逃的人数量逾百”。有企业被撂下,也有房产成为烂尾楼。一位老板发现,重庆街上竟然多了一些无主的奔驰宝马车。

在渝北区不少正在开发的楼盘,目前都处于老板忽然“消失”的状态。“房地产老板们是出去避风头了,倒不是他们担心被捉,而是怕被牵涉进调查之中。”重庆一名资深金融证券业人士告诉记者。

重庆老百姓感到的是振奋。7月21日黑帮头子黎强被抓,7月29日,其旗下渝强实业的挂靠车队队长王德容和多位驾驶员汇集在重庆市委门口,排成队拉起横幅:“感谢党和政府打击黎强黑恶势力为民除害”。

综合新华社 广州日报 南方都市报

    【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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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民企老板欲筹千万元支持警方“打黑”

  一个民企老板谈“打黑”

  谈王立军:“王立军,骨子里就是个‘打黑’的人!”

  谈打“黑”:旗下成员有6000多家企业,一半左右都被骚扰了。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影响,重庆的中小企业只发展了70%。

  谈资助:基金会的原始筹集金为1000万元,为我们战斗在打黑第一线的公安干警提供帮助。

  “王立军,我与他见过两次面,从言谈举止上看,完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血液里都流淌着‘打黑’元素的人。”8月20日,53岁的黄伟接受记者采访时,右手搭在左手臂的大动脉处,形容“心中的英雄王立军”。

  黄伟现为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的法人代表兼会长。因嫌弃自己形容的语句不算通顺不够深入,黄伟显得有些着急。他频频翻动着眼球,双手在胸前比划着,思索用什么词汇才能将王立军的“伟大形象”更生动地描述出来。最后,他终于吐出了一句话:“王立军,骨子里就是个‘打黑’的人!”

  黄伟还透露计划筹集一个启动资金为1000万元的基金,帮助家境贫困的公安干警,为重庆“打黑”出一份力。

  “赞赏他的工作,所以敬重他”

  20日下午5时,记者在重庆市非公有制促进会办公室内见到了黄伟。黄伟除了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的头衔外,还是重庆迪强摩托车配件厂总经理,重庆市工商联湖北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重庆市慈善总会理事等。

  黄伟的语调低沉,但一提起王立军,黄伟的语调立马高扬起来,眼神仿佛也溢出光彩。对此,黄伟并不隐讳,他说,“我是敬重王立军,因为我赞赏他的工作。”

  黄伟说,在没有掀起“打黑”行动前,重庆的经济环境是不健康的,近年来该市有许多企业受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骚扰。

  “我们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旗下的成员有6000多家企业,一半左右都被骚扰了,现在敢于公开说出来的只有20多家,而重庆一共有十几万家非公有制经济体,你算一下,这个数字是多少?”黄伟说,“假如说中小企业在健康环境下可以100%发展的话,那么,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影响,重庆的中小企业只发展了70%。”

  这组数字尚待官方认定,但这足以说明,黑恶势力对社会经济的阻碍与破坏。

  “我本人也曾受到过黑恶势力的迫害。”黄伟说,1999年,他被黑恶势力陷害,关押在看守所长达3个月。黄伟说,为此,他甚至都不想把企业做大,害怕树大招风。

  王立军曾婉拒企业巨额赞助

  黄伟说,重庆打黑,他与他旗下的6000多家中小企业都是举双手欢迎的。“打黑的目的是恢复并维持良好的经济环境。”黄伟说,经过一年多的打黑,重庆黑恶势力活动锐减,中小企业的发展,获得了安稳的社会环境。

  2009年7月31日的“打黑除恶保平安,警企协力促发展”座谈会,黄伟作为代表表示:我们将尽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的打黑除恶行动,并在适当时候成立基金会,为我们战斗在打黑第一线的公安干警提供帮助。8月20日,黄伟向记者提供了他们的一个向家境贫困公安干警提供帮助的计划书。该计划书显示,这个基金会的原始筹集金为1000万元。而通过仔细阅读,记者发现,该基金会支持的是和王立军“打黑”的贫困干警。

  而此前,也有企业家倡议捐款千万和捐赠10辆丰田车协助“打黑”,均被王立军婉拒。“我也想打黑,只可惜,我没有处在王立军的位置上,所以,我支持王立军。”黄伟说。成都商报

    【成都商報】

 

重庆打黑:一个“黑金帝国”的发展史

文强被带回重庆的第一现场

8月7日早晨,从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飞行员目睹了一次“特殊任务”: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前一天还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在一群便衣警察的簇拥下被带上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在匆忙中拍下的照片里,打黑局长王立军也赫然在目,他站在防暴车前,双手习惯性地交叠放在胸口,旁边是一个正在拍照的警务人员。8月8日,署名“开三轮上天”的飞行员将一组“第一现场”的图片发到了网上。

重庆打黑,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还是舆论,都把此次行动定性为“政治任务”。

7月31日,一场会议在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召开,打黑局长王立军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中,介绍了打黑的全部情况。对于其内容,一名与会者说:“大家都感觉触目惊心,此前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王立军是应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金融大鳄以及企业主们的邀请而来。一名与会者说,说是邀请介绍情况,实际上是探听打黑底线来的,“他们关心打击的尺度和范围,担心会打过了头。”在这次会议上,王立军透露: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议,具体内容神秘而“敏感”,媒体只是发了几百个字的消息。“不敢说,也不能说。”一名与会记者反复强调。

警方披露,截至8月15日,已经逮捕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抓捕了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余下的还有469名逃犯被境内外追捕。而此前的8月13日,“保护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双规”的消息更是令人震惊。

发生在这个盛夏的打黑风暴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真实世界———“黑金帝国”。它由黑社会的暴力手段维系,通常以“公司”的名义出现,伴随着重庆经济发展而壮大,渗透到经济命脉,威胁执政利益。

我们通过梳理重庆黑势力十年来的发展史,力图提供一个观察“黑金帝国”的秘密窗口。

草创时代 2000年以前

以2000年为节点,以“二王”为代表的重庆黑社会草创时代,伴随着重庆经济起步而发展。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开设赌场兼放高利贷,隶属“黄、赌、毒”初级阶段。上世纪末,随着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

黑团伙崛起

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

关于黑金帝国的形成,我们不妨从2000年开始论述。这一年,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正在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国的官方语言和法律中,并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媒体上,学者们则开始忙着为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争论不休。

对于远在西南边陲的重庆来说,答案却不言而喻。检方资料显示:早在1996年,一名名叫王渝男的公安子弟,就已经走上了他的“职业黑社会”生涯。1998年,他成立了重庆市长远实业有限公司,但这只是一个幌子,赌场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当时,在重庆市各大酒店以及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都有他的地下赌场,他还持有一批枪支弹药。到2000年10月,这个黑社会团伙已经发展到数十个成员。

重庆市主政者的目光此刻正盯在焦头烂额的经济上,刚刚直辖第三个年头,正是前总理朱镕基提出“三年国企脱困”目标的收官之年。83岁的重庆市市政府参事、市“十一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雷亨顺向南方都市报记者提供的一个说法称:当时的重庆市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跑到北京,请求区别对待,遭到了拒绝。

但这次进京也不是没有收获,除了正常拨款,中央政府答应给重庆一笔“额外拨款”,并且持续了三年。

奇迹似乎真的发生了,2000年年初,离最后期限尚有数月,重庆市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对于沉疴难愈的重庆经济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雷亨顺至今没有弄清楚这奇迹从何而来。因为,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末,著名的重庆钢铁厂车间内,两台清代张之洞时期置办的蒸汽机,还在吭哧吭哧地运转。

奇迹还发生在王渝男身上,因为他的赌场从未被查封过。后来被称为“二王”之一的王平,也在此阶段迅速崛起,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正是开设赌场。据核心人士称,王平起初只是王渝男的一个下属,职业是电影院送片员,后来自立门口,“二王”平起平坐。

经济的腾飞,衍生了更多黑社会团伙的存在,比如称霸永川多年的曾令文、杨天明、陈维强三大涉黑团伙。但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在重庆各大酒店以及城乡接合地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也包括在赌场开设放高利贷一条龙服务。

散见于媒体报道中的警方说辞,这类犯罪的性质仍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定论。比如,彼时声名远播的“狠角”封曼,尽管属于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并且“涉案170多件,涉案人员180余名;打伤当地无辜群众80多人,打死两人,涉嫌非法掠夺国家和他人财产近1.8亿元”,最终审判仍属“打黑除恶”范畴。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者哄堂大笑,却也是当时对于黑社会认知的真实写照。

“白云湖案”终结“二王”

后来的“江湖大佬”尚未登上舞台

“二王”时代,介于重庆直辖前后,在此阶段,与之相关的政法界人士有三类,由此构成了黑社会与保护伞之间最初的利益图谱。一位专门研究黑社会的学者认为,此时期“他们是由贪婪的官员、职业道德败坏者和下等痞子组成的乌合之众”。

稍早前的1992年,巴县公安局秘书股警员文强已经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此后,他在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做了16年。

文强与“二王”的交往,被更多说成是警察与线人的关系。在警界内部,培植秘密线人是破案途径,但行事低调。人们却看到,文强和王平在街头吃烧烤。在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上,文强曾很高调地公开亮相。有媒体援引某警察的描述:“他穿着一身黑,开着名车,带着几名警察做保镖,大摇大摆地就去了”。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警方虽严密布控,但王平还是得以逃脱,有消息认为,这与文强脱不了关系。警方于2001年发布的通缉令至今还悬挂在网上。这起案件中,王平的跟班,一个叫雷德明的“三进宫”的枪手,被判刑4年。

差不多在王平出逃后的同时期,王渝男在璧山县白云湖开设了一个有数十人参与、筹集赌资400多万元且以武装护赌的“百家乐”大赌场。其生财之道是:通过较大规模的聚众赌博,采取从中“抽头”、发放高利贷等手段,非法聚敛了大量钱财。同时,还通过贿赂等手段,腐蚀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犯罪活动寻求非法保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重庆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宝云之子杨青川迷恋赌博后,在白云湖赌场借了数百万元的高利贷,不到一年,他欠下的赌债高达1000多万元。1999年,杨青川被王渝男等人追得四处逃命,最后被逼卖掉加油站产业还债。

为了帮儿子摆脱困境,郭宝云利用职务牟利近3000万元。而后东窗事发,她被判刑18年。这位从基层科员,依靠个人奋斗一步步做到重庆市副检察长的“女强人”,在60岁那年成为阶下囚,令人扼腕叹惜。

按照事后观点,王渝男的最后覆灭纯属偶然。2000年10月,一名查禁的警察,在白云湖赌场被枪杀,由此制造了震惊重庆的“白云湖案”。

该案牵出的保护伞,有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市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龙蜀渝、市局水警总队政经保科科长汪德泉及原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治安总队秘书科副科长李德华等人。

2002年12月,王渝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前10天,曾令文、杨天明两人分别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和死刑。此后一年宣判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牵涉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竟有46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5人。

“二王”的落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草草地预设了很多伏笔。对于重庆警方而言,这是一个好的时代,黑社会犯罪领域远没有接下来那么复杂和纠结。这一时期,后来的“江湖大佬”尚未登上舞台: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最大的生意是夜总会,岳宁刚刚回国并品位人生的第一次投资失败,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名震全国“张君案”也发生在此时,2000年9月,湖南省常德市持枪抢劫运钞车,枪杀7人,致伤5人,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暴力抢劫特大案件,首犯张君终在重庆落马。历史是技艺精湛的编剧,文强由此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瞬,9年后,曾显赫一时的“打黑英雄”却因“护黑”落马。

逐利时代 2000年-2007年

新时代降临,其混乱无序恰似分娩前的阵痛,重庆经济逐步走向辉煌,贫富差距遽然拉开。日后在重庆黑社会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首领们,差不多都在此时进入经济领域,传统黑社会与新型“公司”的出现,互为交织。整个社会都进入逐利时代,黑社会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局面。

“大佬”前传

陈明亮、黎强、龚刚模、马当们纷纷杀入经济领域

首先,这个时代展现出来的仍是一副好的前景:重庆市主政者终于不再战战兢兢地为经济基础而发愁,这个伴随着人类最恢弘的工程而生、又顺应了西部大开发潮流的年轻的直辖市,每一任领导都带来不同的人脉、资源和气场。数年来,其在山坡上建房、在长江上架桥,数目均为全国之最。

好的消息是,它纳入了中国式G D P突飞猛进的快车;坏的消息是,它发展得太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比起“二王”时代深刻单调的乏味记忆,呈现在长江航运下属某服务公司员工马当面前的,却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创世纪。几年前,他还因为买卖电视机而两次获罪,最后一次被拘禁了一年,罪名是“投机倒把罪”。

在他当时的狱友看来,这个“绝对老实”的年轻人的人生是可以预测的:他会跟同时代的人一样,中年下岗,在时代的洪流中找不到方向;当两鬓挂白的时候,他会坐在茶馆里打几毛钱的麻将,然后老去。

他的新任女友把他带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上述狱友,也是他后来生意上的合作者回忆,听说马当新女友的舅舅当时是重庆市检察院的高官,马当因此顺利从银行贷出了第一桶金,然后用这笔钱在朝天门买下了大正商场。后来,马当又贷款3亿元接手重庆大世界酒店,该酒店本是由港商建设,但港商撤资给了马当机会。随后,马当便组建了大正集团10多个全资企业。

这个时候,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人陈明亮,几经南下深圳后,不再折腾。在重庆,他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创建了江州仪器仪表公司,专做热工仪表,为武钢、重钢等配套,挖到了第一桶金。而后,果断地转向,进入建筑材料行业。本次打黑中,却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至少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新时代来临之初,陈明亮虽有犯罪记录,但不是天生的黑社会成员,由其领导的黑社会组织尚未成型。比如,1998年9月,因陈明亮在宾馆的电子游戏厅被公安机关查处,他怀疑是被赵某举报,并以此为由,采取威胁、暴力殴打手段,敲诈赵某现金10万元。也是在1998年,陈明亮欠受害人周某装修费20万元,周某找他要钱,反被陈明亮打成轻伤。

也许龚刚模所处的“摩帮”的发展历史,最能解释重庆当时的经济环境。彼时,他是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作为三线建设制造基地的重庆,一批军品企业如嘉陵、建设、望江等转型生产民用摩托车,曾经给上述国有企业生产零件配套的小作坊,偷窃和挖走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人才,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重的“江湖”味道的“摩帮”。由此也潜伏着随时有可能爆发的行业危机。

同样是在这时候,文强的老乡,巴县某国企的临时工黎强也走出了高校食堂,开始涉足道路运输,逐步发展成拥有20多家子公司的渝强实业。

长期跟踪研究“黑社会”的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认为,这时中国的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汪力也曾亲身“卧底”,体察着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日后风光一时的江湖大佬们,虽在不同的领域在各自拼杀,但都由不同途径,通过不同手段,进入了经济领域。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开始更多的诉求,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

黑富豪逐利

“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

在朝千隧道枪战中,被判4年徒刑的雷德明,几年后保外就医。雷深受“二王”时代影响,释放后,开始涉足重庆的地下赌博业与娱乐业。有消息称,雷德明与重庆的“光头帮”以及“平头党”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公开的资料显示,2001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2004年,王小军、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区海逸酒店开设豪城夜总会。

2005年,堪称重庆娱乐业最张扬的一年,量贩式K T V和酒吧遍地开花,越来越低廉的消费价格,把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引入夜店时代。而雄踞重庆娱乐业霸主地位的万豪白宫会所,是由一个名叫岳宁的人创办的,他另一个身份是重庆国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次打黑行动中,此人也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对于陈明亮等人而言,云梦阁夜总会只是活动据点以及集中议事的地方。检方的资料显示,2006年以后,以陈明亮、马当、雷德明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有成员40多人,其成员构成有社会闲散人员、两劳释放人员,以及企业业主。

检方查明:陈明亮团伙通过开夜总会(组织卖淫、容留他人吸毒)、开洗码公司(组织企业老总到澳门赌博,获取洗码费,然后采取暴力手段强索赌债)、发放高利贷等形式,非法敛财共计数亿人民币。

陈明亮的澳门洗码公司透露出,黑社会组织跨区域、跨省联合、由境外向内地渗透的变化。检方查实,陈明亮在澳门洗码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通过浙江宁波潘哥支路子,出资1200万元。成都方面600万,重庆方面600万元(其中,陈明亮300万、李家斌50万,雷德明、黎中明各100万,江捷50万)。通过地下钱庄转到澳门赌场。

根据雷德明的供述,三年以来,洗码总计约有1个多亿。被抓时,尚有3亿赌债未收回。

这是重庆黑社会团伙势头上升期,在此期间,重庆黑社会中将涌现越来越多的富翁。在重庆公交线路领域,黎强组建的“渝强实业”,通过不断扩张、垄断,最终使其成为“巴南第二富。”

此外,成立于2005年4月的重庆万贯财物咨询有限公司。查阅其注册登记显示:由陈坤志、龚刚模、龚云飞三人分别出资47.5万元、47.5万元和5万元,注册资金100万元。陈坤志任法人代表。

这个时期,黑社会已经熟稔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媒体援引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的说法,白云湖赌场在第一次被查时,被扣了很多现金和80多辆车,当时打招呼要求放人和退还赃款赃物的,正是文强。

“白云湖案”也被当成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重庆的黑帮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观察者认为:此后,重庆的黑帮组织退出赌场生意,着力经营“放水”(即高利贷)公司,并进军房地产、交通、建筑等领域。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本报记者调查显示,整个过程将呈现一条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主线。(详见A增04-05版《离奇土地拍卖案背后的黑色链条》)。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更远,上溯到重庆直辖后的十年间,可以发现:在重庆市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典当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社会的影子,以及政府内的保护伞。黑金帝国的这部分叫做:逐利时代。

在此阶段,按照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说法,即“渗透的领域不断拓宽,大到能源、交通、建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小到粮油菜肉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贸活动,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

黑白时代 2007年之后

这个时代前后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积聚财富的同时,黑社会寻求“政治庇护”;二是在金融业中,黑金牵扯越来越深,乃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外,文强被抓,也为重庆打黑留下更多遐想。

渗入政界

“披上了代表、委员等政治光环”“成功控制主要经济命脉”

2007年12月,“巴南第二富”黎强当选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其身上官方或半官方头衔还有:“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

在过去的两年里,黎强对于人大代表的身份也算尽职尽责,比如,2008年,黎强建议将“11·27”烈士纪念馆及主城各公园等对本市市民一律免收门票,有利于对市民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市教育。再比如,今年的重庆两会上,黎强提交建议呼吁,把重庆的下半城修成重庆老城步行街。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王德容的女人和她的队友,却在上访路和黎强作殊死抗争。7月29日,在确证黎强被抓消息之后,她和她车队的30多名驾驶员,从巴南、合川等地赶到重庆市委门口,拉起“感谢党和政府打击黎强黑恶势力为民除害”横幅。

2006年,重庆再出公交新政,出于增强公交公司承担风险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对公交公司规模设限,要求至少50辆车才能经营。隶属黎强的渝强公司只有38辆车,属于在市场上跟大家一起抢买牌照的“小鱼”。

在此背景之下,王德容跟另外的37名车主,在自己的车挂靠在渝强公司旗下,开始了新的征程。不料,38人陆续签完合同后,“线路和经营权全成了他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王德容和队友找到黎强理论,却遭到“几十人手持棍棒”围攻毒打。

自此,王德容和队友开始漫漫上访之路。3年来,她们跑遍了各级部门,三上北京,受到有关部门接待。而黎强和他的渝强公司在三年中非但纹丝不动,还一步步坐大拿到了几乎遍及全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路,实际可以影响到城市公交命门。

拥有官方头衔的还有陈明亮:2005年,他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目前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此年,陈明亮当选重庆市古玩商会会长,被称为重庆最大古玩商。他还当选渝中区人大代表。

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说:“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光环,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危害执政基础。”

2007年,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中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

此阶段的重庆黑社会呈现出黑金和权力媾合的迹象,在梳理垄断重庆猪肉市场的王天伦个案时,其间不乏政府主导的影子。

1980年之前,王天伦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从村民手里收到更多的猪,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掉。之后他琢磨出的养鱼经验最终在全省得到推广,其本人也受到了四川省政府的表彰。1997年12月,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发布后,王天伦投资千万元成立重庆市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开始规模化从事生猪的屠宰和流通。此后一发不可收。2003年,永红公司产值达到2.8亿元,上交税费2000万元。随后几年,公司总产值更是达到8亿元,仅税收一项就超过5000多万元。对于这个公司,政府官员非常重视,尽可能地给予了宽松的政策条件,其中包括土地、物流、税收等。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主管官员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高级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到王天伦案发,今普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70%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一个例证是,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6名厅级、17名处级、12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1.6亿元。

“放水”凶猛

“90%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

在重庆黑社会发展的线路图上,“放水”一直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相比此前赌场上的“放水”行为,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更加深入且触目惊心。

记者掌握到的一份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显示,重庆主要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120亿元之间。

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很多已严重逾期,难以偿还。

去年,重庆排名第六的房地产开发商同创置业轰然倒下,鼎盛时,它的总资产一度达到20亿元。在审核同创置业债务时,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发现:自2007年起,同创置业累计发生的民间借贷41笔,金额高达9.17亿元,支付的利息为1.46亿元。截至2008年12月30日,对外民间借贷的余额多达1.88亿元。

同创置业董事长张明瑜,是重庆工商联的副主席,房地产协会的会长。记者联系他时,张明瑜声称至今仍在外地逃债。

据《财经》杂志此前报道称,从初步统计结果看,重庆地产商借高利贷的数量令人惊讶,而所借高利贷的利息更是高得离谱。据调查,高利贷月息低的在5%左右,更多的月息在10%—13%,有的甚至更高。最高的月息实际上已超过了20%,甚至有部分国有企业和政府文化机构也参与了放贷。

张明瑜的一个朋友透露,在高额负债的情况下,由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同创做了一笔信托业务,全面控制张的股权和资产,使其资产丧失流动性。而根据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商会测算,高利贷平均每年要从重庆地产企业抽走约80亿元利息,其中约有50亿元流向外地。

这期间,黑社会控制的“水公司”不断地给张“放水”,以维持“金融信用”。以张明瑜为例,仅去年一年,张就支付给“水公司”的利息高达一亿多元。在张内外交困心力交瘁时,黑社会的“平头们”不断上门恐吓,张只好四处逃债,最后以一元钱的价格转让股权。

重庆市非公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个主要困境就是融资难,所以放水公司才有市场。他认为现在内地城市跟沿海城市的融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在内地,银行是有偏见的,它就是看你企业能否有抵押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坎。”他说,“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重庆市某房地产老总告诉记者,在重庆,90%以上的房地产公司都在借高利贷,其中不乏大量黑金。重庆律师周立太分析,重庆的高利贷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一些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二是国有银行利用职务之便放出来的钱,“钱的来路不正,收钱的手段更不正。”

在“奥妮土地”案中,陈坤志和龚刚模的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先是向拍的土地的某公司负责人贷出本金1000万,月息为10%-15%的高利贷。后因无力支付高息,该公司负责人迫不得已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坤志,使其为占51%股份的大股东。

而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

“7·31”会议

“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黑社会”

显然,重庆打黑风暴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无论是从涉及的产业面之广还是出入的金额之巨,都表明:它已渗透到重庆经济命脉。王立军的重庆打黑,必然引起当地经济的震动和不安。此前,重庆市老板逃跑、官员被“双规”的谣言已经满天飞。

7月31日下午2时,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王立军应邀介绍近期打黑情况,听众是重庆市国资委官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当地金融大鳄和企业、经营业主们。

王立军一改往日对传媒界的低调,在台上讲了近两个小时。参加此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索通律师事务所韩德云回忆说,会上王立军例举了大量的例子,用以说明目前的进展情况,“大家都感觉触目惊心,此前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事实上,台下的金融大鳄和企业主们都明白,说是邀请介绍情况,实际上是探听打黑底线来的。韩德云说:“很多银行家都来了,他们关心打击的尺度和范围,担心会打过了头。”

会议持续了4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里,王立军和企业主们交流。这次会议在黎强、陈明亮等亿万富翁涉黑被抓之后、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黑落马之前。一个悖论是:随着重庆经济发展至今,现实社会与黑金帝国之间很难正本清源。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说,现在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黑金,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完善,重庆的经济本来是按照100码的速度前行,因为有个黑社会,现在就只有了70码的速度。

“现在要发展成渝经济圈,不打黑是不行的。黑社会是包罗万象的,比如,招投标,在现场,就会有一些的黑社会的马仔坐在你的身边,拿着刀顶着你,让你不要举牌,不然就捅你,现在的黑社会是黑白通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的。”

重庆金融大鳄们有两个担心:一是涉黑企业的银行贷款如何归还?另一个是,一些金融领导也受到了黑社会的敲诈,这表明他们会跟踪监视你的举动,这种局面该如何应对。

牵扯到黑金,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据一名参与会议的记者透露,王立军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打黑上限的承诺。

“有些情况你想都想不到。”这位记者说,出于谨慎和敏感,他对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避而不谈。而对于此次会议的报道,媒体也只刊发了重庆市公安局的通稿。

而这些悬念,或许正是重庆打黑的艰难所在

离奇土地拍卖案背后的黑色链条

这是一个重庆黑社会运作的典型样本。通过下面这个故事,你将看到:一个黑恶团伙如何通过放水、非法拘禁、暴力威逼,成功控制住一家公司后,与卖方合谋,操纵拍卖。致使一宗实际价值超过9000万元的土地,拍卖成交价仅3710万元。

在这条清晰的利益链上,既有黑恶团伙、企业法人、拍卖公司,也有无良律师,以及司法官员。

材料内容来自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此事的内部调查报告,起草于2007年12月28日。事实清楚,证据齐备,但至今仍悬而未定。

放水公司强行“合作”

在记者眼前,堆积了一尺多高的材料证据中,有一份标识为渝公经侦文【2007】134号的文件,隐藏着“奥妮拍卖案”的全部秘密。

案子围绕着一块大约68亩的土地展开,它有个不错的名字,叫“三工场”。在一切开始前,它还是奥妮公司与土地所有者重庆化妆品厂争议的标的物。很显然,奥妮公司正在积极寻找买家。

在2005年6月16日,有三家公司决定合作,他们分别是:奥妮公司、中粮鹏利重庆置业公司(下称中粮公司)以及广海公司。但主角是中粮公司,这是中国粮油进口集团公司的一家下属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奥妮公司、广海公司包干9000万元协助中粮公司拍到“三工厂”。

此前两个月,一家名叫“万贯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万贯财物)在重庆市工商局注册成立,其资本为100万。这样规模的公司,在金融业蓬勃的重庆,本不值一提,但其背后的法人和股东却不得不说。

法人代表为陈坤志,男,1966年7月19日出生,1988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并参加工作,先后在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杨家坪派出所和江北区公安分局石门派出所任民警,1989年12月5日因受贿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990年3月29日受行政开除留用查看处分,1995年12月21日因殴打他人受到行政撤职处分,之后辞职离开公安机关。

大股东龚刚模,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摩托车行业人士称为销售奇才。其在做摩托车和摩托车零配件销售顺风顺水之际,与陈坤志等人共同成立了万贯财务公司。

在此次重庆打黑风暴中,万贯财物的法人和大股东,前者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捕;后者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从警方侦破的事实来看,万贯财务其实是一家“放水、洗钱”公司。在其成立当月,陈坤志便向广海公司负责人吴学权借出1000万元的高利贷,月利息为10%-15%,为保证其高额收益。陈坤志强行要求吴将其变成广海公司持股51%的大股东。

2005年8月21日,因无法支付每月100多万的高息,陈坤志将吴学权拘禁在皇冠东和酒店,此期间,正是广海公司和奥妮公司、中粮公司为拍得“三工场”履行协议之时。

陈坤志得知吴学权和中粮公司的合作项目后,即勒令吴学权通知广海公司的法人代表李德海赶至酒店,交出了广海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一直到当年9月4日,吴学权彻底退出其与中粮、奥妮公司的合作项目,由陈坤志全面接手后,才被放走。

当年8月31日,陈坤志撇开吴学权,代表广海公司,采取威胁与利诱手段与中粮公司和奥妮公司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广海公司和奥妮公司协助中粮公司竞拍成功,然后收取3145万的费用,约定此款用于化妆品厂职工安置及交纳各种规费。但是从后来中粮公司先期付给陈坤志的1740万元的走向来看,实际上并未用于合同约定的方面。直到本报记者采访调查时,化妆品厂已经下岗的工人们,仍在为他们的安置费奔波。

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调查认为,中粮公司负责人黄亚虎虽明知吴学权被拘禁及不能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仍然开始了和陈坤志的全面合作。

律师双方代理

如今来审视“三工场”的离奇命运,牵扯进去的利益各方,最后无不达成为虎作伥的利益同盟。

中粮公司在与陈坤志全面合作的当天,又与富国律师事务所签订了金额为580万的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富国所负责让中粮公司进入司法拍卖程序,580万的律师费由中粮公司付给广海公司和奥妮公司的费用中扣除。

这份代理合同的玄机在于富国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陶益芬。其哥哥正是“三工场”持有者———重庆化妆品厂厂长兼法人代表陶益禄。

而富国律师事务所同时也是重庆化妆品厂的代理人。在陶益禄上台后,单方终止了此前的律师事务所合同,转而与其胞妹所在的国富律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关系。

为了让富国律师事务所协助中粮公司竞拍成功,陈坤志和中粮公司黄亚虎又拟了一份拟请该所出面协调化妆品厂和重庆市高级法院工作的“备忘录”。

接下来,围绕着“三工场”的协调,实际上是在上述几家公司之间来回倒腾。

因为“三工场”此前是奥妮公司与土地所有者重庆化妆品厂争议的标的物,富国律师事务所作为重庆化妆品厂代理人与奥尼公司在高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在记者获得的此次调解笔录中,中粮公司的负责人黄亚虎又作为奥妮公司的代理人参与调解。

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认为:富国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在高院主持的调解中既代理了化妆品厂,又代理了奥妮公司,因为中粮公司与奥妮公司利益的一致性,这样的代理,由黄亚虎参加调解而完成了从隐形转为显性。

而在此后的拍卖中,富国律师事务所也既代理了被拍方化妆品厂,又代表买受方中粮公司。

通过调查律师费流向,可以看到,化妆品厂负责人陶益禄在此间的利益关系。在于中粮公司签订律师费为580万的合同后,富国律师事务所主任陈仕谟要求黄亚虎提前支付部分代理费,用于其去疏通化妆品厂的关系。

经商议,由陈坤志的清幽公司代付50万先期费用,如竞拍成功此款由富国律师事务返还给清幽公司。

账目显示:2006年1月27日,清幽公司支付了50万元。2月27日,陶益芬以借款为名,从该款中划走24.9万,同日,又以借款的方式,借给陶益禄的妻子刘福惠。

2008年6月10日,重庆市律师协会对国富律师事务所作了处分决定:该所涉嫌双方代理,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事实清楚,给予公开谴责处分。

拍卖价至少低了7000万

2006年3月,“三工场”进入司法拍卖阶段,重庆市高级法院委托重庆辉煌拍卖公司(下称辉煌公司)负责组织拍卖工作。

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保证无人与中粮公司竞拍,辉煌拍卖公司以超过报名时间为由拒绝另一家重庆金洲物业公司(下称金洲公司)履行报名手续。

警方调查的事实是:金洲公司在2006年4月3日16时截止的报名时间前的14时许就到了辉煌公司的报名地点,但被辉煌公司员工无任何正当理由阻扰其报名,金洲公司立即向高院组织拍卖的法官反映了此情况,高院的法官刘晓龙随即与辉煌公司负责人汪钟联系,但其关机。

当日17时许,高院执行局、合议庭、司法鉴定处紧急召开会议研究这一突发情况,决定通知金洲公司第二天直接到拍卖现场参加拍卖。第二天,即4月4日上午,高院的法官张航、周旭等人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拍卖现场明确向汪钟提出要求其为金洲公司履行报名手续,但仍被拒。

辉煌公司汪钟和万贯公司陈坤志还反指高院搞暗箱操作,并威胁上告。高院遂中止了此次拍卖。2006年4月7日,化妆品厂厂长陶益禄以化妆品厂的名义发函致高院,声称,如果化妆品厂的职工在2005年4月19日没有收到86号调解书确定的1600万拍卖款,就将鼓动职工上访。

重庆市高院为确保公正,遂通知金洲公司参加拍卖,但该公司却因为觉得“情况复杂”而放弃了参拍。

4月14日,第二次拍卖在重庆市产权交易所二楼举行,不过,这场拍卖与此前相比,争夺既不激烈也不冗长。

此次拍卖参加的单位就只有中粮公司和陈坤志控制的万贯财务公司了。辉煌拍卖公司的拍卖师报出3670万元的底价并加价100万元时,现场仅有的两个买家6号中粮鹏利和7号万贯财务都无动于衷。拍卖师开始降低加价,从80万元一路降到10万元,7号终于举牌。轮番举了四次后,6号中粮公司如愿以3710万元的价格拍到化妆品厂的“三工场”。

拍卖现场的气氛让参与拍卖会的当地记者终身难忘,“我旁边坐了一排穿黑西装、留‘小平头’的壮汉,门口也坐了一排,进门的一楼还站着一排。”

值得玩味的是,事后,陈坤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采访时表示“我内心非常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在这个过程(指土地拍卖)中,没人来听我的声音。”

不到一年后,“三工场”的真实价格体现出来。根据2007年1月18日《重庆时报》34版刊登的信息称:“三工场”土地以标价1.3784亿元价格出让,高出2006年4月14日拍卖成交价1.0074亿元,扣除综合土地出让金,至少超出上述拍卖成交价7000万元。

彼时,陈坤志也曾一脸不屑和无辜的表情:“什么黑社会、流氓,那是很低级的……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总有人说要抓我去坐牢!”事后,中粮公司按约定向广海公司支付第一笔服务费1740万元,但此款并未进广海公司的大账,而是被陈坤志背地转让给了清幽公司,吴学权分文未得。

清幽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影子公司,根据警方的调查称:工作人员多次到工商管理机关查询,均未查到该公司的注册资料。但是其银行开户资料中却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而复印件中的注册号也在工商局信息库中无法查到。

“放水”吞并中小企业

记者查证,“万贯财务”已于2008年11月被重庆市工商局吊销,原因是“两年多没有履行过年检职责”。

近日,重庆某媒体重新将陈坤志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资料整理出来,而此前7月31日,陈坤志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同日,有万贯财物的大股东龚刚模,也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此前王立军披露,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亿。在“奥妮拍卖案”中,陈坤志通过“放水”,成为广海公司最大股东,从而控制该公司的过程颇具典型。

此前,吴学权向高利贷借款700万做生意,因项目停滞,被高利贷债主逼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其债权人之一胡重敏认识了陈坤志,并陆续向陈坤志借了1000万月息为10%-15%的高利贷。

陈坤志为保证实现自己的债权,在知道广海公司尚有不少资产的情况后,强行要求成为广海公司的股东,吴学权迫不得已于2005年4月15日将陈坤志变更为占广海公司51%股份的大股东。

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对此有个阐述,他说:“现在的黑社会远远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它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作为中小企业,根本就应付不了。比如,他要兼并企业,他的线人会率先发现那些缺少资金的企业,之后找你要借款给你,就是高利贷。他的起初的态度很好,你晚几个月还也可以,但是他突然间就会翻脸,要你偿还,不行,那就拿你的企业来做抵押,他的马仔们就出面了。你报警没人受理,你跟他们打官司,你根本就赢不了,不管是警察还是法院,都有他们的保护伞。”

重庆公安局经侦总队134号文件显示,在“奥妮拍卖案”中,吴学权被拘禁期间,陈坤志的手下多次对吴进行殴打和人身威胁,直到吴学权被迫交出广海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并彻底退出其与中粮公司和奥妮公司的合作项目由陈坤志全面接手,陈坤志才将其放走。

这份文件还透露出陈坤志涉嫌另一宗侵占案。在陈坤志获取广海公司公章和财务章后,了解到广海公司和时代建筑集团公司(下称时代集团)尚有一笔900万元的债权,随即要求广海公司的法人代表李德海出具委托书,由陈坤志代为行使法人代表的职权。

2007年3月,陈坤志持委托书找到时代集团收款,并自行和时代集团达成将900万元债务减至450万元的协议,并于2007年3月28日将时代集团付出的350万元划至陈坤志任法人代表的重庆巨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时代集团的债权履行中,广海公司仍分文未得。

至此,陈坤志通过清幽公司收走中粮公司付给广海公司1740万元,陈坤志收走时代集团欠广海公司350万元债务,加上吴学权已经支付给陈坤志800余万元利息,陈坤志共从广海公司获取2900余万元,远超吴学权欠他的1000万元本金。

利益链“潜规则”

在“奥妮拍卖案”的最高利益链上,牵扯到了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以及重庆高院原执行局局长、重庆市法官学院院长乌小青(两人于今年6月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尽管中粮公司为了“三工场”土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由于重庆化妆品厂300名工人激烈抵抗,他们一直未能实际控制“三工场”。由于案件悬而未决,“三工场”也成为了重庆市江北区的重点维稳隐患。

本报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2008年8月20日,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不稳定情况的紧急报告》上,张弢批示:8月8日,我已签告执行局组成合议庭,对恶意串标进行审查,请执行局加快处理。

但直到2009年4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以“土地拍卖悬案”为题,报道了这起司法拍卖出现的“怪相”时,重庆高院执行局仍没有公布审查结果。

而另一份资料显示,重庆市高级法院以党小组的名义,向重庆市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为:“奥妮拍卖案”程序合法。

有消息称,经央视曝光后,中纪委开始介入。张弢和乌小青被调查,才使得问题得以浮出水面。

据此前媒体报道,拍卖行业里有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拍卖一单业务的行规佣金法官以前的回扣是50%,近几年已经涨到了快90%,一些法官肆无忌惮的腐败行径使许多拍卖公司面临倒闭,“很多法官只恨不能自己亲自上台拍卖拿更多的钱”。

“奥妮拍卖案”揭示了司法拍卖中的阴暗一面:竞买人围标,恶意串标,职业控场,黑恶势力参与等问题。重庆市高院副院长唐信福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屡见不鲜”。

事实上,如果将这个离奇的故事与重庆打黑风暴联系到一起:从张弢、乌小青落马,到文强被抓,再到陈明亮、黎强、龚刚模、陈坤志等一批身家上亿的黑社会头目被逮捕,由此可以看到重庆打黑风暴的时间延续和连贯性。

这与本报记者的观察一致:重庆打黑,只有在经济领域解读,才能触动到黑社会存在的本质。

故事到此并未完结。

链接

重庆今年701名官员落马

8月24日,重庆市检察院披露:今年1—7月,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523件701人。重庆市检察院表示,今后将深挖严打“保护伞”。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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